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智慧的守望者——塞林格与中国传统文化

　　今年恰逢美国作家塞林格（1919—2010）诞辰百年，世界各地读者纷纷举办各式纪念活动。早在3月，塞林格之子马特·塞林格就曾亲临上海、南京等国内城市与广大读者分享他眼中的父亲及其笔下的人物。塞林格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他虽一生都没有到访过中国，但却可以在创作中娴熟、恰当地引用中国道家故事及禅宗公案。不仅如此，他隐遁山林、不闻尘世、冥想打坐、修养心性的存世之道更是应和了中国道家、佛家的“天人合一”“自觉、自度、自悟”之精髓。可见，饱受身份认同之苦并在二战中遭受严重心理创伤的塞林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到了顿悟的灵光，进而也获得了开示的愉悦与内心的安宁。

　　1919年1月1日，塞林格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富裕的犹太家庭，但准确地说，塞林格是一个半犹太人（父亲是犹太人，母亲在婚前信奉天主教，婚后皈依犹太教）。此外，在塞林格的成长过程中，父母不仅没有以犹太教的信条去教化、规范他，反而有意地营造一个“去犹太化”的宗教和生活环境，间接地促成了塞林格的思想的自由，为日后塞林格接受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东方文化扫清了障碍。

　　中国禅宗自19世纪末传入美国，并于20世纪50年代最为盛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二战后美国出现了“垮掉的一代”，这些长满“反叛”细胞的青年人不满于西方传统的价值观。而塞林格与禅宗的接触和“垮掉的一代”有很大的不同，作为一名二战的亲历者，战争的无情与惨烈让塞林格不仅质疑了自己的参军选择，更让他看清了战争的本质，这无疑加速了塞林格在思想和创作上的成熟。于是，“生与死”“存在的意义与价值”等开始成为他探究的问题，而这些生命难题的正解要靠修习禅宗方能有所参悟。可见，塞林格与禅宗的结识是必然的，这既有助于他重建战后的心理和探究存在的意义，又深深地影响了其日后的生活与创作：一方面，他弃绝尘世，隐居山林，不遗余力地践行禅宗的教旨；另一方面，他通过作品将修行的成果适时地予以记录和传递。此外，来自中国的道家文化、古代诗词歌赋等也成为塞林格思想顿悟的催化剂，其作品中出现的大量中国文化元素就是最好的例证：在中篇小说《抬高房梁，木匠们》的开篇，作者就引用了《淮南子》卷十二《道应训》中“伯乐相马”的道家典故来阐明事物的内在本质与外部表象之间的关系；在《西摩：小传》中，主人公西摩从小便受到中国诗歌的影响，并因其神奇玄妙而不胜欣喜。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凭借其思想的博大精深和理念的感性直观为塞林格的创作、参透人生指明了方向。

　　塞林格虽然是一位美国人，但是在修习禅宗方面不仅没有受到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影响，反而更准确地指出西方人对禅宗的理解过于肤浅，甚至斥责“垮掉的一代”是禅宗的“杀手”。的确，美国青年对禅宗的接受往往只流于形式，甚少关注其本质与核心，禅宗在他们那里更像是一种新奇的叛逆手段，并不是一种休养生息、参透世间真理的宗教学说。塞林格清楚地看到在很多人那里，禅已经变了味，成为了“蹩禅”，但他坚信“纯正的禅仍然会常驻人间”。因此，塞林格笔下的人物较为贴近生活，在《弗兰妮》和《祖伊》这两部作品中，塞林格将受到“神启”而行为反常的女大学生弗兰妮描写得入木三分，面对男友赖恩的不理解，弗兰妮既自责又选择忠于内心，最终在哥哥祖伊的劝慰下，弗兰妮明白了“人人皆有佛性”的禅宗要旨，顺利实现了与世界的和解。显然，塞林格对禅宗思想的把握更为透彻与巧妙，他立足于现实生活，将一位与禅宗结识的青年人的心境变化真实地反映出来，其中虽有折磨与痛苦，但“这种内心混乱正是灵性即将觉悟的迹象”。可见，塞林格那细腻的笔触、生动的描写和如实的刻画不仅反映出他对禅宗的透彻理解，更捍卫了“纯正的禅”的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