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历史：一场奇怪的战争（二）

大家好，今天小编继续带大家接着讲上一篇我们没有讲完的晚清精彩历史。现在已经明白了李鸿章回京收拾残局的最大障碍，或者说李鸿章回京收拾残局将最先收拾的人，肯定是现存领导班子，肯定是这个端郡王载漪和他的追随当天晚上，北京城内各种传言满天飞舞，有的说列强向清政府提交了一份者 归政照会”，勒令慈禧太后立即将政权交给光绪帝。要求慈禧太后将政权归还给光绪帝的呼声由来已久，这是1898年秋天之后一直不绝如缕的政治传闻。这个传闻在过去或许并不怎么被慈禧太后所看重现在列强兵临城下，谁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所以这个传闻可能在这个特殊时候还是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在6月17日的御前会议上，主战、主和两派继续争执，甚至连光绪帝也介入进去了。大约在这次会议上，皇太后主动提及外间归政传闻，以为列强真的这样欺人太甚，那就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即便是一直主和的光绪帝，在听说所谓“归政照会”的消息后，也深感困惑，表示如果确实到了无法挽回的地步，那么也只好作“背城之举”，因为毕竟“宗社生民所系至重”。17日会议结束后，力主讲和的军机大臣徐用仪率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大学士联元等前往各国公使馆解释清政府的立场，希望各国公使出面劝阻西摩联军不要继续向北京前进，以免局面彻底失控。徐用仪也比较强硬地告诫各国公使，如果联军执意向北京进军，执意不给中国政府面子。

中国政府也只好奉陪到底，决一雌雄，各位公使也就只好下旗回国。这也是国际惯例。同一天，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也向清廷提出善后方略，力主自行镇压义和拳，防止各国借机干预。他们强调，邪术从来不能御敌，乱民从来不能保国。一旦列强动手深入内地则灭义和拳，各省会匪必将乘机而起，大局溃烂，恐怕就无法挽救了。刘坤一、张之洞的电报坚定了清政府内部的主和派，他们相信有刘坤一这批头脑清醒的疆臣在外与列强周旋，局面一定会改观。太常寺卿袁昶等向清廷上了一份建议书，建议朝廷责成荣禄动手剩灭义和拳，为中外重归和好创造条件。18日，两宫主持召集第三次御前会议。

或许是因为天津战事不太明朗，或许加上西摩联军继续在前往北京的路上，为使被动变为主动。这次会议并没有讨论怎样平息义和拳骚乱，反而将重心转向怎样围困攻打公使馆，围魏救赵，逼迫西摩联军退兵，逼迫驻扎在天津的联军不敢轻举妄动。主张围攻公使馆的端郡王载漪等人当然并不是真的要消灭这些外交使者，如果是这样的话，正像后来许多人所分析的那样，凭借清军的力量不一定能战胜各国联军，但对付并没有多少防御能力的公使馆恐怕还绰绰有余。他们的目的只是吓唬吓唬，只是让各国公使出面劝阻联军。然而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使这些公使根本无法理解中国文化中白脸黑脸的意蕴，更不知道中国政府的真实用意究竟何在。

他们不愿帮助清政府中的和平主义者这实际上是将那些唱黑脸的排外主义者推向绝境，迫使他们在排外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窦纳乐等人当天在公使馆会见了前来谈判的总理衙门大臣王文、许景澄和立山等，中国方面提出，要求西摩联军驻留在距北京城中心只有十二英里的黄村火车站，这既能给清政府一个面子，营造一些和平气氛，也会使清政府有力量自己动手去灭义和拳。可惜，窦纳乐等西方使者太不理解中国文化了，他们对中国政府主和派的建议拒绝了，从而终于为自己酿制出苦涩的后果王文留、许景澄、立山前往公使馆求和的第二天，西摩联军并没有停止向北京进攻的步伐，而天津又传来联军要求“收管”大沽炮台的消息，表示假如中国军队不能和平交出。

联军将不惜以武力夺取。其实，裕禄将这个消息传到朝廷时，大沽炮台早已在联军手中了。大约是预估到自己没有出兵帮助大沽炮台守军的危害，裕禄在6月17日收到法国驻天津领事杜士兰送来的这封外交照会时，就已经知道大沽炮台失守了。各国领事原本担心裕禄会出兵援救大沽守军，还故意将送给裕禄的外交照会错后一天，没有与送给罗荣光的最后通牒同时送达。裕禄在17日上午十时许收到这份迟来的照会，而此时距大失守已经有三四个小时了。裕禄没有在紧急报告中向清廷汇报大沽炮台失守的最新进展，反而将这份已经迟到、也已经无效的外交照会送给朝廷。这个外交照会和裕禄的报告给清廷的印象是:列强欺人太甚，竟然向中国索要大沽炮台。

从战略上说，大沽为海口重地，也是守卫北京的重要门户，如果将大沽炮台交给联军收管，实际上就是将进入北京的大门钥匙交给了联军。对于联军的这一蛮横要求，清政府最高统治层不禁感到的是列强太过咄咄逼人。如果同意了这一要求，就不止是丧失北京的一个重要屏障，而且此后的政府也只能在列强的卵翼下苟且偷生，所谓的清政府也只能是洋人的朝廷，洋人一定会得寸进尺，步步紧逼。为了寻找应对办法，慈禧太后于获知这一消息当天下午在仪銮殿紧急召集第四次御前会议。由于裕禄的报告只是说联军将领要求和平占领大沽炮台，慈禧太后等政治高层并不知道大沽炮台其实已经沦入联军之手，他们的讨论主要集中在联军索要大沽炮台将要导致的政治危机。

权衡利弊，他们认为中国目前所能做的就是坚决拒绝列强的这一蛮横要求，至少在外交上要作出准备破裂的姿态，以强硬的外交姿态迫使联军放弃占领大洁炮台的想法。所谓强硬的外交姿态，当然就是不惜开战，不惜决一雌雄。根据此次会议的决定，总理门大臣许景澄在当天下午五时许向各国公使送去同文照会，宣布因各国海军将领执意索我炮台，显然是各国有意失和，首先开衅。现在京城义和纷起，人情浮动，各国使臣的安全很难保证，因面请各使臣及其属、随员等在二十四小时之内下旗回国。

总理门的这个外交照会只是对联军将领索要大沽炮台的回应，至于天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大炮台的最新情形清政府和各国公使其实都不知道。各国公使对中国政府突然强硬的姿态无法理解，他们在当天晚上的公使团会议上决定以照会方式回应清政府的要求，表示二十四小时的限制实在太短，且出京途中安全难以保障，他们要求第二天上午九时许前往总理衙门拜会庆亲王，当面表达公使团的意见；或者请庆亲王或端郡王能够前来公使馆当面解释。各国公使的回复照会应该在当天晚上就送到了总理衙门，不过清政府并没有接受各国公使的要求，并没有同意接受各国公使第二天上午的拜访，甚至根本就没有就这个照会进行答复。

各国公使的恐慌正符合昨天御前会议的判断，清政府期待恐慌的各国公使能够设法阻止联军将领索要大沽炮台，阻止西摩联军继续向北京进攻。第二天清晨，由于各国公使并没有收到总理衙门的回复，使馆区的人们开始出现恐慌，公使团在九时许再次集会，商讨对策。大部分公使苦无良策，陷入深思，只有德国公使克林德认为不管清政府是否答应与公使团会面，各国公使都应该集体前往总理衙门，当面向中国大臣解释外交团不能在二十四小时之内离开北京的原因，以争取宽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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