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实恢复历史面目：戈尔巴乔夫掀起“不留历史空白点”大清查运动

“公开性”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不仅在舆论上使党政干部处于被批评和监督的位置，而且在政治上使党政干部的前途命运第一次掌握在人民的手中——赢得选票，更深远的影响则发生在思想上——如何看待苏共和苏维埃的历史。对党的历史的态度是苏共坚持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评判标准。戈尔巴乔夫回忆说他之所以在契尔年科时期获得德·弗·乌斯季诺夫的政治支持，关键就在于两人在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方面立场相近。1983年7月12日举行的政治局会议讨论了对待苏联历史的态度问题。这次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证明，当时的思想形势决定了必须进行“改革”，实行“公开性”。对过去的历史做出评价的起因，是契尔年科讲的关于他与莫洛托夫会面的故事。政治局作出决议，恢复了莫洛托夫的党籍。从完整意义上讲，这些讨论表明，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惊人地一致。而在这方面也有领头人物跳了出来。乌斯季诺夫就是这样的领头人。很明显的是，戈尔巴乔夫对乌斯季诺夫和其他老态龙钟的政治局委员随声附和。从这种随声附和行为的背后，人们可以听到戈尔巴乔夫这样的话：“我是自己人，我的想法和你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当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时，他需要的共识却不是在对党的传统历史的尊重基础上形成的。戈尔巴乔夫要破旧立新，重塑改革共识。于是，在“公开性”的号召下，苏联掀起了“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历史大清查运动。戈尔巴乔夫采取这样的措施，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一是戈尔巴乔夫思想发生转变。当戈尔巴乔夫着手进行改革并且遭到党内不断的批评时，他认为，“改革道路上最大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他需要借助于“公开性”来重新分析评价苏共的过往历史，以为改革提供强大的思想共识和动力。“我的出发点是：通过认识自己的历史来明辨是非的过程是必要的，人们应当了解有关过去的全部真相。必须废除关于档案的禁令，使任何文献都成为公开性的财富，如实地恢复我们所经历过的一切的本来面目。”戈尔巴乔夫认真阅读了私下出版物和在外国出版的读物以及进步出版社出版的供内部阅读的“非公开”出版物，这对他在“事实材料”上进行准备，以同党内对苏联历史的那些根深蒂固的简单化和不真实的看法决裂起了作用。在1987年11月7日所作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对布哈林个人及其作用的重新评价，打开了重新审视实际上以斯大林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为基础的整个意识形态的闸门。掀起了彻底重新评价各种价值观的第一次浪潮，它“拆掉了所有的铆钉”。1988年4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与州委书记第一次会见时，首次愤怒而又激烈地批评斯大林。他说：“当我们不知道曾经发生的事的时候，那是另一回事。但当我们已经知道并且知道得越来越多的时候，那就是可能有两种观点了。斯大林是个没有任何道德的罪人。我给你们（！）说：100万党的积极分子被枪杀了，300万人被送往了集中营，饱受长期监禁之痛苦。一大批好人被驱逐出境了……这还不算集体化中遭毁灭的几百万人，如果按照尼娜·安德列耶娃的逻辑去做，她是要我们去搞新的1937年。你们愿意这样做吗？你们是中央委员吗？你们应该深刻考虑国家的命运。时刻记住：我们大家都拥护社会主义。但是拥护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我们不需要……”二是破除思想禁锢的认识需要。戈尔巴乔夫认为，改革的实践需要社会政治思想界来一个急剧转变。因此，搞清以往那段不寻常的历史的真相，是1985年4月改革开始的重要条件之一。利加乔夫指出：“我们的历史空白点数不胜数。无疑，苏共二十大破除了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并使人们完成了思想上的震动和转变。”对戈尔巴乔夫来说，在没有把苏联历史划分出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没有分析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做法之前，“我无法揭开我们历史悲剧的疙瘩”。戈尔巴乔夫关于十月革命70周年报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在切尔尼亚耶夫看来，报告中还有许多传统的东西，对历史的评价和分析还是以对待我国历史的苏维埃式“逻辑”为基础的，而且说的远非全是实话。在宣读（1988年10月31日）这份报告前的一个星期里，在政治局讨论报告草案时戈尔巴乔夫说，“有些事情人们指望我们能多说些……而少说不行……”“但没有必要多说！”——不知是谁这样回答。但是十分重要的是，从总书记——按传统是党的绝对真理的最高的、无可争议的代言人——的嘴中实质上说出了，我国历史也可以是公正分析的对象，许多好像不可动摇的“理论”原理可以加以怀疑并重新认识。戈尔巴乔夫本人后来在政治局作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总结时这样确定了业已实现的意图：“我们可以说，在社会的意识中出现了理解；必须逐步更新社会形式以适应人们的实际需求。这样就对几十年来培育起来的思维的教条化给予了沉重的打击。”三是回避党内批评的策略需要。面对改革政策不断受到党内保守势力的责难，戈尔巴乔夫祭起了“公开性”的法宝，使社会在重新认识苏共历史的大潮中把矛盾直接指向了固守过去的党内官僚，从而迫使他们要么闭嘴，要么跟他走！1988年戈尔巴乔夫撰写了第二本书，初步取名为《改革——接受生活的考验》。阅读这份手稿时，切尔尼亚耶夫发现戈尔巴乔夫为何不得不越来越放松公开性的缰绳，甚至“快马加鞭”。1988年夏天召开的苏共第十九次党代表会议是个转折点。在这次党代表会议上，党本身不是按机关办事方式而是自发地得到了公开讲话的可能性——每个人想什么，要做什么，无须看别人的眼色，无须顾忌上层的权威，无须考虑职位等级制度的规则。如果在从前，在代表会议召开前，不仅是政治局，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都认为公开性是一种使国家摆脱极权主义束缚的力量，如果不说是惟一的，那么也是一种独立的力量。这种独立的力量暂时减轻了戈尔巴乔夫在党内的压力。四是实现变更制度的政治需要。随着戈尔巴乔夫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富发展”，他越来觉得现有的苏维埃制度是一种压抑人性的、专制的、无情的制度，必须加以更新。借助于对历史的重新评价，戈尔巴乔夫突然发现：无论是党还是社会，对更新社会制度已经没有强烈的抵抗意志了。因为在重新评价中，党和社会所坚持的这种制度已经失去了存在下去的道义力量。利加乔夫承认：“对于这种着重于吸取历史教训的立场，是可以欢迎的。但是，稍后有人唱起了反调，对过去的违法事件，用尖刻犀利、幸灾乐祸的笔调，大加鞭饬，对上一代所遭受的苦难则是庸俗地津津乐道，而绝不是意在为后世留下深刻的教益。读者于是得出了一个结论：一切都是社会制度的错，也就是说，应该替换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