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德历史文化的探源与传承

进人二十一世纪以来，安徽广德社会和经济都已步入发展的快车道，而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化的发展就显得有些滞后。广德的一些有识之士，在挖掘和弘扬广德历史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打造“七善之城”这个具有浓郁文化底蕴的城市品牌，其行为本身就是一个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善”举。它还将加快提升广德的城市品位和广德人的文明程度，进一步优化广德的经济发展环境。 打造广德“七善之城”的城市品牌，必须全力挖掘广德历史上的“善”文化，并发扬光大，使每一个广德人都了解生养自己的祖先和家乡曾经有过的文明和辉煌。只有了解了家乡的历史文化，才能更眷恋这块故土。不管身处何时何地，我们都会为家乡的两个精神文明建设做出积极的贡献。 下面就广德历史文化的探源和传承，笔者谈几点拙见。 首先，是关于县域历史文化的探源问题。纵观广德历史文化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是早期的吴文化阶段；第二是徽文化阶段；第三是移民文化阶段。这三个阶段的文化，既有上下的传承关系，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一、广德早期应该是一个传统的吴文化地区。

据县志记载：建安初，孙策平定宣城以东地区，孙吴分故鄣县地始置广德县。广德虽然地处吴头楚尾，但区治上多隶属江浙。从唐末至宋以来，虽然战乱不断，广德基本上是受以扬州（今江苏扬州）、建康（今江苏南京）为中心的地方势力控制。吴、南唐政权多次曾派使前往广德祠山祖殿祭祀祈祷。元至正十四年，改广德军为广德路，属江浙行中书省。元至正十六年，朱元璋改广德路为广兴府（不久改称广德府），属江南行中书省。明初，改广兴府为广德直隶州。因此，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量，早期的广德应是吴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地区。从现在广德甘溪沟土著人吴侬软语的方言中，也可以窥见广德地区早期吴文化的渊源。 除了上述地缘政治的因素外，就是祠山文化的兴起与传播。祠山文化始于西汉末年，源于一个远古的美好传说。其真实性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它不是空穴来风，更不是文人杜撰。它植根于古吴越地区，源远流长，传承有序”（焦华强语）。从对治水英雄张渤的顶礼膜拜，反映了江南老百姓治理水患的愿望，体现了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无穷智慧和积极向上的人文精神。传说中的太湖流域，河道淤塞、连年水患、民不聊生。张渤受命于天，殚精绝欲，用一生的努力治理好了太湖流域的水患。但是，应该功成身退、颐养天年的张渤却是人老心不老，一个更为宏大的计划已经在他的心中酝酿成熟。他要在长兴的顺灵乡和广德的东亭乡之间开一条运河沟通太湖和南漪湖两大水系。据宋《能改斋漫录》载：张渤化形变豕“役阴兵，导通流，欲抵广德县”。现遗存于广德东亭施家境的古运河（圣渎）遗址和东亭湖（浴兵池）遗址，足以让我们浮想起当年成千上万的民工日夜奋战在开河工地的壮观场面。由于当时政治、经济等多方面的原因，开河工程半途而废。张渤不得不退隐广德横山，在忧愤、贫病中逝去。张渤虽然死了，但他的精神不死，他那种战天斗地的英雄气概却首先被广德人民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在从西汉末年到南宋的一千二百多年间，以祭祀张渤为核心内容的祠山文化，不但的向北、向东、向南扩张，在古吴越广袤的大地上，通过不断的碰撞、渗透、融合，成为一枝独秀、不可或缺的精神产品。宋人周秉秀编著的《祠山事要指掌集》记载，当时的张王信仰以广德为中心，已经遍及江苏、浙江、江西、湖南、福建等地区。而到了元朝末年，朱元璋驻跸祠山，佳梦成谶，诗兴大发，封祠山为“天下英灵第一山”。明朝建都建康后，朱元璋不仅令使臣春秋到祠山祭拜，还拨款大规模修缮祠山庙宇，将祠山文化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通过唐、宋、元 、明、清历朝历代帝王的赐谥和推崇，长江中下游两岸各地相继出现了名目众多的祀张庆典和祀仪。其中，广德祠山的“埋藏大会”最为神奇。明朝徐应秋《玉芝堂谈荟》称“雷之布鼓，登之鬼市，河源地丘之神债，广德祠山之埋藏，是谓天下四异，非妄传也。”可见，祠山文化来源于吴越，勃发于广德，又张扬于吴越大地。祠山文化，既具有吴文化的典型特征，又是吴文化发展的一个极致。

二 、明清时期，徽文化逐渐成为广德的主流文化。

南宋后期，徽州婺源人朱熹继孔孟儒学之大成，创立了以封建伦理常纲、道德规范为核心内容的新安理学。朱子的理学，是对徽文化的一次全面的理性整合。起初，从中原迁居而来的徽州大姓、士族背景习俗各异，表现为“十里不同俗，各处各乡风”。在以朱熹为代表的徽州理学家的的大力倡导和朝廷的支持下，一种以尊祖、睦族为宗旨的新的家族制度开始形成。朱熹的一部《家礼》，奠基和统一规范了徽州的宗法制度体系 ，标志着徽文化已经走向了成熟和辉煌。徽商，作为徽文化的承载者和传播者，把当时最具先进性的徽文化和经商之道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并不断地向四处扩张。广德，作为徽州通往苏锡常的交通要道，必然成为徽商最早经略的地区。早在元朝初年，广德西北乡的白水塘就有朱熹的第四代孙定居。经过朱家人一千多年的努力，到清朝咸丰年间，白水塘已有三千余丁，其中朱姓人占大半。直到现在，白水塘仍然是全县最大的自然村落。当年建在村西南的朱家祠堂完全是按照朱熹《家礼》中规划的模式建造的 。

祠堂坐北朝南、面水镇山 ，门前是四柱冲天式石牌坊。祠堂是三进五开间。一进为仪门 ，是重檐歇山式五凤楼结构，主要是在祭祀时供礼乐队所用；门庭后是天井，天井后是二进享堂，是祠堂的主体部分，是族人祭祀祖先和处理本族大事的场所。享堂中间正壁上悬挂着一世祖朱熹的容像，像下是半幅銮驾；三进是寝堂，供奉着先祖灵位。到了清朝中期，当时朱姓人丁兴旺，祠堂只能容纳六十岁以上老人参加祭祀。后又在村西建分祠让六十岁以下族人参加活动。先祠毁于太平天国时期，后祠毁于上世纪大跃进年代。几年前，村民在祠堂遗址上挖出一块残碑，碑上方“圣旨”二字还清晰可辨 。朱熹作为古代封建社会的圣哲，受到历朝历代帝王的尊奉，其后裔理所当然受到荫庇。上面所述的白水塘的朱家祠堂，是宋、元以后广德地区成百上千座祠堂兴衰的一个实例 。

祠堂，起始于徽州，是徽州人文思想的高度物化，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载体，是族权自治的象征，也是徽州人最基本的人居环境。徽州的祠堂文化和牌坊文化、谱牒文化一起，组成了支撑封建宗法自治制度的三根支柱。自宋朝始，徽文化被徽商带进广德。随着徽商在广德的发展，一些重要的渡口，集镇，驿站都有徽州人的商铺。像誓节渡、柏垫桥头、白水塘、流洞桥、朱湾等地都是徽商云集的地方。徽商不仅带来了当时先进的经营理念，还把徽州先进的教育方式、徽派建筑艺术以及徽州人管理社会的模式——宗法自治制度也带到广德。通过几十代人几百年的努力，徽文化以潜移默化的形式，经过同广德的本土文化的不断撞击、融合，从最初的互相排斥到后来的相互包容。发展到明代后，徽文化在广德地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从建筑上看，无论是祠堂、民居、还是庙宇、戏楼、牌坊等，无不是徽派建筑艺术的真传。徽派建筑艺术中的“三雕”（木雕，石雕，砖雕），是徽派建筑艺术的三朵奇葩。它起源于民间工艺，却登上了徽派建筑艺术的顶峰。明清时代的广德，大姓祠堂遍布，比较著名的有赵村的赵家祠堂，赵村白水塘的朱家祠堂，独术莫村莫家祠堂，苏村的张家祠堂，流洞桥的王家祠堂 等。从现在幸存的凤桥大范村的范氏宗祠、誓节芦塘陈氏宗祠中，不仅能窥见徽派建筑艺术的精髓，更能洞见宗法自治的物化形式——祠堂管理模式。这种起源于徽州的，为封建统治阶级所推崇的，在意识形态上桎梏人们精神的枷锁，已经替代了封建吏治管理社会的基本职能，进而成为广德人普遍接受的生存环境。

牌坊，被称为是徽派建筑艺术的“古建三绝”之一，是徽州石雕艺术最高成就的代表。它倡导宣扬的是一种封建主流的精神伦理，通过对“忠、孝、节、义”的旌表，树立忠君典范和推行愚民政策。明清两代，广德的各种牌坊林立，建国初期，仅广德县城就有三十三座。和徽州的牌坊文化一样，广德的牌坊也分为提名和旌表两大类。像白水塘朱家祠堂门前的牌坊、誓节渡王家祠堂门前的牌坊属于提名坊一类；像广德城东街的跨街牌坊和梨山双龙贞节坊属于旌表坊一类。由于战乱和文革，广德今天虽然幸存的牌坊不多，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代广德人对徽文化的接纳和归属。

谱牒文化，是一种雅俗兼容的地方文化。它以传达先祖信息、记载家族兴衰、继续血脉香火，以达到“明世系”的最终目的。从广德目前保留下来的诸多宗姓的族谱来看，就是通过用儒家思想来维持封建的尊卑等级秩序，加强宗族内部的人际规范。

另外，综合考察广德明清以来的建筑，无论是民居、寺庙、戏楼还是祠堂、牌坊等，无不镌刻着徽文化的烙印。虽然咸丰到同治年间的兵炙和瘟疫给广德文化带来毁灭性的打击，但徽文化的遗存却以物化形式顽强地矗立在如大潮一样汹涌的清末移民文化之中。然而，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又一次把灭绝人性的灾乱强加在广德人民头上，县域内的徽派建筑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传统文化又一次遭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后，经过文革的再一次洗劫，徽文化在广德被进一步边缘化了。

三、现代广德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多元的移民文化，具有包容性的特点。

同治四年，县境内形势渐趋稳定，清王朝令广德地方速筹措“招募流亡，垦辟田亩”事宜。县内设劝垦局多处，“出示招垦”，并推行“插标划田，据室为家”等鼓励移民垦荒的政策。于是 ，大批河南、湖北 、以及本省江北等地的移民来广德定居。从河南来的移民主要住居在广德的北乡一带，从湖北来的主要定居在广德南边的山区一带，安庆来的移民却集中生活在东亭乡一带。而当时遗留下来的广德土著人不足六千，主要蜗居在郎广两县南部的大山沟中。在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的半个多世纪中，广德逐步形成了以河南移民带来的中原文化和湖北移民带来的西楚文化为主的多元文化结构。起初，这种移民文化是以非常低俗、封闭、并以他存在的形式，形成以村、镇为单位的文化割居现象。但是，经过半个世纪的两代人努力，广德的本地人和各地移民通过联姻、商贸、生产和社区活动等形式，加强了不同宗教、习俗、教育、伦理道德之间的各种文化交流。而通过交流，各种文化扬长避短，取舍有度，从而形成了相互包容的地区特色移民文化。广德在接受移民文化的同时，移民也被广德优秀的传统文化所征服。民国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广德举办的最后一次祠山庙会，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活动内容之丰富、影响地区之广泛，足以说明作为一个移民地区，老百姓对广德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回归感。

其次，是县域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

今天，我们在加强三个文明建设的时候，在提高市民文化素质和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时候，就必须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和传承。下面结合我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现状，谈谈对我县历史文化的传承问题的几点建议。

一、要充分认识历史文化的探源的重要意义。

没有历史，就谈不上传承。从上面所阐述的广德历史文化的三个阶段看，广德的历史文化既具有本土化、图腾化的特点，又具有包容性、开放性的特色。祠山文化，起始于民间祭祀，表象是一种极具原始性的图腾崇拜，其实质是对古代以张渤为代表的英雄人物敢于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的高度认同感。可是，这种具有民族性优秀特征的文化，主要由于战争的原因，在传承上几次掉链，使其精髓在广德失传多年；徽文化在当时最具先进性，最具有活力，在向广德地区扩展的过程中兼容了广德本土文化的精华，对祠山文化进行了理性改造，丰富和吸纳了祠山文化中的“人格化”内涵，成就了广德特色徽文化的辉煌。而这种辉煌，也因战争和政治的原因，变得暗淡。现在，广德的多元移民文化虽然有多方面的优点，但因其失去历史底蕴的深厚而显得浮华。就像现在广德的大多数人，不知道自己三代以上的祖先是谁，他又来自何方。所以，加大对历史文化探源的力度，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二、建立健全一个发掘和传承历史文化的长效机制。

改革开放前后，我县曾出现了以程劲枫、彭斯福和以胡发兴、杨跃庭为代表的两代文艺工作者，他们在挖掘广德历史文化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抢救出一批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特别是祠山文化研究会成立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对祠山文化进行了系统地研究。二00八年出版发行的《祠山文化溯源》一书，充分体现了祠山文化研究会成员们在祠山文化研究方面的丰硕成果，为我们今后进一步研究祠山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是近年来，由于祠山研究会的大多数成员都以进入古稀之年，对祠山文化的研究不仅没有进一步深入，反而陷入停滞状态。目前，不仅在祠山文化的研究方面后续乏人，就是在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甚至包括对我县革命斗争史（中共党史）的研究方面都出现了断代。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必须引起政府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我们现在开展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这不是做几篇空头文章就能交差的事情。失去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就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样，是无法真正实现城市文化品位的提升的。所以，培养一批热衷于广德文化事业的人才，建立健全一个历史文化传承的长效机制，才是有效提升城市文化品位的得力举措。

三、启动市场机制，发展文化产业，促进传统文化的民间传承。

随着市场经济的高速发展，文化事业的市场化运作已经成为文化事业发展的一个重要手段。县委、县政府的宣传和文化部门，不仅要充分发挥县文联及下属的各个艺术家协会在文化事业发展上的主导作用，还应积极鼓励和支持文化产业的发展。建立包括文学作品、书画作品等以弘扬历史文化为主体的多元文化产品市场，以满足广大市民多层次的文化需求。 胡锦涛同志在2006年11月10日文联会议上指出：一部人类社会发展史，是人类生命繁衍、财富创造的物质文明发展史，是人类社会积累、文明传承的精神文明发展史。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镌刻着文化进步的烙印，文化的力量深深地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之中。他这段话阐明了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更为我们发掘和传承历史文化指明了方向。广德历史文化的发掘与传承，已经历史性的落到我们这一代头上了，这是历史和时代赋予我们的神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