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历史上谋反的年代，革命中获得成功的五个人

1809至1813年，毕竟是德意志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谋反的年代。这不仅是指秘密的民众武装的开始，当它实际上还是颇负盛名的后备役短期培训制度时，也不仅是指对占领军进行的抵抗但没有个人恐怖活动，而且是指整体的振兴，正在重建的军队同社会融为一体一一这个社会尽管存在着等级差别，但仍感到自己是一个整体，即是一个民族，从而使军队愿意为这个整体及其解放做出牺牲。同自下而上的、来自群众的、但又常常是把最下层翻到最上层的革命相反，这个变革是自上而下的，几乎没有被人觉察的，但却是很彻底的。这次变革是由一群为数不多于一只手的五指的人发动的，并最后获得了成功。他们是:施泰因、香霍斯特、格奈泽瑙、克劳塞维茨和博因。

这五个人之间保持着严密的联系，并且目标明确。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他们本人的身体力行，而是他们起的精神作用，而且当他们都引退并不得不流亡他乡以后仍然继续起着精神作用：施泰因于1809年初就从普鲁士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了，香霍斯特辞去了军务部部长的职务到西里西亚去了，格奈泽瑙在履行了那次徒劳的使命以后务农去了，克劳塞维茨于1812年流亡到了俄国。作为全德意志改革派名流中唯一的普鲁士人博因也于1812年以自己的方式面对占领军选择了自由，同样到俄军中服务去了。当时不仅涉及到军事改革问题。同样重要的还有各个等级的相互开放和贵族大部分特权的取消。

在这些方面，也开辟了新的途径。精神贵族主要是在魏玛形成的，在柏林创建了一种新型的武士贵族，为首的是香霍斯特,其次确切地说也包括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几位兄弟。这批新贵族首先是同那些对有机的进一步发展采取开明态度的元老贵族建立了联系：香霍斯特的家庭以及格奈泽瑙和克劳塞维茨的家庭都同他们有接触。于是各等级之间的大门打开了。有声望的市民可以当军官了，军官们也接受了世界主义的教育自从费希特在柏林发表了《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

自世界主义的思想和民族责任感融为一体以来，柏林就成了民族集会的学校。当然，双方都不是没有过激之处的：一方是变节者，象约汉内斯·冯·米勒这样的学术名流以及象陆军元帅卡耳克洛伊特这样的武将，另一方是典型的民族主义者，如恩斯特·莫利茨·阿恩特以及“自由之战的歌手们”。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朋友克劳塞维茨不愿使自己的批判精神与道德同盟的宗教式的秘密集会有任何关系。道德同盟对祖国的事业与其说有益，不如说是有害的，因为它引起了占领军的怀虑，使很多人涉嫌。

核心集团的谋反活动却是不同的，较为切实可行。他们有具体的目标，最终的目的是争取解放。在有格奈泽瑙秘密参加的柏林集会中，人们显然就某种进军方针达成了一致意见，即对将要采取的一系列步骤，特别是对把西里西亚作为未来的行动基地取得了一致。人们运用的是在现有条件下力所能及的艺术。至于所欠缺的民心，人们正确地估计到，占领军会协助促成的，因为他们每日每时都在进一步证明，他们带来的并不是人们所期望的髙卢式的自由，而是剥削与压迫。追求物质利益的人所作的殷勤献媚，常常引起包括平民百姓在内的讥讽。

有一件精彩的谋反事件，必须在这里补充提一下，它几乎是绘声绘色地显示出这一方以及对方“反谍机构”所采取的手段。博因在他的备忘录中对此作了描绘。他写道，法国人显然对香霍斯特引退到西里西亚感到不解，他们想知道，他在那里在做什么。由于香霍斯特十分警觉，他们使用的通常手段显然未获成功。当时是拿破仑的总参谋长贝尔蒂元帅亲自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1810年冬，一名法国炮兵上尉带着他的一封十分亲切的信被派去见香霍斯特并提出了一个请求：由于那位上尉有意把将军关于炮兵的著作译成法文，希望香霍斯特将军能给予协助，这实际意味着，香霍斯特身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有了一个监视人。香霍斯特当然看穿了这个把戏，但他丝毫不露声色，甚至几乎每天邀请这个法国人同他一起进餐。他当然就其专业侃侃而谈，但除此之外从这个“极为内向的德意志性格中”毫无所得，而那个法国人即使用尽了讨人喜欢的招致，也无济于事。“于是这个人终于不耐烦了，过了几个星期回家去了”，当然是一事无成。

但是，事实毕竟是事实，而且通过特务一再得到证实：普鲁士人正在扩军，其主导者就是香霍斯特。法国公使圣·马尔桑伯爵毫不掩饰地对国王指出了这一点，致使香霍斯特不得不引退，交出了军务部的领导权，只担任总参谋长和要塞总监，甚至离开了柏林。但克劳塞维茨仍担任办公室主任，履行下达的指令。总的路线业已确定，但只能是极端秘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