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历史上的汉武帝饱受争议？解密汉武帝的历史困局

导言：汉武帝在位54年，加上昭帝的14年、宣帝的25年，是西汉王朝的鼎盛期。特别是汉武帝进军漠北，统合岭南，镇抚西域，在朝鲜和西南夷设置郡县，奠定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基本疆域。

历史上的文人墨客常说汉武帝开启了汉代的盛世，也造就了汉代的衰亡，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汉武帝面临的三大问题

（1）长期的“和亲”政策，未能阻断北方匈奴的挑衅和入侵，边境危机益严重。

（2）长期的轻田租（土地税）重算赋（人头税）政策，使得农民贫穷不堪，一遇天灾，被迫卖田宅鬻子孙四处逃亡，造成社会动荡。

（3）诸侯王和新贵族在“无为”下逐渐形成地方势力，“无人君礼”，威胁到中央对统一局面的有效控制。以新的统治思想取代“黄老”已经水到渠成。

汉武帝奉行的统治思想，表面上看是“独尊”儒术，实际上是外儒内法，或者如汉宣帝所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所谓“王道”，是儒家提出的以仁义治天下的方法；所谓“霸道”，是像秦那样凭借威势和权术进行统治的方法。这时统治者需要把它们搭配在一起，让官员们“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

思想上重大转变的原因

（1）秦汉控制性无限扩张的胃口。而要做到这一点，离开法家“厚赏重罚”的手段是无法实现的。

（2）汉有秦朝的覆辙在，仅有严刑峻法不一定能换来理想的社会秩序，也不能避免走向混乱。因此秩序必须要有文化秩序来配合，才能实现长治久安。

（3）儒家蕴涵了久远的文化传统，强调“礼义教化”，提倡“仁”“孝”伦理，把社会看成是宗法共同体，认为君民关系就是父子关系的延伸。不仅给统治权力提供了合法性，还可以使民众温顺驯服。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

汉武帝的文治武功主要表现在开边、兴利、用法等几个方面。

君主有责任将中原优越的农业文化向外推展，建立太平世的必要条件就是“远夷之君内而不外”，要“王者无外”。汉武帝把“王者无外”的理念演绎到极点，从建元三年到元封三年前后31年的南征北战，巩固和扩大了秦朝拓边的成果，基本完成了儒家太平世要平世要“治夷狄”使“天下远近小大若一”的目标。本来穷兵黩武是“霸道”的表现，汉武帝却粉饰以儒家“王者无外”的理念，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

但是汉武帝开边的代价是沉重的。因为运用精锐骑兵深入夷狄远程奔袭，虽然军事上极为成功，但人员物资的消耗却难以承受。由于连年用兵以汉武帝本人服食求仙、巡游赏赐、大建宫室等种种奢靡行为，造成“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海内虚耗，户口减半”的严重后果。

汉武帝的弊政

（1）利用统一铸币、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和算缗告缗等手段，打击富商大贾甚至使之破产。

（2）实行人羊为郎、买爵赎罪、人粟补吏和白金皮币等措施，鼓励贵族和富人向朝廷输纳钱财。

（3）压榨农民，或“赋敛不时”，或“征发繁数”，使之被迫贱卖谷物或转借高利贷。这些措施加上污吏趁机聚敛，“吏多私，征求无已，去者便，居者扰”，农民只能抛荒土地，“流民愈多”。

兴利造成“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的动荡局面，社会矛盾急剧激化。汉武帝出于本能，于是借酷吏之手来用法。酷吏作为鹰犬，主要作用是控制反抗的农民，打击各地的豪强势力，以及制定和执行国家法律。汉武帝任用张汤、赵禹修订法律。汉律原有章、条、事、比四个层次，现在又盛行“春秋决狱”，即以儒家经典《春秋》的经传之文作为判案依据，它同样有法律效力，“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张汤亲至陋巷，问其（指董仲舒）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条，动以经对，言之详矣”。《春秋》决狱的特点是。着重考察主观动机，“志善而违于法者免，志恶而合于法者诛”。这是司法上的“霸王道杂之”。

如何评价汉武帝？

在董仲舒“更张”说的鼓动下，汉武帝很重视制度。但他只是从需要出发，发展的仍然是秦制。如削弱诸侯王权力，打击豪强势力，目的在于加强皇权；如设立中朝，削弱丞相的权力，目的在于强化君主权力；其他军事、法律、经济、外交各领域的举措，无不与儒家理想背道而驰。只有“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礼百神”等文化措施，与儒学差近，但或者只有象征意义，或者显示效果要更待以时日。

到了汉武帝晚年，不仅社会矛盾激化，出现严重的危机；而且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又出现皇权继承危机。汉武帝果断颁发。罪己诏，要求官员们“禁苛暴，力本农”，从此“息兵罢役”，停止对外征战。这才使他“有亡秦之失而免亡秦之祸”，使汉朝得以转危为安。又由于他“顾托得人”，汉昭帝和霍光以及再后掌国的汉宣帝都能够继续执行汉武帝晚年确定的方针政策，使西汉再走上“中兴”之路。这一时期的路线，用宣帝的话就是“霸王道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