彻底改写历史的，是这场持续至今的“较量”|吉方平·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③

摘要：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解放思想”同“条条框框”的较量就不曾中断。而在40年后，中国仍需牢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解放思想，让历史告诉未来

——献给改革开放40周年（下）

吉方平

一

兴业路76号，中共一大会址，如今是上海人气最旺的地标之一。

往年，这座石库门里弄建筑的年接待量，都在50万人次上下。而从今年1月1日开始直到昨天，不足1000平方米的展厅，已经挤进了144万人次参观者。

一街之隔的新天地，也在经历人气火热的一年。这里已是上海乃至全国最有名的商圈之一。在多家最新的“首店”入驻，周边业态进一步调整优化后，这里的雄心，是成为上海“标志性的活力街区”。

无数人从一大会址走向新天地，也有无数人从新天地走向一大会址。小小的一平方公里内，一座最具红色传统的石库门，和一片最具时尚气息的石库门，日复一日地上演流动和交融。

人们不断寻找并重温那颗炙热的初心，同时憧憬并拥抱那个多彩的未来。并行不悖，而且相得益彰的流动和交融，就这么自然而然地发生着，悄然映射上海这座城市的特殊气质——是党的诞生地，也是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是商业文明的重镇，也是拥有深厚革命传统之城。

这就是历史塑造的上海。但在40年前的中国社会，人们还难以想象这些能够和谐结合。

如果——只是如果，40年前没有改革开放，这一平方公里街区、这座城市乃至这个国家，今天会是怎样？

好在，历史没有如果。

二

1990年，浦东开发开放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一位英国记者突然向上海市市长质疑：“我个人认为中国在退步，浦东的开发开放，行吗？”

谁都能听出其中的“傲慢与偏见”。但在一个侧面，英国记者看似“不怀好意”的担心，也并非空穴来风。

当时的改革开放，正处在某种意义上的十字路口。不要说一直对中国将信将疑的西方，连许多中国人自己，对未来都有些迷离。

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第一个十年之后，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让一些人站到了改革的反对面。他们中有的曾投身过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也有的则从来对改革开放将信将疑、甚至不持善意。他们重新搬出那些一度被放下的条条框框，质疑改革开放的初心和用意。

“姓社姓资”的诘问，在那时甚嚣尘上。1991年春天，《解放日报》连发四篇“皇甫平”文章，喊出“计划和市场只是资源配置的两种手段和形式，而不是划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志”“不能囿于‘姓社姓资’的诘难”，旋即遭致疾风骤雨般的舆论压力。

浦东开发开放就在这样的大环境中推进着。谁都知道，这是上海人多年的梦想，也是总设计师决意要下的关键一招。而从蓝图构想到方案设计，再到一片白纸般的土地上开始垒砌一砖一瓦，一切都是思想解放的产物。

如“皇甫平”所说，“解放思想决不是一劳永逸的”。很多人并不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

但对那些愿意恪守改革开放初心的人们来说，有一点可以相信：再大的风浪，也吹不垮前行的航船。

1991年2月15日，刊登第一篇“皇甫平”文章的《解放日报》。

三

其实，从改革开放的第一天起，“解放思想”同“条条框框”的较量就不曾中断。

上海并不是最早站上改革开放潮头的地方，但上海人对于“解放思想”，却很早就开始了体悟。

1979年，上海郊区奉贤一家工厂连年亏损，打算开发新产品。上海橡胶制品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受聘担任技术顾问，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要赶往奉贤。经过近一年努力，该厂绝处逢生，韩琨也拿到3400元劳动报酬。但恰是因为这3400元，韩琨以受贿罪被检察院起诉。

这起著名的“韩琨事件”，经过了近两个月的全国大讨论，终于被认定为不构成犯罪。这在当年是一个微妙的信号——因为罪与非罪、错与非错的界限不清，更因为加诸“国有单位科研人员”身份上的条条框框，许多与韩琨一样的“星期日工程师”，很长时间只能偷偷地开展“地下工作”。

而到上世纪80年代中，上海开出的全国第一个股票营业柜台，也不得不面对一种复杂的目光。这个柜台上仅有“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两只交易股票，每天交易区区数十笔，每笔交易的成交价由客户口头协商，然后写在黑板上，交割、登记卡号、盖章、过户等程序一概手工完成。饶是这样的“原始阶段”，也时常要接受质疑：中国究竟能不能搞股份制？能不能发展资本市场？会不会动摇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造成国有资产的流失？

这样的分歧和疑惑，伴随着改革开放的筚路蓝缕。但每一次波折，都没有动摇改革的方向。1986年，邓小平把一张“飞乐音响”的股票作为回礼，回赠给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约翰·范尔霖。总设计师用这样的举动告诉世界、也告诉国人，股票市场并非“资本主义”独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可以试——只要是为了发展。

过了两年，曾经“偷偷摸摸”的“星期日工程师”们，在上海建起了自己的联谊会，正大光明地开展兼职，用自己的技术和智慧让各种企业重焕生机，也顺带换来合理的报酬——同样，也是为了发展。

很多年后，曾站在风口浪尖的韩琨向媒体感慨，自己“切身体会到了改革开放真的能够解放思想，解放生产力”。“改革开放改变了我的一生”。

四

被“改变了一生”的，当然不只是韩琨。千千万万的知识分子，千千万万的普通国人，乃至这个国家，这个党，都因为改革开放而改变命运、扭转乾坤。

40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发展再好不过地证明，为何“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改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的现实也从各个方面揭示，为何改革开放是“改变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

而回到历史，40年的风雨，何尝不是对国家的考验，对党的考验。

世所公认，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40年来，党带领人民前行在这条必由之路上，接力推进改革开放的伟业。这个过程中，有一马平川，有波澜壮阔，也有坎坷起伏。体制机制的束缚，错误观念的桎梏，既得利益的阻挠，或多或少都在前行征途上设置过障碍，甚至把历史带向转折的关口。

但每一个历史关头，党都带领人民作出正确的抉择。

就像1992年中国南方的早春，“一向寡言”的邓小平“几乎没有停止过讲话”——

“特区姓‘社’不姓‘资’”；

“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

犹疑不定的人们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有了定心丸。这不只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展现出的智慧，更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党所彰显出的历史担当。

人们很容易想起，1978年的冬天，改变中国的那一番话语。“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那篇讲话的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

1992年，邓小平在上海。

五

2017年，在中共一大会址工作了三十多年后，已经退休的老馆长倪兴祥，向我们诉说了一个发现。

“我倒是有一个总的感受，很强烈。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党实事求是的路线坚持好了，什么时候来这里参观、瞻仰的人就多；什么时候我们党的形象好了，在人民群众、海内外的影响大了，什么时候观众在这里的评价就高。”

他亲历过历史的风风雨雨，见证过人们的新奇，也见证过人们的忧虑，更见证过人们的欣喜与激情。而这座特殊的石库门本身，就像一个“晴雨表”。“我们党的初心之地，正是老百姓的民心之地。”

2002年，那位曾经充满了“傲慢与偏见”的英国记者再度站在了浦东。时隔十二年后，扑面而来的视觉冲击，成了他通讯中难以名状的语词：“上海——让世界羡慕不已的对象！”

浦东人姚建良镜头下的陆家嘴。

成就让世界羡慕，成就也赢得了民心。一切都要拜改革开放所赐——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坚持不懈、毫不动摇地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开创了一番“新天地”。

这片“新天地”，不只是沧海桑田的浦东新区，也不只是一大会址对面人流如潮的商圈。它更意味着一种矢志不渝追求——对发展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对真理的追求。

而改革开放40周年后的今天，这个大党，这个国家，最要坚持的，仍是这样的追求。

六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吹响于1978年冬天的那一声号角，余音依旧绕梁。

这是中国走到今天的秘诀，也是40年改革开放留下的最值得珍视的精神财富。

而要迈向未来，人们还需要牢记两句话。

一句叫“发展是硬道理”——当国人对前途陷入迷茫时，邓小平曾经一再提醒，“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国家一定要发展，不发展就会受人欺负，发展才是硬道理”。

一句叫“以人民为中心”——当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伟大复兴时，习近平告诉全世界人，“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