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上海的抵抗运动

大家好，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历史。日本的占领把上海排斥在全民抗战的主流之外。直到1937年为止，这座城市始终是全国的心脏，是所有的抗日运动和爱国团体聚集的中心，而她的沦陷则使她在刹那间失去了昔日的光环。上海似乎成了那些软弱无能、自私虚伪和贪图享受的各类人物的可疑的庇护所。其他的人都纷纷离开了这座城市，或者前往西部投奔自由中国政府，或者奔赴延安的共产党根据地。还有些人则逃亡香港，以兔和敌人有任何接触然而，从1937年秋季起，在数月前开始的对日正面作战和大规模爱国动员热潮的带动下，上海的抵抗运动在国共两党敌后人员及其追随者、秘密社会帮团分子、知识界和新闻记者中间组织起来。

四年中，这些抵抗分子展开了积极的抗日宣传和骚扰日伪汉奸等各种活动。从日伪当局接二连三的起诉和采取的镇压措施中，可以看出这种抵抗活动的有效性，而且这些行动无疑得到了被禁锢在“孤岛”中的外国侨民的大力支持。上海的外国租界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中国人民反对本国政权的行动中起了有利的作用。利用外国租界为基地，抵抗运动成员在郊区组织游击战，在城市中进行恐怖活动。他们把租界作为舆论阵地，怒斥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的滔天罪行。租界也成为受到威胁的知名人士的隐蔽场所，以及各种秘密组织的发源地。尽管这个时期的租界被称为“孤岛”，但是她已重新成为各种形式的抵抗运动组织的汇聚中心，并且保护它们的正常运作。

直到1942年至1943年间，日伪军控制了整个上海地区，这些抗日组织的活动才被彻底禁止。上海周边地区的游击战是1937年中日上海战役的持续。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残部和以安徽为根据地的新四军部队，给日伪在上海的统治带来了极大的威胁，32他们不断地破坏、骚扰各地通往上海的铁路运输网络，以致日军不得不在1939年动用大批军队和坦克去重建那些地区的秩序然而，重要的战场还是在上海市区内。抵抗运动的主要武器是恐怖打击和抗日宣传。隐藏在租界的秘密组织所发动的各类活动中，戴笠所领导的重庆的军统局扮演了主要角色。该军事情报机构雇用了上千名特工人员，由出身良好的外省籍军官带领。

这些人员受中国传统教育的培育，脑子里灌满了各种传奇性的英雄主义。该组织的主要目标是阻止日本人在上海组建市政府和汉奸中央政府，其战术就是暗杀所有赞同和支持上述预谋的中国人。从1937年9月到1941年10月，军统局策划了150次类似的处决行动。由于遇害人的知名度，这些连续发生的谋杀在舆论上引起了激烈的反响1938年9月，唐绍仪倒下了这位前部长和大使曾是日本人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合作政府的首脑候选人。唐是位业余工艺品收藏家，当他正在欣赏由乔装打扮成古董商的杀手送来的一只古瓶时，被杀手用事先藏在瓶中的利器刺死。1939年2月，轮到前驻法大使陈箓头上。

他正坐在家中的沙发上庆祝新年，宾客围绕，一颗左轮手枪的子弹射中了他。1940年10月的一个晚上，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筱庵在自己家中被家庭厨师用菜刀砍死。在开展恐怖活动的同时，公共租界里的中国媒介也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宣传势。1937年末，日本人以中立为由，强求工部局关闭了十来家中文报纸，其他三十来家中文媒体也遭破坏。然而，依照治外法权规定，外国的出版机构躲过了这场清查。在他们当中，有些报刊的反日立场非常坚定，如《中国评论周报》日后为他的立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是自1938年起，日益扩大的反日宣传大多出自于“洋商报”，即外国人管理的中文媒体。

这些报纸由中国人编辑，但作为外国资产在外国领事馆注册，以此摆脱日本人的检查。这些报纸各自承担了重庆国民政府和延安共产党边区政府的发言人的角色，传播他们的通告和指令。因无法查封这些出版机构，日本人只能试图阻止这些报纸在租界以外地区发行。从1938年起，爱国戏剧在法租界风行，成为抵抗运动的另一种形式这场运动是由共产党敌后人员主导的。他们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联合那些富有民族尊严并且道德正直的知识分子一起斗争。法国文学专家李健吾先生就是其中的一员。由于他和法租界当局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这位福楼拜的崇拜者和翻译家写出了许多爱国主义的剧作。

这些宣扬抗日精神的爱国主义剧作被搬上舞台后，很快就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如描述明末一群文人命运的《碧血花》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最著名的左派知识分子如郭沫若、茅盾等都在137年秋季离开了上海，其他一些不太激进的知识分子则因家庭或财产的关系留了下来。为了避免与占领者接触的危险，许多人举家搬进租界居住。在相对安全的环境下，他们在租界里继续着他们的活动，并发展成为一个批评时政多于抵抗的社交圈子:他们在咖啡馆和公共浴室里、在家庭麻将桌上甚至利用婚礼聚集在一起，互相交流信息和情报，发泄对日本的共同仇恨，表示对解放的渴望。

这种既无能却又不甘屈服的态度在欧洲也同样存在着，比如一些朋友聚在一起讲述嘲讽占领者的“有趣的故事”。即使在斯大林控制下的苏联，异议分子们也常常利用厨房作为其联络和发泄的地点。除了美国人鲍威尔和英国人伍德海等几位记者之外，租界的外国侨民在欧战爆发和日本加入轴心国后，并没有怎么介入这场与他们身家性命直接相关的战斗中一方面是种族间相互隔离的意识仍在继续作怪，另一方面某些外国社团根本缺乏爱国意识。白俄和中欧犹太难民是被剥夺了他们原有的国籍的。

对于他们来说，过一天算一天，不存在任何投机性质的爱国主义或集体主义行为一些英国侨民加入了由丘吉尔在1940年创立的特种行动处，这是个在欧洲被占领地区从事抵抗和破坏活动的组织。这支没有任何中国成员的上海小分队显得毫无战斗力。1941年12月公共租界沦陷后，这支小分队就被日本人消灭了。在法租界，一小部分戴高乐分子在批发商罗德里克·埃加勒的带领下，于1940年8月创立了一个名为“仍是法兰西的组织，吸收了60来个自愿兵，准备参加自由法兰西的军队1941年4月，埃加勒被逮捕，法国总领事马杰礼控告他挑动法国水兵开小差。

于是，法租界的戴高乐派人士在督学夏尔·格洛布瓦和依据维希政府的反犹太人法律而被解职的前领事法庭法官高夫曼围重新聚集起来。但是由于局势“特别困难”，他们的活动迟迟未能展开。据他们中的一位成员解释，主要原因是租界里存在着一个“重要的维希党派”，而且当时有必要阻止“上海的法国人中已经出现的越来越深的裂痕”。虽然这些戴高乐派人士曾经与重庆方面接触，但是他们似乎并没有和当地的国民党组织合作。法租界里的一些最坚定的抵抗人士纷纷奔赴非洲、意大利和法国，直接参加战斗去了。他们的经历只是上海历史中的一支小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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