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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原最真实的“心学” 陆九渊真正的象山学究竟是什么样子的

陆九渊,象山先生,是与朱熹并驾齐驱的大儒,国史上有数的儒者,地位甚高。明代王阳明之学崛起后,因为跟朱子有些差异,一般都把他放到象山底下,说是陆王学派。好让人感到阳明毕竟还是渊源有自、持之有故的。因此,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几乎长期被视为理学两大支,犹如佛家之空有二宗。

可是近年很奇怪,阳明学忽然大热,朱子学却不太讲,陆象山更糟,基本无人闻问。空有双轮,独持小半轮,而夸夸其谈,不是怪事吗?

可是,象山确实也不好了解,古代研究、阐述其学说者,也曾不计其数。可是误解甚多,知音并不易觏。归纳起来,论象山之学,历来有三弊。我想先谈谈,替未来象山学之复兴打点基础。

一是谓其为禅。

二是说象山尊德性,不道问学。

三则批评象山是心学,不经世。

说象山是禅学,是很常见的。王阳明当年序象山集时,就曾替象山辩白过。但至今此论不熄,甚至说阳明也是禅,或整个宋明理学都是“阳儒阴释”。这真是个大笑话、大误解。

佛教自六朝以后,说众生皆有佛性、皆可以成佛、要明心见性等等,都跟印度佛学迥异,乃是吸收儒家学说以后才形成的新讲法。例如人皆可以成佛,就是套用儒家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人皆有佛性,就是儒家说的人性本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就是儒家说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等等,和印度佛教教义有许多不同。故与其说宋明儒是阳儒阴释,不如说唐宋以后佛教才是阳释阴儒。后人见佛家与儒学有相似之处,反而好像发现新大陆似的,指儒者窃用了佛说,岂非源流不明,盗诬主人吗?

由于唐宋以后佛儒相混,因此许多儒者也并不特别辟佛。可是象山却是严格分辨儒佛的,谓佛老乃异端,正理不容有二。

分辨的理由,主要是以义利辨之,批评佛家不经世。文集卷二〈与王顺伯〉说:“儒释之辩,公私义利之别,判然截然,有不可同者”。

为什么?象山说:儒家惟公惟义,要求人要尽人道,是谈所有人都该行的伦理;佛教则只关心个人死生问题,所以发心处就是私是利。“惟义惟公,故经世;惟利惟私,故出世。儒者虽至于无声、无臭、无方、无体,皆主于经世。释氏虽尽未来际普度之,皆主于出世”。

象山分判儒佛,基本观点如此。类似言论很多,如卷三四:“释氏立教,本欲脱离生死,惟主于成其私耳,此其病根也”(语录上)。卷三五:“释氏谓此一物,非他物故也,然与吾儒不同。吾儒无不赅备、无不管摄。释氏了此一身,皆无余事。公私义利于此而分矣”(语录下)等等,不胜枚举。

大家都知道义利之辨在儒学中的分量。象山以此区分儒佛,可见儒佛之分,在他看,是没得商量的,绝对不能融通。

象山之说如此,说他是禅学,他是绝不会承认的。

第二个误解是说他尊德性而不道问学。

此说于象山生前即已甚嚣尘上。《语录》上曾载:“朱元晦曾作书与学者云:陆子静专以尊德性诲人,故游其门者多践履之士,然于道问学处欠了。某教人岂不是道问学处多了,故游某之门者践履多不及之”,因而此说很可能出于朱熹。后来论两家之异,也常如此说,像黄宗羲《宋元学案》论象山,劈头也就说:“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

以“尊德性”跟“道问学”分辨朱陆,是没问题的。但由此分疏,却形成了一种流俗见解,说象山不道问学或反道问学。在常人看来,象山甚至是不主张读书的,有点像禅宗之讲顿悟。这种理解,真是过于浅薄了。为什么呢?

第一,陆九渊这个家族,本身就有博学的传统。

我们首先来看陆九渊怎么记录他爸爸。他说他高祖陆有程“博学,于书无所不窥”。接着又说他父亲陆贺博学,“究心典籍”,喜欢读经史,经常读到深夜。而且对于冠、婚、丧、祭等这些礼制是非常有研究的,附近的人有事情都要请教他。又说他父亲对于《大学》的章次,觉得编辑有问题,还得重新调整等等。通篇强调他父亲的博学,认为他父亲花了很多时间努力读书。

然后我们再看他怎么讲陆九龄(他一个哥哥)。九渊、九龄两兄弟的学术方向、平生志趣是一致的。当时鹅湖之会也是两兄弟同去,而且兄弟间还是以哥哥为主。可是,你看他怎么去描述他哥哥的学问。他说九龄对于阴阳、星象、占卜、五行、易术都很有研究,“靡不通晓”。

在这样的一种家庭背景下,陆象山自己当然也是博学的。后人常常因为强调象山学术的“尊德性”的部分,忘记了象山在读书上也非常勤苦、非常用功。

而这一点,在他的传记资料上却不难看得出来。所以他特别讲述他父亲精研典籍、熟悉儒家的各种礼仪,并在家中推行。这其实也是朱熹作《家礼》的思路。还有,就是说他的哥哥“读书无滞涩”,看书没有任何的阻碍,百家之学、阴阳技艺,无不通晓。

这讲的虽是他的父亲、他的哥哥,可是实际上陆象山自己本来也就是这样。所以在陆象山过世以后,弟子杨简为他写的《行状》里面,就特别提到他这种博学的状况:“读书不苟简,外视虽若闲暇,而实勤于考索”。

我们现在读《陆象山文集》,也能看到里面谈五行、谈易术、谈阴阳、谈星历、谈占卜的东西多得不得了。这一点,我发现很多人都不太注意。特别是他反对扬雄的《太玄》。他认为后来讲《易经》卜筮的办法受了扬雄很大的影响。

易学、占卜之外,他对《尚书》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他跟他的朋友们游山讲学,常讲《尚书》,对于《洪范》尤多心得。他在湖北荆门做官的时候,也特别讲《尚书》。现在还留下了讲《尚书》中的《洪范》篇讲义。另外,他对于《春秋》也是有讲义的。他发挥《春秋》大义,份量也挺多。

由于过去光是在「心学」的角度下看象山,对这些都不注意。一般谈宋明理学的朋友,对这方面也不了解。对于象山谈易经易术、谈《春秋》、谈《尚书》,到底在尚书学史、春秋学史中是怎么样的地位,跟其他学者的关系等等,几乎从来没有文章谈到。但实际上这是象山学里非常重要的部分。否则你看他在荆门做官时,几次召集军民来开讲,都是专门讲《尚书》、讲《春秋》,为什么?

无论在荆门或象山,他跟同事、挚友、下属、士子和百姓讲学的时候,都说即使是游山,我们也要讲习《尚书》。《尚书》《易经》《春秋》对于象山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故象山不是如一般人所以为,只是发挥了孟子的那几句话。

这是从他的家世的传统及他的本身的学术上来看的。

另外,就是我们要注意朱熹所讲的尊德性、道问学之分,是在什么层次上讲、在什么地方讲。

朱子主要是在教法上讲,就是在怎么教人上讲。学者教人时说,你要跟我学,很好;但跟我学不是枝枝节节的,东一点、西一点,而是要“先立乎其大”。这就是象山的教学方法。朱熹的教学法则是说要循序渐进,先一步步把该读的书读了。这主要是在教人的层次上说。但是,这样就能说,象山只是光谈“尊德性”,或者说朱熹光谈“道问学”吗?何况,朱子说这话时,也只是就两家的偏向说,讲一以这为主,一以那为主。并不是说陆象山只是尊德性,自己只有道问学。

曾有一个象山的弟子跟他搬弄是非说:先生,您的学问,是形而上的,是道的部分;朱熹的学问比较偏重于形而下,是器的部分。象山听后告诫他说,你如果这样批评朱子,朱子可就会不服气啦!

是的,朱子的学术怎么会没有尊德性的部分呢,当然有!象山学问,也不会没有道问学的部分。而且我要特别要强调的就是:象山道问学的部分,并不是枝微末节。道问学的功夫不是可做可不做,或做多做少无所谓的!“先立乎其大”是入门的辨志,辨别志向、区别方向。有了前进的方向,还要继续往前走,不是辨志以后就立地成佛了,所以他非常强调学习《大学》,要“博学、审问”。

他说:古人十五岁悟《大学》,他认为格物致知是下手之处,所以《中庸》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就是入手的方法,博学是格物的方法,是下手处。这方面,《大学》和《孟子》讲得很清楚。要读书就应亲近师友,向师友学习,自古圣人也要都要广择良师,向师友学习才能有进步;何况我们不是圣人,怎么能够靠自己空想呢。所以他其实是非常强调读书的。

我们常误以为他不强调读书,其实不然。他说,格物致知是下手之处,“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正理。读书则要像孔子说“学而不厌,发奋忘倦”这样。

所以,第一,他强调读书;第二强调亲师友、师友会聚。他说如果有机会能够有师友会聚讲学,我们当然要鼓励。因此,第三,象山又强调讲学。这些都是象山做学问的部分。我们不能够以为象山学只要说“心即理”就够了。他在读书做学问上是很勤苦的,他的家庭也有这种博学的传统。这就是我要说明的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是什么呢?就是象山经世思想的部分。

我一开始就从象山跟佛教的关系上来辨明,看象山怎么区分儒佛关系,就是要点出象山跟别人区分儒佛很不一样。为什么?他特别提到儒家经世而佛教不然。儒家经世这一点,恰恰是历来诟病陆象山学问最多的。大家都说陆王之学是袖手谈心性。你看清朝人怎么反对陆王?不都说陆王之学是闲谈吗?由于陆王之学与其他学问最大的不同之处在讲本心,但是对于实际的民生日用,好像陆王心学只是束手无策的。其实这是我们自己理解有问题,如果以为这就是象山学,恰好就完全搞错了。

象山为什么从经世、从化民成俗的角度来区分儒佛呢?这正是由于象山重视经世。

我们看他的年谱,年谱上说:先生十六岁,读三国六朝史,夷狄乱伐,听到过去靖康间的事,便学弓马骑射,有志于恢复中原。若这只是说他年轻时候这样。他老了以后呢?一样的!淳熙十一年,年谱上说,他读武略,研究兵书、讲究战略;说先生少年时,闻靖康事,慨然有志于复仇,所以访求志勇之士,欲图恢复中原。对于天下的形势要害,皆有研究。这些情况,在象山自己的文章中,也不断地谈到。

淳熙十一年,象山去当考官的时候,你看他怎么出考题。他出的考题,有一题是这样的。他说圣人立物制用,立衡器以为天下利;盖房子,老百姓可居住,做船、造舟辑,老百姓可以通行。这些圣人的思想都是可以真正利国的。从孟子讲“何以利吾国”的义利之辨以后,很多人都以为儒者只该讲义不该兴利,那些辟土地、充府库的事,就不考虑了。这实际上是把孟子的话理解错了。象山认为凡是儒者,都要谈记帐、文书等各种事务,孔子曾当过会计,《洪范》首篇又为《食货》。孟子呢?也谈王道。王道要怎么样呢?要制民之产、养民之欲。所以他透过考题来提醒考生重视这一点。

象山在他哥哥九龄过世以后所写的行状,记录了很长的一段论辩。论辩的原因,是当时有盗寇要进犯金溪,他们家族附近的人就来找陆九龄,问能不能起来率领我们抗暴?陆九龄跟他家庭的人商量了以后,决定要出来。当时就有人反对,说你一个儒生,不应该去管这些事情。为此双方反覆论辩。这时他哥哥有段话说:像孔子,他曾经学做委吏,学会计,他都做得很好,我们一个儒生,若什么事情都不懂,怎么样应付时世?这就表示了他的一个态度。

还有就是象山在文章里特别强调我们应该学古代的圣王,像尧舜、文武,他们都能够做大事,不应该只是在书斋里面。他年轻的时候有志于恢复中原,年长的时候讲求战略,还强调儒者的本领不能够只是读书,都体现了这种态度。

当时他的弟子曾问他如何医国。他说我是有医国的手段,怎么样任贤、怎么样用官,讲得头头是道。平时我们都注意到了象山学问跟朱熹有所不同,但是他跟朱熹其实很多地方还是有交集的,其中一个交集就是社仓。朱子在各个地方做事都非常重视社仓。社仓是一种救济性的制度,在歉收的时候把社仓开放来救济老百姓。象山对朱子的社仓法基本上很欣赏,也推行。但不完全赞同。因为象山觉得社仓只能在粮食比较富庶的地方做,如果常常年份歉收,社仓的制度就不完全能够应付,要用别的方法辅助它。而且社仓这样一种制度仍要相关的地方首长来推动,否则亦属无效。

针对当时的政治弊端,就是胥吏问题,象山也有很多体会和批评。现代人批评古代政治,常指责君主专制。古人论政,所关注却常不在上而在下。下层官僚,吏治不彰,其实才是中国政治的沈疴。

这是什么问题呢?文官体制是有官也有吏的。士人考上进士被派任到地方当官,这叫官。官都是自己去地方就任的,连家眷都不准带。他衙门里的人,叫吏,又称胥吏。吏都是本地人。官做了几年以后,任满,就被调走了,但是吏仍是那一批,而且都在地方上盘根错节,亲戚朋友一大堆。这些胥吏知识程度不高,但是在地方上长期把持着钱谷、米粮、邑庠、军政等等事务。新的官来了以后,地方状况不了解,对法律规章、判例又不熟悉,只能仰赖底下这些刀笔吏、狱政、师爷。这些人往往欺上瞒下,对老百姓进行很大的剥削,而且成为一个很庞大的官僚体制中间层,使得上下睽隔不通。这是宋元明清政治上的癌症,一个很大的问题。从宋代叶适、陆象山提出批评以后,直到明末顾炎武、黄宗羲仍在讨论。

顾炎武的《日知录》、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都曾探讨过胥吏政治所带来的危害。而这个弊害,象山就看得很透。他说做官的你要搞清楚很多的政策,下面幕僚提供给你的很多想法往往不是为了老百姓,而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所以你要真正了解哪些是老百姓需要的,去除胥吏之害,才能让老百姓得到好处。

另外,他认为一个地方官最重要的就是要听老百姓的倾诉。对于老百姓的倾诉,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

这些,都是由当时的实际政治出发的。还有一些是原则,原则是什么呢?他在《与辛稼轩》的信中,用很长的文字来讨论做官的宽仁刑猛的问题。他认为,不是对民吏越宽仁越好,要去其不仁才是真仁。你不能当好好先生,不好的政策,立刻要去掉;不好的人,不好的吏员、衙役,也立刻要去掉。唯有这样,才能够替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好处。这个是政治原则。当好好先生而显不出政治上有果断性,是不对的。

还有,他觉得一个从政的人,要有从政的用心,这个用心是为老百姓。他在文章中反复强调:你要搞清楚啊,努力从政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你这一批人的利益,是为了老百姓,所以你要从这个地方来关心百姓。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想法,有思想又有手段,他后来在荆门军做官,才会做得那么好。他过世时,周必大评价他的事功,说可比得上古代的循吏,确实可以看出讲心学的功效。

可见讲心学不是只是在家里做功夫就够了,最重要的是你需能实际用在社会上。象山这方面就做得很确实。荆门小试身手,对陆象山来说还是太小了一点,他的本领应该很大的,就像他讲可以“医国”嘛,他应该有这种本事!

他临终时,年谱记录那一段,也是很有趣的。说他跟他的后辈讲,我哥哥陆九龄当年有志于施行天下,想把他的学问用在天下;很可惜,他来不及了。而说这话过了不久,陆九渊就病重了。前面那句话,陆九渊是在讲他哥哥,同时其也是在感叹我也想施用于天下呀,但很可惜没机会。不过呢,他小试身手,在荆门军确实让我们看到了他践行心学的功效。

我们做学问的人,回去查一下《象山文集》就知道,象山说“成己”跟“成人”这两者是一贯的。君子利己而后利人,也是一贯的。必须要两者合一,这才是儒者之学,而不只是讲诚意正心、修身、尊德性就够了。

我讲这三个部分,当然是讲一般人理解象山的主要毛病。分开来谈是这三个问题,综合起来却是讲象山之学内外一致、本末一致,修己致人、成己成物这两者也是合一的,这才是象山学的全貌。

我们要想了解象山学,恐怕应该从这个角度来看。正因为这样,所以象山学跟我们的社会的关系,不言可喻。我们现在做官的人和今后有机会入仕为官的人,若能够像象山先生一样,问问自己,我们的本领到底在哪里?我们的本领是在抽象概念的思辩上吗?还是对于这些政治、金融及天下形势,我们也能够有所研究呢?可以让我们的孔孟之道真正经世济民,恐怕才是儒学可以作用于当代的重要功能。儒学的思想是不仅是“正人心”而已,还希望能够“正天下”,这是象山之学重要的理念,也是象山先生精神所在。谨提供给各位参考。

龚鹏程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当代著名学者和思想家。著作已出版一百五十多本。

办有大学、出版社、杂志社、书院等,并规划城市建设、主题园区等多处。讲学于世界各地,现为世界汉学中心主任。擅诗文,勤著述,知行合一,道器兼备。

*原标题:龚鹏程丨研究象山学之三弊

      文章来源:凤凰网综合

关键词:国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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