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历史：救亡运动和群众运动的新高潮

大家好，小编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下上海历史。在1930年代的上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空前高涨舆论界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评论时事和要求政治家满足他们的请求。舆论界所表达的是抗日，所要求的是武力反抗强邻的侵略。1920年代的反帝斗争让位给了救亡图存的斗争，一场抗日的爱国主义斗争。日本加快了侵略脚步:193年侵占东北，1932年侵犯上海，从1935年侵入北方数省，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 上海社会爆发出高昂的爱国热情，对于国民党政权，既是张可打的牌，又是个危险。骨子里是民族主义者的蒋介石不能完全依赖民众的情绪。

蒋介石深知中日两国军力悬殊，他要等待时机，把反对侵略者的抵抗行动尽量延后，优先致力于经济现代化和国家统一问题，也就是说，要消灭共产党和红军游击队。因此，民众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向反政府的方向转变，成为国共两党政权争夺战中的重要筹码。中西方史学家通常以这种角度进行研究，得出共产党必然取得胜利的结论仑。然而救亡运动本身越来越像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主宰了上海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的政治生活。它的组织结构也不像国共两党那样严密，但其影响力却能穿透城市社会的各个阶层，极大程度地唤醒了民族意识 上海正是处在这股浪潮的中心，这种高涨的民众的民族主义将谱写20世纪中国的历史新篇章。

并且毫无疑问地在21世纪到来之前继续感受到其影响力。1928年针对日军武装侵犯济南而爆发的抵制日货运动，给了国民党当局第一次操纵民心为已所用的机会。这次的经验在1931年大规模抗日风潮到来时，显得非常有用。 抗日救亡运动起因于东北事变。1931年918日，日本军队在中国军队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该地区。率先行动起来的是上海的大学生。他们组织罢课、示威、游行，又在传统的模式中加入新的方式:派代表团赴首都南京请愿。政府最高层官员与蒋介石本人都在正式会见的场合中，以大量的许诺与劝慰之词来试图平息青年人的愤怒。学生的爱国行动很快得到了各界响应，商人们再次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工人在上海的日资工厂中组织罢工。

新闻记者发表一篇篇义正词严的文章；甚至连妇女同胞也决定成立女界义勇军来保家卫国。这场大动员得到了国民党地方党部的支持。国民党一方面试图掌控这场社会动员，一方面又在 上海组织了囊括社会各界所有救国团体的抗日救国委员会。这场半官方的运动随着9月26日召开的市民大会而达到了顶峰。在老西门体育场，在上海老城的大街小巷，成千上万的学生、布尔乔亚、职员和工人高喊着反日口号，要求对那些不遵守抵制日货的人处以极刑。示威之后，即在治安巡警同情的目光下，沿着上海的主要大街举行了游行。 上海，作为抵制日货和学生运动的大都市，居住着3万日本侨民，这些人生怕自己的身家性命受到伤害，要求日本政府给予保护。

为了避免可能成为军事干涉借口的任何摩擦，华界市政当局显得特别节制。在北站，请愿学生与警察之间爆发了多起冲突，请愿学生要求乘火车去南京而遭到警察的阻挠。最严重的一次冲突发生在12月9日，15000名学生将市长扣作人质，并组织起人民法庭对警察局长作缺席审判。 日本人一直认定国民党是抵制日货运动的主使者，这并非完全没有理由。1932年1月28日，日军攻打闸北华界，五个星期之中，日军遭到了国民党十九路军的顽强抵抗。工厂、民宅在炮弹、坦克和汽油弹的狂轰滥炸下被夷为平地，许多士兵和平民惨遭杀害。日军对这个人口稠密地区动用了最先进和杀伤力最大的武器: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

使用这种残酷手段预示了烈火与钢铁交织的暴风骤雨将在几年后摧毁欧亚的许多城市。 如果说侵略东北伤害了上海人的民族感情，那么闸北之战就直接危及到了城市的生存，但上海市民的积极参与并没有停止支前援军和赈济救灾代替了以前的爱国游行。社会舆论认为由国联出面调解停火谈判是不能令人接受的。号召继续抗战的《生活》杂志，成为上海和中国所有期刊中发行量最大的杂志:15万份。1932年的夏秋，抵制日货运动又经历一次短暂的高潮。然而这次主要的组织者不再是各个商会、会馆和学生团体，而是秘密社会。恐吓取代了说服，谋杀和炸弹代替了示威游行。好像在充满暴力与悲情氛围的上海，任何运动都无法摆脱恐怖主义的厄运。

1931年的运动没有像1919年运动那样投入文化革命，也没有像1925年那样发动总罢工，它所具有的重要性在中国的历史文献里经常被低估，因为共产党人没有参与运动之中。这种重要性，如先前的运动一样，来自于各阶层民众的积极参与和社会动员的规模。其独特之处在于利用各种派别间的争斗，对中央政权施加影响。 国民党左翼领导人汪精卫反对蒋介石的立场就十分显眼，从两人之间争权夺利和如何对待地方分裂主义到意识形态上的交锋，从将领间的你争我夺到政治作 战，双方的对立处处可见。1931年的运动就在汪精卫及其派系成功迫使蒋介石暂时退出政府的内斗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国家高层领导人利用群众运动争夺权力是国民党时代中国政治生活的惯用手法之一。然而民众介入政治领域造成的结果往往是人事的改变，而非政策的改变。这就是1931年的情况。蒋介石的离开没有将中国拖入内战，而只是对领导层做了昙花一现的部分改组，因为他很快就重新夺回了作为政府首脑的大部分职权。1935年至1937年，抗日救亡运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点燃这场人民民族主义熊熊烈火的根本原因是日本侵占了东北三省，并阴谋将这些省份变成“自治地区”，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由亲日傀儡来管辖。

1935年12月9日，北京的大学生再一次奋起抗议，作出迅速反击。他们的抗议运动很快得到了上海民众的热烈响应。在许许多多的救亡协会中，最活跃的是文化界的协会，拥有近200名作家、记者和法学家。1936年1月，囊括所有救亡组织的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拥有5000名成员，可以动员两至三万示威者。四个月后，20余省的代表在上海建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该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都是上海的精英，大多是著名的知识分子，如记者邹韬奋，1897年出生的经济学家、银行家章乃器，以及法学家沈钧儒。

1936年7月15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袖们注意到中国共产党提出国共再次合作的主张，于是发表公开信指出，消灭共产主义的政策已彻底失败，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和保证言论自由。这封公开信在上海和在全国其他城市得到了极大的反响，但也加深了蒋介石的怀疑，他认为在这封公开信的背后有阴谋，是共产党为了自身利益而在操纵救亡运动。这种怀疑多少有些根据。自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再次提出统一战线的政策后，上海共产党人就投入到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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