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陵剧坊与《演员实验教室》：台湾戏剧史的一段传奇

　　今年的乌镇戏剧节期间，《演员实验教室》或许是最催泪、观众口碑最好的一部戏。很多观众都表示自己“一开场就哭了”、“一直流泪到剧终”。导演金士杰将这部35年前的经典剧目重新搬上舞台，以庆祝兰陵剧坊40岁的生日。兰陵剧坊的演员们也得以再度聚首，以集体创作的形式重排此剧，在舞台上向观众诉说自己的人生故事。

　　凡是对台湾戏剧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不知道兰陵剧坊。它是台湾第一个引发大众关注的实验剧团，启迪了“戒严”中沉睡的台湾戏剧界。从1980年创立到1991年解散，兰陵剧坊为台湾培养了众多的表演工作者，包括金士杰、刘若瑀、李国修、卓明、赵志强等，同时兰陵人也分别创立了众多举足轻重的专业戏剧团队。这个只存在了短短11年的剧团，却几乎影响了整个台湾的当代戏剧走向，成为了台湾戏剧史上的一段传奇。

　　而在兰陵剧坊创始人金士杰的老朋友、台湾知名舞台剧导演赖声川看来，兰陵剧坊真正有趣的不只是在台上呈现的实验另类的作品，更是在这些戏剧人本身的生活。他们决定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个决定就影响了他们在艺术中的一些结果。

　　10月23日，兰陵剧坊创始人金士杰现身乌镇西栅评书场，与乌镇戏剧节常任总监赖声川一道，以“华人实验剧场启蒙”为主题，追忆了40年前那场轰轰烈烈的实验剧场运动，以及他们台上台下的人生故事。

　　故事的开端可追溯到1978年。当时，27岁的金士杰从屏东农专畜牧科毕业不久，在牧场养了一年半的猪。从小就热爱文艺的他不甘心在牧场上度过此生，于是只身一人从台湾南部的眷村来到台北，揣着“一些远大的不得了的想法”开始了自己的戏剧生涯。

　　当时的台湾几乎没有现代戏剧，只有“一群人在没有这个行业的状态下，做一些还搞不清楚跟这个行业有什么关系的一些活动”（赖声川语）。张晓风和她的基督教艺术团正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金士杰开展戏剧表演的第一个阵地。另一个不得不提的是耕莘实验剧团，该团是天主教艺术团。随着剧团的发展，负责人周渝发现天主教教义束缚了自己的戏剧实验企图。为了突破瓶颈，他找到了金士杰。1978年，接下重任的金士杰汇集了一帮文艺青年，包括卓明、杜可风、黄承晃、刘若瑀等。日后的兰陵剧坊便是脱胎于此。

　　接下耕莘实验剧团的一年半后，金士杰和他的朋友们在耕莘礼堂演出了第一部戏。那是一部纯肢体剧，极为简陋但也极为自由。“灯光没有，那从你家搬麻将灯。自己带电线，延长线接好长。服装没有，我们全部人花一点点钱买了一点练功裤，全部戏服就是练功裤、汗衫。化妆没有，就不化，”金士杰说，“我们就在360度的空地上跑啊飞啊，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台词，从头到尾的音乐都是喊叫似的，挺吓人。我们在观众面前跑的时候，头一甩，汗都能飞到他脸上去。演完了说谢谢您，请搬椅子我们还得演第二出。”当时到场的观众只有二三十人，但包含了台北文坛的许多著名人士。金士杰还记得演出完后，流连忘返的观众告诉他“等你们这一票人等了好久，你们终于来了”，这样的肯定给了一群躁动的年轻人极大的信心。

　　1980年，兰陵剧坊正式创立。之所以不再沿用耕莘，是因为金士杰认为自己想做的事更加大胆，“可能更违背习俗或者是一些制度上框框架架的东西”，不想牵连到与耕莘剧团相关的人们。

　　1980年的“实验剧展”让兰陵剧坊名声大噪。实验剧最早兴起于美国纽约，是反百老汇商业剧场的一种运动。实验剧不受场地限制，演出者可以完全不顾剧场模式和惯例，尽情发挥自我。上世纪70年代以后，在西方学习戏剧的学者陆续回台，将“实验剧场”的观念带入台湾，这其中就包括时任文化学院艺术研究所戏剧组主任姚一苇。1980年7月15-31日，第一届“实验剧展”正式举行。

　　第一届实验剧展上，金士杰编导的《荷珠新配》大放异彩。回忆起当时的盛况，金士杰说：“很多评论者就写说台北很久没有这样的画面了。媒体大为鼓励就拼命给我们篇幅，给我们加油，一下变成一个宠儿。”

　　兰陵剧坊和《荷珠新配》的成功，开启了台湾的小剧场运动。“兰陵在当时的台北推动了一个启动的力气。很多徒子徒孙，一些学弟学妹们，陆陆续续在台北各地组成剧团。”金士杰说。据1987年10月31日成立的台北剧场联谊会记录，仅台北一地参加联谊会的小剧场就有屏风表演班、魔奇儿童剧团、果陀剧场、冬青剧团、九歌儿童剧团等19个剧团。

　　近40年后重新回想当时的兰陵剧坊，金士杰最难以忘怀的是成员们第一次集合的那天。“那天我事先还在想今天我要致辞，我是主席了，我是老大，我说什么呢？真的觉得太丢人了，我根本乱七八糟说，一个字不敢回忆，”金士杰笑道，“但那个画面很好玩，他们完全不像任何天底下我见过的剧团，每个人的穿着打扮没有一点时髦痕迹，全都是在菜市场口上遇到的那些，好像预备说两句话回家继续洗厨房什么的，我自己穿个凉鞋都快破掉了。大家坐在那边你看我，我看你，讲一些很伟大的话，自己都不太相信，就开始了。”

　　无论是金士杰的兰陵剧坊，还是赖声川的表演工作坊，抑或是李国修的屏风表演班，这一批上世纪末期兴起的实验剧场都有着相似的创作和表演理念。赖声川认为，不同于当代戏剧对意象形式的重视，当年的戏剧“真的是用这些方式来深入我们的内心内在世界”。

　　兰陵剧坊之所以能够一鸣惊人，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指导老师吴静吉博士在训练上给予的帮助。留美学习的心理学博士吴静吉曾在纽约La Mama实验剧场（La Mama Experimental Theater Club）工作，La Mama实验剧场是美国Off-Off-Broadway（超外百老汇）运动的重要力量，这一运动强调完全拒绝商业剧院，进行独立的戏剧生产。通过姚一苇的介绍，金士杰成功说服本不想参与戏剧的吴静吉加入到兰陵剧坊，将西方的肢体训练方法带给这群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但训练的过程大大出乎成员们意料，吴静吉用心理学的方法让成员们大量回忆自身经历，并让他们做“暖身操”相互按摩，通过身体的接触消除隔阂解放天性。“刚开始的一年半中，我们指导老师说你们有的时候都太急于上台演戏，我觉得你们把这些东西先丢掉吧，先玩吧。可是玩的时间真长，那个年纪的我们二十五六岁，天呐，那是多珍贵的年纪啊。我的同辈们都是在外边养车养房子，冲的不得了，你还躺在这边来做放松，明天又做放松，放松能做几个月？其实这课程在日后回想起来都是对我们很重要的东西。”金士杰回忆说。

　　除了训练上的颠覆，这一批实验剧场还采用集体创作和即兴创作的形式，挖掘自己的故事，演自己内心的情感。这样的方式在赖声川看来，融合了戏剧治疗的理念，让表演回归到本真的自然状态。

　　赖声川表示，即兴创作也是逼出来的。当时的台湾市面上几乎没有原创剧本，翻译的西方剧本漏洞百出不伦不类，赖声川在无剧本可用的情况下，带领学生以即兴创作的方式教学和演出。1984年1月，赖声川回台后指导的第一部戏《我们就这样长大》在耕莘文教院上演，金士杰、杨德昌、李国修、侯孝贤等都是当时台下的观众。这部讲述学生自己生活的戏大受好评。“很多人说从来没在中国人表演的舞台上看到一个自然的表演，并不是拿腔拿调的，而是很自然的生活里的话。我说因为他们演的都是自己的故事，所以当然很自然。”赖声川说。

　　1984年3月，赖声川和兰陵剧坊合作，在台北演出讲述智力残疾儿童的实验剧《摘星》，同样采用的是深入内心的集体创作方式。回顾创作过程，赖声川说：“我们白天去看那个启智中心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挑一个他比较研究的对象，像模特一样。他的名字叫方培松，我记得这位十六七岁的、个子蛮大的一个男生，智能不足，还重度的。金士杰的肢体非常强，能够学他。每天晚上我们集合的时候我要大家分享他们的故事，有的人没有故事，有的人只是说今天看到一个姿态，一个身体的姿态。金士杰经常这样，他看到方培松的某一个姿态，让他能够思考很久，揣摩很久。”

　　在此前的宣传中，金士杰曾表示，已故兰陵人、屏风表演班创始人李国修曾嘱咐他道，《演员实验教室》是兰陵最该重演的戏，它叙述着演员的人生，诚诚实实，一层一层往心里寻觅。

　　谈起1982年初版的《演员实验教室》，金士杰说，李国修的最后一幕让他最为动容。“独白加表演应该有十分钟出头吧，还穿插了他在商场跟人家小孩玩游戏，他躲在箱子里面，别人说李国修出来。他说我这辈子喜欢扮演你找我，我不在，我不出来，”金士杰说，“戴着厚厚面具的李国修只会演小丑，这辈子人前人后只会演小丑，他不会演别的。有时候有一次喝酒聊天的时候，我就说你现在不讲话，其实没人怪你。他不能停，他就必须制造包袱，他就必须让气氛欢乐。所以他的故事焦点在他父亲病危然后咽气，一大群家人围床边大哭不已。他永远自责一件事情就是不敢掉泪，他在人前不敢做那个事情，在日后许久许久的他一直问自己，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每每演完这一段，李国修都要在后台大哭一场。

　　《演员实验教室》以时间为轴，安排了从小学时期到老人去世的一系列故事，这也是金士杰为什么选择这部戏重排的原因。金士杰认为这部戏大量生活信息的传达很平凡，但台上台下的滋味无穷。“多年之后，我还是觉得它可以再来一次。但是大家都年纪大了。所以这一次故事跟上一次故事截然不同，这么大年纪，说起世间某一些往事，那个状态，那个滋味，那个高度是有点不一样的。”金士杰说。

　　重新上演的《演员实验教室》几乎采用原班人马，但这些兰陵老家伙们都已年过花甲。不仅排练时间有限，体力也是大不如前。谈到排练现场的情况，金士杰笑谈道，大家兴致勃勃地想要重温40年前做暖身操的日子，结果每个人的身体都不再如当年柔韧，回到家以后腰都弯不下去。“我们要坐长篇时间讨论故事，每个人都在找很厚的垫子，因为我们的屁股坐不久，那个薄垫子坐很久很痛。真的很残酷的现实，每个人都在找，还有没有厚的？我坐不了那么久。”金士杰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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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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