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物

《公羊春秋》和《周易》是中国学术和历史的双轴心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董仲舒所创设的政治新范式,尽管在努力接续唐虞三代政治范式,但又存在本质不同,是中国历史上第二套政治范式,唐虞三代时期的为第一套。春秋战国为礼崩乐坏的混乱期,也是两套政治范式之间的中间期。

值得发问的是,为什么连接中国历史上两套政治范式的是《春秋公羊传》,而不是其他《经》其他《传》?

还值得发问的是为何“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是出自公羊家之口,并且导致儒家《五经》成为官学的核心。显然,《五经》中的其他《经》都是《春秋公羊传》的受惠者。《公羊春秋》看上去是《五经》的首领,正是在其带领下,《五经》才整体上得以登上官学之宝座,与官位和财富建立了直接联系。

同时,以复原汉学,复兴孔孟之道自居的清朝一代的学术,整体上呈由《五经》向《春秋公羊传》收敛、聚焦之势。前半段的“考据学”是“五经学”,而后半段的“今文学”其实就是“公羊学”。最后在晚清,公羊学不仅一支独大成为“显学”,而且再次对中国的政治和学术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公羊家康有为不仅成为“百日维新”的领袖,而且他的学说也是儒家文化系统性崩溃的重要导火索。康有为成为董仲舒所创立的政治新范式和学术新范式的破坏者,摧毁者。

这些事实说明,《春秋公羊传》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有着深层的根本性的联系,代表着中国文化和历史最深层最根本的东西。

这种深层的根本性的东西就是:大义与历史合二为一,或简称“义史合一”。

“大义”就是义理、道义、道、义、理等,本于人心,是人心所发出的“意”。当然,是“心之同然”的,共识性的“同意”,“大义”、“义理”就是“同意”、“公意”。“历史”就是人的行为,而行为则受人心所支配,是人心的外化,更准确地说,是受由人心所发出的“意”的支配,是“意”的外化。历史中是包含“意”的,也包括“同意”、“公意”,即包括“大义”、“义理”。

“义”和“史”是一体的,不可分离的。没有无“史”之“义”,也没有无“义”之史。后来的“心物合一”正是右“义史合一”所派生。“义”就是“心”,“史”就是“物”。“史”是已经发生的事,所有的事都是由人所做,事就是“物”。

“文以载道”也是由“义史合一”所派生。其实“文以载道”也是“道文合一”,“道”就是“义”,就是“心”,而“文”就是“史”就是“物”。“文”、“道”是一体化的,没有无“文”之“道”,也没有无“道”之“文”。

“义史合一”是从事实的、经验的层面来说,“道文合一”则是符号表达的层面来说,“心物合一”则是从心性认知层面来说,三者实质上是“三位一体”的,说的是同一件事。不过,在“义”和“史”之间,“义”是主导,是内在的,而“史”则是“义”的外在表现。

以“义”为主的“义史合一”是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模式,以“道”为主的“道文合一”则是中国传统学术的基本模式,以“心”为主的“心物合一”则是中国传统的认知模式。

而在“义史合一”、“道文合一”、“心物合一”中,“义史合一”又是最基础的,因为归根结底,一切的学术学问,一切的认知观念,都源自对经验的、历史的总结。

因此,在《五经》中,《春秋》最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本模式相符,而在《春秋》三传中,又数注重发挥义理的《公羊传》最与中国历史和文化模式相合。这是,为何《春秋公羊传》能够对自汉至清这2000多年的历史影响巨大的关键所在。

而且,《春秋公羊传》对汉清2000年历史的巨大影响,主要表现在两头,集中在西汉和晚清。两汉经学体系的形成过程实际上是个从《春秋公羊传》到《五经》体系的扩展扩散过程。而致力于复兴汉朝经学的清朝学术,则倒过来,是个从《五经》体系向《春秋公羊传》收敛、聚焦的过程。这样就可以把整个经学系统、《五经》系统看成是一个《春秋公羊》体系,包括汉和清两个阶段。

整个汉清2000年的学术史,从而也可以以《春秋公羊》为主轴,分为四个阶段: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和唐的佛学、宋明理学、清朝经学。两头都是经学,都是《春秋公羊》体系,以《春秋公羊》开始,又以《春秋公羊》结束。中间的两个阶段则是对经学的偏离,即对《春秋公羊》体系的偏离。魏晋玄学是偏向道家,而唐朝的佛学则直接偏向了外来的佛教。清朝开始回归经学,回归《春秋公羊》体系,最终回归《春秋公羊》本身,而结果则导致汉清2000历史的终结。

从魏晋至宋明,一直在偏离经学,偏离《公羊春秋》体系,这个事实说明《公羊春秋》以及《五经》体系是存在问题的,它们和真正的大义、义理并不完全吻合,甚至存在反义理的成分。之所以要偏离《五经》就是要偏离其中的反义理、反大义因素,而追求真正的义理,真正的大义。魏晋玄学,南北朝唐朝的佛学,乃至宋明理学,就是追求真正义理、大义的不屑努力。

魏晋玄学是希望引入道家来对抗和消除《五经》中的反义理因素,引入佛学只是这个过程的延续和深化。宋明理学尽管在形式上排斥释老,恢复儒家的孔孟之道,但是,他们并未致力于恢复《五经》,而是重新解释之,形成区别于汉朝经学的所谓“宋学”。

另外宋学真正重视的并非《五经》,而是《四书》。在《五经》中,他们最重视的是《易经》,而非西汉的《公羊春秋》。即便是对《易经》,也是抛弃了两汉时期所盛行的“象数式”理解,而是采纳了王弼所开创的“义理式”理解,而且又超越王弼,让义理更纯正。

这里需要多说一些《易经》。

前面我们说,对从汉至清2000年历史,《五经》中的《公羊春秋》影响最大。其实,《易经》的影响仅次于《春秋》。可以这么说,在汉清两朝的经学时代,《公羊春秋》是学术体系的核心,而在反经学的魏晋玄学和宋明理学时代,《易经》则是学术体系的核心。唐朝是个佛教之朝,学术的热点在佛家而不在儒家。

魏晋玄学所尊奉的《经典》有三,分别是《周易》和《老子》、《庄子》,一儒两道,即所谓的“三玄”。从数量上看,“三玄”中道家占其二。如果就此得出魏晋玄学以道家为主,那就错了。因为,魏晋玄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王弼,在仔细比较儒道后得出结论:“老不及圣”。“老”是老子,“圣”是圣人孔子。“老不及圣”是说老子的水平低于孔子,孔子是“圣”,老子仅为次于“圣”。因此,“三玄”中《周易》为主,《老》《庄》仅为辅。

整体而言,“魏晋玄学”是援“道”入“儒”,即引入道家的观点去解释儒家。尤其是引入老庄的观点,去重新解释《周易》。其结果就是《周易》王弼注的出现,义理易学的出现,这是魏晋玄学的最重要成果。

尽管,《易经》在汉朝就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易经》在汉朝对历史并未产生多么大的影响。如果有影响,也是让汉朝、乃至汉学变得迷信了。整体而言,两汉时期是非常迷信的。西汉董仲舒迷信“天人感应”和灾异,汉武帝相信巫术,然后在东汉又大兴谶纬之术。不能说汉朝的迷行根源于汉朝易学,但是,汉朝易学与汉朝的迷信之风之间存在良好的互动。汉朝易学是汉朝迷信风气下的产物,同时又进一步加深了汉朝的迷信。汉朝易学就是所谓的“象数派易学”。

象数派易学认为,决定吉凶的是易经八卦符号,决定于阴阳。然后,又由阴阳八卦再推广到,人的生辰八字,住宅和坟墓的风水,乃至姓名文字等等。事实上,象数派易学的产生是受战国时期所出现的阴阳派影响所致。阴阳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易经,并改造之。然后又回头说阴阳五行本于易经。其实阴阳五行不仅与真正的易理毫不相干,而且背道而驰。当易经被阴阳五行化之后,象数派易学变应运而生,各种迷信活动也纷纷设法向易经靠拢,都说自己源自易经。导致易经成为各类迷信活动的温床,各类坑蒙拐骗者的招牌。这种风气在当下依然存在。

但是,在《老子》和《庄子》中,没有丝毫的迷信气息,而且,也与机械的阴阳五行思想不相容。阴阳五行属于哲学上的唯物主义,阴阳和五行都是物质,或者元素性物质。在阴阳思想中,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阴和阳”这两种元素。而在五行思想中,则把世界的本质归结为“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阴阳五行思想源自战国时期新出现的阴阳家,很容易成为迷信的温床。道家的则将世界的本质归结为“无”,于阴阳五行的“有”针锋相对。

王弼正是借助道家的“无”不仅扫除了挂靠在易经上的各类迷信,而且也扫除了汉代所兴起的“象数易学”,扫除了“象数”,简称“扫象”,而专注于义理。

魏晋玄学的口号是“反名教任自然”。这个“名教”其实就是以汉学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即以汉代经学为核心的文化和制度。“自然”其实就是现代所说的自由。传统的中国没有自由的概念,而只有自然的概念。自然不仅实质上是自由,而且是终极性的自由。反“名教”也可以说成就是“反汉学”,“反两汉经学”。为什么要反,因为它不“自然”,不自由。

在儒家的观念中,自然、自由与“道”、道统、义理等又是等价的。符合道、道统、义理的,一定是自然、自由的,反之,如果不自然不自由,那一定是背离道、道统、义理。因此,当喊出“反名教任自然”时,就意味着魏晋儒家对汉学进行了否定,认为它背离了道统、义理。

为反对汉朝经学,魏晋儒家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引入道家经典《老子》和《庄子》,二是将《周易》从《五经》中单拎出来,与《老》《庄》一起,组成“三玄”。“三玄”实际上就是魏晋儒家所构造的新的经学系统,可以说成是《三经》系统。

汉清2000年的历史中,经学系统实质上发生了四次变化。两汉的经学将《五经》奉为最高经典,其中最重视的又是《公羊春秋》,魏晋一变为《三玄》,唐再变为佛教,儒家经典整体上被二流化、边缘化,宋明三变为《四书》,清四变为恢复汉的《五经》,包括恢复《公羊春秋》的核心地位。

经学系统的这些变化中蕴含着非常重要的历史信息。魏晋玄学之所以把《周易》和《老子》、《庄子》并列,并把《春秋》、《诗经》、《礼》、《尚书》从经学中剔除,原因在于《周易》和《老子》、《庄子》以政府产生之前的历史为基础,而《春秋》、《诗经》、《尚书》、《礼》则是政府产生后的历史为基础。《春秋》、《诗经》、《尚书》、《礼》倡导的是“尧舜之道”,而《周易》、《老子》、《庄子》所倡导的则是“结绳之治”。

“结绳之治”从伏羲至黄帝的中国社会状态,被老庄视作“至治”、“自然”的理想社会。老子直接说:“使民复结绳而用之”。《周易 系辞》则说:“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结绳是中国,当然也是人类历史中契约的最原始形态,“结绳之治”就是“契约之治”。

《周易》、《老子》、《庄子》都是以契约为中心,倡导契约秩序,而反对政府对契约和契约秩序的干预。而且,所倡导的是纯粹的契约秩序,不仅没有混杂政府因素,也没有混杂宗教神学因素。从这个角度而言,《老子》、《庄子》比《周易》更纯正,因为《周易》中已经混入了政府和宗教因素。

总体来说,包括《周易》在内的《五经》都包含着政府因素和宗教神学因素,而且以政府为中心,政府的存在又受着宗教神学的支撑。当然,《五经》中的政府和宗教又都是契约化的,政府是契约化的政府,宗教是契约化的宗教。因此,《五经》中的社会实际上是三合一的:契约、政府、宗教的三合一。但是,《周易》保留了政府和宗教出现之前的纯契约时代的信息,以结绳时代为起点,而《春秋》、《诗经》、《尚书》、《礼》却没有,则以尧舜时代为起点,只是政府在中国正式出现的时间。

魏晋之后,佛教之所以能够引发中国人的莫大兴趣,更深层的原因是,佛教和老庄道家一样,都倡导一个无政府无神学的世界。所不同的,老庄将理想的世界锁定在中国上古时代的结绳时代,而佛教则锁定在一个虚构的“涅槃”。

《周易》对汉清两千年历史影响最大的时期是宋明。尽管宋明理学的宗旨是排斥佛教和道教,回归儒家。但是,宋明儒家并没有回归到两汉的经学,他们甚至整体上否定了汉学,认为儒家道统到孟子时就中断了,汉朝儒家都不是真正的儒家。宋明理学象魏晋玄学一样,也重建了自己的经学系统,将《四书》奉为最高经典,《五经》仅仅处于二流地位。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宋明儒家也象魏晋儒家一样,把《周易》从《五经》中单独拎出来。宋明理学的理论框架基础,正是以《周易》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宋明理学的创始人被称为“北宋四子”:周敦颐、张载、二程兄弟。而北宋四子首先都是易学家,其中最出色的就是周敦颐。

进入清朝之后,又开始反对宋明理学,而回归两汉的经学。这个过程最终也聚焦和终结在《公羊春秋》上,并以《公羊春秋》为基础,形成了所谓的今文学。也就是在今文学逐渐形成的同时,西方列强开始用坚船利炮侵略中国。在晚清今文学和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双重打击下,中国传统文化彻底崩溃,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信心崩溃,中国粉碎了自秦始皇以来的皇帝统治,开始了新文化运动,汉清2000年历史被终结。

相关阅读
历史解密
火烧赤壁是谁的计谋?火烧赤壁的主人公究竟是谁?

火烧赤壁是谁的计谋?火烧赤壁的主

如果你是看的是《三国演义》那你一定会认为火烧赤壁是诸葛亮的计谋,而整个赤壁之战的主人公也是诸葛亮,不过事 ...

历史趣闻
古代的镖师,走镖的时候为什么不洗脸?

古代的镖师,走镖的时候为什么不洗

镖局这种机构,经常在很多电视剧当中出现,甚至还有以镖局的生存兴亡为主要线索的影视作品,对我们了解古代的镖局 ...

@ 2015-2025 www.youbianjiang.com 游边疆
本站资料部分为网友互联网收集分享,不代表本站观点和立场。如果侵犯了您的版权,请联系邮箱:runsly@qq.com处理。粤ICP备18088508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