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历史学·历史剧

　　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剧是三个不同的范畴，它们之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对它们既不能混淆又不能割裂。对这三个范畴及其关系的理解如果发生偏差，就会不利于历史学研究，也不利于历史剧创作。

　　在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剧三者中，历史是本原，历史学和历史剧是对历史不同形式的反映和再现。何谓历史？历史就是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和进程。历史的分类很广泛，大的有自然史和社会史之分，在社会史中又有很多门类。对历史的研究和阐述就是历史学。历史既然是以往发生过的事情和进程，后人就不可能亲历亲见。他们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就只能通过历史学。所以，历史学是联结历史客体和历史主体的一个纽带。那么，历史学怎样才能正确地反映历史？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从基本的历史事实出发，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来对它进行研究与阐述。所以，在史学工作中，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包括各种文献、各种史书、各种和历史有关的其他著述、各种出土文物等，是至关重要的。历史资料纷繁复杂，真伪杂陈，这就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对这些资料进行辨别、鉴定，进行分析、综合，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理出一个基本的脉络。这是史学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步。它关系到历史学是否真实可信。

　　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有着十分深厚的史学传统，史学著作汗牛充栋，史学人才群贤辈出。我国的史学传统最讲究的是历史的真实性。春秋时期，晋国史官董狐用“书法无隐”以明赵盾之愆，被孔子称作“古之良史”。齐国太史因书“崔杼弑其君”而不惜以身殉职，被誉为秉笔直书的典范。“书法无隐”，“秉笔直书”，成了我国史学的光荣传统。由于中国史学发达，所以中国的史学理论也很丰富。中国史学理论的一个突出方面也是强调历史的真实性。唐朝刘知几提出才、学、识为史学三长，在讲到识的问题时他强调，一个史家必须秉心正直，“善恶必书，使骄君贼臣知惧”。可见他所讲的识不仅是指识见，而且是指胆识，指秉笔直书的勇气。刘知几在强调为史必须“直书”的同时，还尖锐地批评了“曲笔”。所谓“曲笔”，就是指不尊重历史事实任意歪曲、篡改历史，他认为这样写出的历史书只能是“诬书”。清朝乾嘉学派的著名史家章学诚继承了刘知几的观点，又有所超越。他在刘知几提出的才、学、识之外，又提出德的范畴，并且把史德提到了突出的地位。章学诚认为，对于一个史家来说，才、学、识固然重要，但犹未足以尽其理也，还必须讲史德。什么是史德？他认为著书者心术正就是有史德。所谓心术正，就是不以个人好恶，不掺私人成见，对历史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史家写史，总包含着他的主观判断在内，为使这种判断不致和历史的真实有太大偏离，章学诚提出“慎辨”的命题。“慎辨”和“直书”并不矛盾。“直书”是说，史家对于认准的问题就要秉笔直书；“慎辨”是说，史家对于没有弄清的事情就不要轻易下结论。“慎辨”不是否定“直书”，而是为了更好地直书。一个心术不正，不尊重历史，凭个人好恶任意对历史评价的人是“秽史者”。可见，在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里，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把符合历史的真实性作为史学写作的第一要义。

　　中国的历史学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历史观领域里引起了一场革命性变革。从前，在对自然的解释上，既存在唯心主义，也存在唯物主义，而在对社会历史的解释上，最终概无例外地陷入了唯心主义。这是因为社会不同于自然，自然变化一般地说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则不同，社会的主体是人，社会的演变离不开人的活动，而人是有意识的。社会的这种特点给人们带来了认识上的困难，以致不少人总是用精神的因素来解释社会历史的发展。在自然领域中，许多物质形态的东西是一目了然的，而社会领域中的物质形态究竟是什么，直到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一直没有得到解决，是马克思主义首次解开了这个千古之谜。关于这个问题，恩格斯有一段精彩的论述，他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版第３卷第７７６页）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史观，彻底改变了历史学的面貌。在马克思主义传入前，我国在历史学的领域内占主导地位的历史观是唯心史观。尽管已有史学家把达尔文的进化论用于历史研究，但进化论只是自然观上的唯物主义，并不是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之后，我国史学界开始认识和接受唯物史观，一批史学家运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和阐述历史，形成了历史学中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从此，我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今天，我国的历史学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更加成熟，硕果累累，人才济济，正在为发挥历史科学的认知作用和教育作用，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做出新的贡献。

　　如果说历史学是一门科学，属于人文科学范畴，那么历史剧则是一种戏剧，属于文学艺术范畴，二者不能混淆。但二者之间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和历史有关，历史学是科学地再现历史，历史剧则是艺术地再现历史，二者同历史都有割不断的联系。历史剧既然是一门艺术，就不能要求它像历史学那样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和历史进程来展开情节、叙述事件、塑造人物。作为一门艺术，历史剧允许艺术的夸张，允许情节乃至人物的虚构。一部优秀的历史剧虽然有不少夸张和虚构，但由于它是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的艺术创造，因而既富有艺术感染力，又不失历史真实感。一部历史剧如果只是刻板地反映历史，机械地描绘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那么它就丧失了以典型形象感染人这一艺术的基本特征。一部优秀的历史剧，不仅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更重要的是塑造了一批有血有肉、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在历史学中，历史事件、历史进程是通过历史学家的叙述和阐释来展开的，而在历史剧中，历史事件和历史进程就包含在剧中角色（艺术形象）的活动之中。一部历史剧之所以能打动人，不仅因为它有感人的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因为它有感人的典型形象。这些形象的性格、行为、遭遇以及最后的命运，使人们受到很大的感染。郭沫若写的历史剧《屈原》，其主角虽是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剧中既有虚构的角色，也有虚构的情节，这不但没有影响全剧的历史感和可信度，相反，对于展示屈原的爱国精神和坚贞品格，突出屈原同媚敌投降派的斗争这条主线，起到了有力的烘托和陪衬作用。可见，适当的夸张和合理的虚构并不违反历史剧的真实性原则。《屈原》一剧不仅故事感人，而且塑造了屈原这一典型形象。他的坎坷经历、不屈精神和悲剧命运，在人们的心中引起了强烈的震撼。难怪当这部历史剧在抗战时期的重庆首演时，轰动了整个山城。历史学通过对历史的叙述和阐释使人们认识历史，可以知古鉴今，而历史剧的史鉴作用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历史学，因为历史剧是艺术，它通过艺术形象所表现的历史进程，更易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

　　亚里士多德在比较诗和历史时提出的一个论断值得注意。他说，诗比历史更富有哲理。他说的诗是广义的，并且主要是指古希腊的悲剧，而这种悲剧的题材又大多是历史题材，所以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特殊形态的历史剧。而他所说的历史则是指旧时的历史学。为什么诗会比历史更富有哲理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历史只叙述已经发生的事情，而诗则可以预见可能发生的事情；历史只记录个别的事实，而诗则意在揭示某种普遍性。比起旧时的历史学，历史剧的确有着更加广阔的想象空间，剧作家在利用历史题材进行艺术创造时，有可能跳出题材的圈子，说出一些更为深刻的东西。

　　明确了历史剧和历史学的区别以后，我们还必须认识到二者之间的联系。历史剧是一种戏剧，但这种戏剧和其他戏剧不同，它是以历史为题材的戏剧。用历史题材写戏剧，艺术家虽也有相当大的想象空间和创作自由度，但有一个原则必须遵循，这就是尊重历史。历史剧的尊重历史，并不要求拘泥于历史的细节，并不要求做到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人无来历，这样的要求对于历史剧来说，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历史剧的尊重历史是指尊重历史的逻辑，尊重历史的必然性，是指所写的人和事虽不一定是历史上实有的，但必须是历史上可能有的，决不能违历史之常理，悖生活之常情，把根本不可能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物和事件，以及人物的性格和行为等等，强加给那个时代。对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特别是对那些有重大影响的人和事的描述和评价，尤其要慎重，决不能不顾及历史的记载、史实的鉴证和历代史家的评论，单凭自己的想象和好恶，任意进行编造，以致把历史篡改得面目全非。

　　这样的历史剧有没有呢？有的。就拿某些以慈禧为主要角色的所谓历史剧为例，慈禧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反动人物，她对内人民，对外媚敌降敌，在以她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统治下，把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大国变成任人欺侮任人宰割的国家。慈禧的恶名不是哪个史家强加给她的，是她的所作所为把自己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这样一个反面人物，有什么必要在银幕和荧屏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我们的历史剧不是不能写慈禧一类的人物，问题是写什么，怎样写，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按照历史的真实性来写，还是用唯心史观作指导，违反历史的真实性来写？是“直书”，还是“曲笔”？人们在有的历史剧中看不到慈禧的凶残和阴险，看到的却是她的所谓机警和沉稳。这种把反面人物的性格和行为主次颠倒的现象，在不少历史剧中都存在。有的历史剧作者甚至把“人性化”的光环戴到了慈禧的头上，把她描写成一个具有善良人性的历史人物。这一切完全背离了历史剧的创作原则，使历史剧脱离了健康的轨道，走向了它的反面。这里不能不提到近年来相当流行的“戏说”剧。所谓“戏说”，无非是指比起历史正剧来夸张和虚构的成分更多一些。但是即使是“戏说”一类的戏，只要你是拿历史说事，拿历史上实有的人和事说事，也就不能太随心所欲，不能胡编乱造到离谱的地步。有的历史剧作者不是把历史剧看作对历史的艺术再现，而是完全当作抒发个人情感的工具。既然是艺术创作，艺术家当然会在作品中表达出自己的某种主观感受，但是，这种表达如果完全脱离了历史事实，那么虽名为历史剧，实际上已和历史剧南辕北辙。有的历史剧作者甚至说，他写的历史剧就是要气死历史学家。这句半开玩笑式的话反映出，某些历史剧作者对历史剧必须尊重起码的历史事实这一原则漫不经心，甚至故意触犯。我们既不能用“曲笔”来写历史学，也不能用“曲笔”来写历史剧。一定要记住章学诚提出的“秽史者必自秽”的警告，并不时地自我反省。

　　历史学和历史剧虽不属于一个范畴，但都有一个帮助人民认识历史，并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的任务。人们学习历史学，可以知古鉴今，可以加深对唯物史观的理解，可以从历史的演变中认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并且以这种规律性的认识来指导自己的行动，规范自己的行为，使自己作出正确的价值选择。人们欣赏历史剧，既能得到审美的满足，又能从艺术的视角了解历史，形象地感悟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剧都是对历史的再现，但二者有不同的社会功能与表达形式，不能互相代替。

　　历史学和历史剧的不同的社会功能，并不影响它们之间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历史学和历史剧以不同的形式满足了人们了解历史的愿望。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剧比起历史学更能为广大群众所理解、所接受，因为它通过艺术形象来表现历史，这比历史学更生动、更活泼。因此，对历史剧的作用决不能低估，而影视中的历史剧，由于传播面广，它在群众中的影响力就更不能低估。既然历史剧在现实中，在群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那么历史剧作者就应当担负起自己的责任，就应当为广大群众提供既富有艺术感染力、又富有历史真实感的优秀作品，就应当把历史剧的创作过程，看成是一个严肃的精神生产过程，而不能草率对待、等闲视之。

　　历史学和历史剧可以而且应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这里的关键是两者都必须尊重历史。历史学和历史剧是对历史的不同反映，反映的形式虽不同，但反映的对象则是一个。不能认为历史学应当反映历史，而历史剧因为是艺术，就可以不反映历史，就可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甚至违背历史、嘲弄历史。可惜，在实际生活中恰恰存在着历史学和历史剧互相打架，成为互不相干的两张皮的现象。比如历史学告诉我们，应当坚持唯物史观，而有的历史剧则大肆渲染唯心史观；历史学告诉我们，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有的历史剧则把封建帝王说成是真正的英雄，人民大众不过是愚昧无知的群氓；历史学告诉我们，对历史人物应当进行阶级分析，历史人物的功过主要看他在历史发展中起进步作用还是起反动作用，而有的历史剧则主张超越阶级关系，对各种人物、各种角色进行所谓“人性化处理”等等。这种历史学和历史剧之间的错乱现象，使得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年无所适从，产生了严重的思想混乱。现在，有一些现象令人不安，比如，有的宣扬错误的历史观、歪曲历史真相的所谓历史剧不胫而走，而按照历史的真实性写出的历史学著作，在群众中反倒十分隔膜。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几代以后，不少人将不知历史为何物。这决非危言耸听！总之，只要共同遵守尊重历史这一原则，历史学和历史剧是完全可以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的，完全可以在各自的领域内做出更大的成绩，为满足人民的精神生活需要，为弘扬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