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套最初作用不只是避孕 盘点你不知道的生活史趣闻(图)

　　【人民网福建频道综合】避孕套，文雅一点说法叫做安全套，正如其名，它的实际意义早已超出了避孕的作用。特别是在本土发现艾滋病案例之后，中国便开始大范围地引进和推广避孕套。避孕套因可隔离病原体直接接触感染，在预防艾滋病上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不似其他日用品，安全套作为一种即用即弃的私密物品，现代人要想见到远古时期的安全套实物，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文献成了追踪安全套的最佳手段。

　　避孕套的雏形，有人认为是山羊的睾丸，是古罗马人发明的。但是这个发明并没有明确的文字记载，而根据可靠的文献推测：公元前大约1350至1200年间，古代埃及就存在了阴茎套，但是当时阴茎套的作用不只是避孕———我们可以在古埃及的壁画里看到，一丝不挂、戴着阴茎套漫不经心在街上行走的男人们。

　　而另一个有趣的说法是，在17世纪的英国，医师约瑟夫·康德姆(Joseph condom)在烹调海鲜时受到膨胀鱼鳔的启示，把鱼鳔当做套套使用，结果发现效果很好。这个方法被献给当时该国的国王之后，人们称之为“愉快的发明”。人们将这个愉快的发明在材料上进行了改进，使用了更加柔软轻薄的小羊盲肠。而安全套的英文名“condom”就源于发明者的名字。

　　让安全套第一次出现在中国文献中的人，叫张德彝。19世纪70年代初，张德彝在欧洲游历时发现了当时流行于妓院的安全套，只是那时候不叫“安全套”，而是一些带着暧昧意味的名字——英国人称其为“法国信”，法国人称其为“英国衣”，由此名字中也可见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相互推诿之意了。连欧洲人都不肯直面的安全套，在中国就更是隐晦无比了，“如意袋”、“风流袋”的名字让我们联想到安全套在中国的传播也基本存在于色情场所。

　　在王云五等人主编的《日用百科全书补编》中，“安全套”被认为是可以防止疾病感染的。但是在1936年金浩编著的《秘术千钟》中，并没有把安全套列为“梅毒预防秘诀”中的一种。可见当时安全套的普及度还是很低的。又经过十几年，在1947年姚灵犀编著的《思无邪小记》中，安全套已经可以在药店中买到了。终于，安全套从一种色情场所专用品渐渐成为人们的日常用品。

　　最早出现在埃及的安全套是用纸莎草做的。到了16世纪的时候，亚麻布制成的安全套开始流行。17世纪，安全套的原材料是小羊的盲肠，它比较柔软、舒适。到了19世纪随着橡胶硫化工艺的发展，羊肠安全套逐渐被革命性的硫化橡胶安全套取代。这种安全套以其安全有效的性能、低廉的价格迅速抢占市场。19世纪末期，天然乳胶安全套的诞生，使安全套具有更好的弹性和柔韧性，更高的耐拉强度和不易出现微孔，从而升级了硫化橡胶安全套。

　　目前能用于避孕套的材料也很少，这与成熟的橡胶工业和高速发展的高分子材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市面上出现的安全套的材料大体有三种，天然乳胶安全套、聚氨酯安全套、合成橡胶安全套。天然乳胶的原材料是栽培的橡胶树，如三叶橡胶树、杜仲、银色橡胶菊、橡胶草等。市面上大多数的安全套都是用天然橡胶制成的，但是由于在增加安全套的弹性时，需要经过硫化过程，过量的强致癌物质—亚硝胺就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虽然说从安全套释放的亚硝胺的含量还不足以让使用者患上肿瘤，但是频繁使用仍有风险。

　　聚氨酯安全套，主要是通过多元有机异氰酸酯和各类氢给予体化合物(通常含羟基的多元醇化合物)反应而制备的。与乳胶安全套相比，它的导热性更好、套膜更加柔韧、无特殊气味，更主要的是它不会受油基润滑剂的影响。但是其弹性差、容易脱落破损且制作成本高，使得它在市场的份额并不是很大，虽然它过滤艾滋病病毒的效果最好。

　　我国在世界安全套的生产销量上居第四位，次于英国、美国和日本。这和中国人口基数大的原因密不可分。人们谈起安全套也不再遮遮掩掩，安全套的功能和样式也日新月异，各种新颖奇特的安全套充斥着市场。但是，使用过的安全套处于严重不可控状态，一部分“废套”被回收制作成相关橡胶制品，如橡皮筋，更有很多“废套”经过简易的消毒之后再次流入市场。这些行为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且对广大群众的安全威胁极大。

　　喝酒为什么要碰杯？目前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古希腊人创造的。传说，古希腊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举杯饮酒之时，人的五官都可以分享到酒的乐趣：鼻子能嗅到酒的香味，眼睛能看到酒的颜色，舌头能够辨别酒味，而只有耳朵被排除在这一享受之外。怎么办呢﹖希腊人想出一个办法，在喝酒之前，互相碰一下杯子，杯子发出清脆的响声传到耳朵中 。这样，耳朵就和其他器官一样，也能享受到喝酒的乐趣了。

　　另一种说法是，喝酒碰杯起源于古罗马。古代的罗马崇尚武功，常常开展 “角力”竞技。竞技前选手们习惯于饮酒，以示相互勉励之意。由于酒是事先准备的，为了防止心术不正的人在给对方喝的酒中放毒药，人们想出一种防范的方法，即在角力前，双方各将自己的酒向对方的酒杯中倾注一些。以后，这样碰杯便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礼仪。

　　牙签早在数千年前，便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了。有个著名的考古学家在伊拉克加尔亚地区的一座古城遗址，曾发掘出一副金制牙签。据考证，这是5000年前遗留下来的古物。

　　古代的希腊人使用的牙签，是用乳香木制成的。自从神圣罗马帝国纵横欧亚大陆以来，希腊人使用木制牙签的习惯也传到罗马。罗马人每年都要从希腊输入大量的乳香木来制作牙签。中世纪时，欧洲封建国家的王室和贵族，生活日趋奢华、糜烂，牙签也随之由木制品升为黄金制品。当时的宫廷显贵和一般的贵族、骑士，人人都要用金制的链子系上一枚金制的牙签挂有脖子上，以显示其排场，殊不知，很多人却因使用这种牙签而得了牙周炎。今天的欧洲国家当然不再盛行这种金制牙签，全部改为木制，而且也不必再挂在脖子上。

　　再趣的是，在意大利的餐馆和酒吧，即使你不进餐仅仅是喝上两杯开胃酒或其它饮料，侍者也会供给你牙签。因为意大利人对橄榄极为偏爱，经常嚼食，吃完橄榄后，就非得用牙签不可。大多数国家的餐馆和酒吧，牙签都放在餐桌上，由客人自行选用。在某些重要的宴会和冷餐会上，则由待者捧上牙签供来宾取用。

　　英国普利茅斯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斯·孔伯（Ross Coomber）目前的课题是关于吐痰的社会学研究。5月，他自费到中国、日本、韩国、印度、印尼、马来西亚等亚洲六国进行调研，有了一些有趣的发现：在中国、印度和韩国，吐痰行为很普遍。印度人爱嚼槟榔，嚼槟榔要吐汁，因此在印度无论男人女人穷人富人都会吐痰，他们吐在街上、墙上、垃圾箱里、下水道里。

　　在韩国，吐痰的大部分是男人，他们经常一小撮人聚在街上垃圾箱旁抽烟，然后把痰吐在垃圾箱或下水道里，但很少直接吐在地上。

　　而在中国，如果是在上海陆家嘴这些商业中心，人们不会随地吐痰，但在火车站广场或乡村就毫无顾忌。

　　罗斯·孔伯认为，不应预设性地把吐痰视为“极其恶心的”，这种行为背后有着历史的、文化的因素。事实上，在西方，吐痰被建构为不文明行为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此前人们也肆无忌惮地吐痰；而在很多国家，吐痰是一种生活方式。“在中国，很多人认为吐痰是排出身体的毒素。以亚洲文化来看，西方国家的人将喷嚏打在手帕上，然后放进口袋里，这更恶心，比吐痰还要糟糕。”

　　在汉语中，跟“吐痰”或者说相对程度轻一些的吐口水相关的动词有唾、啐、吐、呸、咳等。人家往自己脸上吐口水，不擦掉而让它自然干掉，这叫“唾面自干”。

　　李白有诗句“咳唾落九天，随风生珠玉”，民国时马寅初讲课讲得“唾沫横飞”，以至于一些坐在前排的学生说“听马先生上课，要撑把雨伞”，可见唾沫漫天不但不惹人厌，还是雅事。而女子刺绣时，停针换线、咬断绣线时，口中常沾满线绒，随口吐出，俗谓“唾绒”，也是可以入诗的，南唐李煜《一斛珠》词云：“绣牀斜凭娇无那，烂嚼红绒，笑向檀郎唾。”

　　所以林语堂在《吾国吾民》中把吐痰视为“国粹”：“那吐痰的动作普遍有三拍，起先二拍是准备那最后的一吐的咳嗽与扫喉咙的声音。那最后的一吐是一种急而强的声音作出来的，是慢板后的急眼。如果吐痰吐得合乎美学，我倒委实不介意细菌会因此而播散到空气中去，因为我曾亲受过这种细菌，而没有觉到对我的健康上有什么显著的影响。”

　　也因此，痰盂（也叫唾壶，小一点的叫痰盒）一直是中国人的必需品。唐鲁孙在《也谈痰盂》一文中写道，当年无论大宅小户，凡是来客起坐的地方总有一只或一对痰盂，以供客人痰嗽或磕烟灰之用。冠冕人家大厅正中炕床之前，一对二尺多高银光晃耀的白铜痰桶是不可少的用具；普通人家，也得有一对蓝边白搪瓷的摆着，少了它就好像短点什么似的。传教士福开森曾盛赞：“中国人用痰盅吐痰实在高明，如果怕不卫生痰盂里洒点消毒药水，再加上个盖子，岂不是尽善尽美了吗？”

　　而吐痰本身，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就像罗斯·孔伯所说，在很多地区的文化里，吐痰表现为一种男子气概。中国人的“唾弃”就不必说了，在欧洲，年轻男孩凑在一起吐痰，表示自己有力量，已经长大了。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罗丝要求杰克教她吐痰，她要“像个男人般吐痰”。

　　罗斯·孔伯认为，吐痰被建构为不文明行为，在西方是一个漫长过程，经过好几百年时间的不断推进才将可以接受的行为演变为不能接受的行为。总的来说，这和人们认识的转变、政府强制以及疾病传播有关。

　　首先是精英阶级出于区分阶层的需求，将吐痰归为不得体行为。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可以将痰吐在桌子底下，但绝不能远远地吐到桌子的另一边；站着的时候，可以把痰吐到地上，并立即用脚底蹭掉。但早在15世纪，一位不具名的法国作家就将这种行为斥为“下流的”。到了16世纪，荷兰学者伊拉斯谟与意大利作家卡萨分别于1530年与1558年在著作中耻笑随地吐痰行为是“龌龊的”、粗野的、不文明的。

　　再就是公共卫生观念的建立和普及，吐痰作为传播病菌的元凶，遭到民众的厌恶和排斥。以英国为例，工业革命后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转化成为产业工人。暴涨的人口使城市无法提供足够的生活设施，产业工人生活环境恶劣，导致流行病大规模爆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肺结核。1882年，德国生物学家科赫发现了肺结核杆菌，并指出吐痰是传染的重要媒介，结核杆菌能在痰中存活一整天。人们由此谈痰色变，1886年，法国卫生部发布了全世界第一个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截至1916年，美国213个城市中有195个制定了禁止随地吐痰的法令。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警告语：“为了我们的孩子，不要随地吐痰！”“男人们，看我们的了！随地吐痰传播疾病，女士们可不随地吐痰！”妇女们被告诫不要在城里穿长裙，以免拖地的裙边沾上痰渍而把结核菌带回家。

　　1875年，清代光绪年间，全国首部公办学堂使用的《简易识字课本》中有这样的警句：若有痰唾，勿吐于地。这大概是我国最早的禁止随地吐痰的呼吁。孙中山曾感慨随地吐痰和任意放屁是中国人的两大恶习；到了1930年，细菌学家高士其结束留学归国，以科普文章告诫国人不要随地吐痰：“每24小时之内，一个肺痨病颇深的人，口里所放出的结核杆菌，共有15亿到40亿……真是一痰之微，不知害人多少呀。”紧接着，民国政府以江西为试点，推行“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演讲中指出，“有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就从不乱吐痰做起”。

　　其后是不断的战争、纷争、动乱，要到上世纪80年代之后，随地吐痰才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问题。1984年，上海在全国率先禁止随地吐痰，违者罚款两毛。据说实行罚款的当日，共收到罚款二十余万，可见随地吐痰现象之严重。1988年甲肝大流行，人们对预防传染病有了切身需求，随地吐痰的罚款金额也提高到10元。2003年起，罚款金额提高到200元。

　　不过，要论惩治力度，上海比不上香港：在香港随地吐痰可处最高5000港元的罚款。香港又比不上新加坡，在新加坡，随地吐痰已经不是不道德行为，而是一种罪行，最高可处鞭刑。新加坡禁止随地吐痰始于1964年，1994年，“搞笑诺贝尔奖”把“心理学奖”颁给李光耀。美国人的心态大概是，随地吐痰可耻在西方社会已经是共识，李光耀居然要用法律来禁止它，是不是小题大做？其实，他们忘记了，一百多年前他们的祖先才向随地吐痰宣战，甚至在白宫里，随地吐痰也一度极其普遍。

　　高跟鞋与性感有关嘛？被誉为“高跟鞋之帝”的ManoloBlahnik会说：“当然！”高跟鞋就像是一把尖锐、性感、致命的匕首，让女人征服男人。古代的中国，当男人看到裹小脚女人走路摇摇欲坠时，会想过去搀扶，并满足了男人想要约束女人行动的占有欲。高跟鞋使女人重心后移，腿部挺直，并造成臀部收缩、胸部前挺，这都使女人的站姿和走姿富有风韵。

　　关于高跟鞋的由来，有一个小故事。15世纪时期，一个威尼斯商人娶了一位美丽迷人的女子，商人由于做生意，经常会出远门，他担心自己美丽的妻子会外出招惹是非，但又不知该怎么办。一个雨天，他走在大街上，地上都是泥，他的脚后跟沾上了很多，这令他步履艰难。不过商人由此受到了启发，请人制作了一双后跟很高的鞋。威尼斯是座水城，船是主要的交通工具，商人认为妻子穿上这双高跟鞋后就无法在跳板上行走，这样她就不能到处乱跑了。可他没想到，妻子穿上这双鞋子，变得更加迷人，妻子常常在佣人的陪伴下，上船下船，到处游玩。高跟鞋使她走起路来婀娜多姿，人们见到后，十分羡慕，于是一些讲求时髦的女士开始效仿，高跟鞋便很快流行了起来。

　　很多人认为高跟鞋源于西方，其实不然，最早的高跟鞋源于中国明朝，其鞋底后部装有4厘米至5厘米高的长圆底跟，并以丝绸裱裹。在北京定陵出土的尖足凤头高跟鞋，制作十分讲究，是中国古代高跟鞋的代表。这双高跟鞋早于西方100年之久。

　　17世纪起，高跟鞋成为了男女时装的一个重要元素。不过当时的造鞋技巧只能造出一款高跟鞋的样式。18世纪时，人们开始尝试制造纤细的鞋跟，可惜支撑力不足，到了18世纪后期高跟鞋的高度渐渐回落，流行起一种加上丝带及蝴蝶结的鞋子。19世纪，可爱的MaryJane鞋款首次推出，并流行了长达50年之久，当时造鞋的技术已经相当成熟，款式也更加多元化了。到了20年代，凉鞋与高跟结合起来，推出了优雅的晚宴高跟凉鞋。而30年代到40年代时，人们认为当众露趾露跟是没有修养的表现，但在女性渴望解放的欲望下，这个说法很快就倒下了。50年代至今，钢钉技术为女性带来了福音，让设计师能够设计出让女士又爱又恨的尖细鞋跟。当年玛丽莲？梦露就是穿上由SalvatoreFerragamo设计的金属细跟高跟鞋才一举成名的，她曾当众承认高跟鞋对她的事业有极大的帮助。

　　一个不修边幅的女人可能喜欢穿旅游鞋或拖鞋，但穿高跟鞋的女人是绝对精神的。高跟鞋和丝袜可以使美丽经历本质的转换，穿高跟鞋对于女人来说，其重要性绝不亚于抹脂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