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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麻城白果古刹“兴福寺”神秘面纱,感受那段不为人知的历史

(来源:西陵文圃 作者:凌礼潮)第一次看到“兴福寺”这个名字,是在2002年。那一年,受“中国李贽研究会”会长张建业先生的委托,我以研究会理事兼副秘书长的名义,筹备在麻城召开的“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按照会议的安排,要提前编好两本资料性小书,一本是《李贽与龙湖》,另一本是《李贽其人》。为了尽快完成编纂任务,我再一次认真阅读李贽的著作。于是,在他的代表作《焚书》中,特别关注到《耿楚倥先生传》后附录的麻城周思敬《为僧明玉书法语》一文。这篇文章记录了麻城万寿寺住持僧明玉跟李贽讲的一个真实故事:

兴福寺,古刹也。无用,方僧也。无用游方来至其寺,悯寺僧之衰残,忿居民之侵害,持竹枪连结果十七条性命,然后走县自明,诣狱请死。县令怜之,欲为出脱,无用不从,遂即自刎。寺僧感其至性,能以身护法,以死卫众,遂以此僧为开山第一祖。

麻城这位县令很有人情味,虽然无用和尚连杀了十七人,但他觉得情有可原,竟然“欲为出脱”。怎奈无用和尚深明大义,知道杀人偿命的道理,毅然赴死!

故事很简单,但很壮烈。李贽听完后非常激动,称赞无用和尚是“真孝子”、“真忠臣”、“真义士”、“真出世丈夫”、“真骨头”,“天人师佛”。李贽一生对人极少许可,更不用说像这种高达极致的赞扬了!

周思敬,号友山,隆庆进士。在户部任职时即为张居正所赏识,但后来因得罪了张居正而长期得不到升迁。直到张居正死后处境才有所好转,累官至工部侍郎,副部级。是李贽少有的几位终身挚友之一。李贽在黄安与耿定向关系破裂后,最后于万历十三年(1585)来到麻城,也是由于麻城几位朋友,如周思敬和他哥哥周思久(号柳塘)、梅国桢和其弟弟梅国楼,以及丘长孺等人的盛情邀请。李贽寓居麻城后,就经常来万寿寺与僧明玉讨论佛学问题。万寿寺坐落在县城西南街快到南门石桥(俗称24个和尚头),即今宠物医院附近的地方。

这无用和尚不过是一位游方而来的行脚僧,并非兴福寺僧人,但他却为兴福寺的利益挺身而出,至以身殉。因此,后世寺僧都追认他为兴福寺“开山第一祖”!毫无疑问,这殊荣他是当之无愧的。

那么,这个兴福寺在麻城的什么地方呢?翻开康熙《麻城县志》,就有较详细记载:

兴福寺,在白杲镇西一里许。唐贞观乙巳真济禅师建。寺僧以田为业,至今为粮里之一。明初,尽为军民所占有。行脚僧法全愤甚,削竹为枪,伺军人耕者,杀十余人。自诣县狱。令义之,欲释焉。全曰:“岂有杀十数人而不死者乎?”归,用薙发刀自刎寺旁。至今有割颈山。周柳塘、李卓吾皆有《传》,盛称之。永乐甲辰年重修,庙貌佛相甲于一邑。有荆木梁、古铜盘佛像、沉水香,皆唐时传来者。寺僧浴佛始取用之,否,则珍藏焉,至国朝戊子年始失去。有塘,大十余顷,荡漾若湖,为邑景之胜。

这段介绍与明玉和尚讲的故事有些不同,但更为详细。文中说兴福寺在白杲(音gao)镇西一里许,白杲镇即现在的白果镇。相传从前有白杲、白臬、白棠兄弟三人经商,白杲经商的地方后成为集市,就名之曰白杲镇。其实,白杲、白臬都是山名,白杲镇应该是以白杲山而得名。麻城清代在翰林院任职的万绳祜有《白杲值雨》诗:

小市烟寒槐火新,一尊相对送残春。

地因白杲山留客,时近黄昏雨困人。

燕得新泥沾湿好,蜂含宿蕊带浆匀。

归途愁听歌泥滑,不信邨醪醉轻醇。

想来是因为白杲山陡峭峻拔、山路难行,一时半会是难以下山的,所以才说“地因白杲山留客”吧。最后一联的“歌泥滑”三字有点费解,且“泥“字又与上一联重复,或者是《湖北诗征传略》记载有误吧?不过,无论如何,这首诗证明这里确实有个白杲山却是不容置疑的。明末蕲州著名诗人顾景星又有《白臬山》诗,诗前有序曰:“麻城一名‘白额’,有响龙潭,飞泉百道,望如积雪。”其诗云:

云破碧嶙峋,沿溪屡问津。

乱泉晴似雪,白石远疑人。

康乐非无屐,华阳亦有巾。

平生乐山水,偏与困风尘。

麻城梅鈿亦有《宿白臬山寺楼》诗:

楼上风来吹客衣,乱峰秋落野烟微。

钟声到处月皆照,松影一山僧独归。

毫无疑问,这个白臬山就是现在白果镇正在大搞石材开发的白鸭山!

总之,我们现在知道,白果镇的兴福寺建成于公元645年,也就是唐太宗李世民的贞观十九年。距今有将近1400年的历史,也可称得上悠久了!到明永乐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424年,其规模已“甲于一邑”,成为麻城最大的寺庙。

周思敬说游方僧叫“无用”,而《麻城县志》记载的是“法全”。要弄清到底哪个名字是对的,现在恐怕是不可能的了。另外,事情的起因,原来是跟田地有关。周思敬说被杀死的十七个人是“居民”,而《麻城县志》说是“军民”,杀人的起缘是因“军民”侵占寺田而至发生械斗。“居民”与“军民”,虽然只有一字之差,对象却有很大区别。如果是居民,那就毫无疑问是麻城人,而如果是“军民”,那就不一定是麻城人了。

按照明朝的习惯,这里所说的“军民”,其实就是指“军户”。明代有着极其严格的户籍制度,将所有人户划分为四类来管理,即民户、军户、匠户、灶户。这种划分以职业为依据,如匠户,即指那些靠手艺吃饭的手工业者;灶户就是沿海那些靠煮盐为生的人户。而所谓的“军户”,就指那些有供应军差义务的特定人户,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就相当于“随军家属”。之所以说这个比方“不恰当”,是因为这些人户不仅要为军队提供兵源,而且还要承担繁重的税赋和差役,以供养军队。比如军队的粮食供应,马匹、兵器、盔甲等装备的提供。因此,军户的社会地位比民户更低,生活更为艰难。为困所迫,能够多占用一点不需纳税的田地,对于改善自己窘迫的处境,当然不无好处。

最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无用(法全)和尚的自杀方式!居然是“用薙发刀自刎”,即用剃头刀割开了喉管!这种方式,与邈然高蹈、特立独行的李贽的自杀方式竟然一模一样!我们来看看袁中道《李温陵传》记述的李贽的自刎:

一日,(李贽)呼侍者薙发。侍者去,遂持刀自割其喉……遂绝。

时间是公元1602年——明神宗万历三十年3月15日!这是一种历史的诡异巧合,还是冥冥之中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再回过头来重新阅读李贽对兴福寺僧的赞叹之词,能够感受不到其间的某种情感认同和心灵的体验吗?

2002年9月5日,著名学者、国家图书馆馆长任继愈先生欣然来麻,参加“李贽与麻城”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接待他的晚宴上,谈到麻城对于李贽思想形成的重要性时,我说了一句:“李贽的自杀方式就是在麻城学到的!”不想引起任先生极大的兴趣,连忙询问原委。直到我讲述完全部经过后,他才沉思着说:“是啊,麻城这个地方对李贽思想形成的影响确实值得好好研究,因为李贽毕竟在这里生活了将近二十年,几部重要著作都是在这里刻印出版,或者构思形成的。你们本地学者,具有独有的条件,在这方面可以多做一些工作。”

宴席结束后,任先生邀请我到他下榻的房间,送给我一本他刚出版的哲学著作《天人之际》,还亲笔题上“凌礼潮同志正”几个字。从先生的房间出来,同事们都争相传看任先生的书和题字,羡慕之余,有几位领导(包括市委书记和市长)还跑上去找任先生索讨,不过出人意料的是,大家都空手而回,无一得逞!晚上回家,我迫不及待地展读这本学术随笔式的哲学著作,里面就有一篇专论“李贽的进步思想”的文章。

任继愈先生(右)和作者在麻城合影

据康熙《麻城县志》的记载,兴福寺珍藏有三件宝物,即荆木梁、古铜盘佛像、沉水香。

荆木梁即荆木做成的房梁,荆木当然就是我们这里满山都是的黄荆条,属于落叶灌木。它枝条柔韧,生长缓慢,要用它来做房梁,得要生长多少年的荆条才行啊!我就想,这么粗的荆木一定只有原始森林深处才可以寻得到。不过,也有人认为做房梁用的是荆木的根,而不是荆条。河南省济源市区有个名闻遐迩的奉仙观,创建于唐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比我们的兴福寺要迟四十年。奉仙观也因殿中有一荆木梁而闻名于世,故俗称荆梁观。相传这荆木梁是北宋著名道士贺兰栖真重修奉仙观时,为寻找房梁,来到相距八里的荆王村,发现一丛紫荆长得格外茂盛,心想其下可能有宝物,于是就花了十两白银将其买下,雇人挖掘。谁知越挖越深,最后竟挖出了一根硕大无朋的荆根。于是,就将荆根弄回去做了房梁。

古铜盘佛像倒并非很稀罕的东西,不就是将佛像铸在铜盘上吗?只不过兴福寺的铜盘不知是否更加特别,或者是因体积庞大而珍贵,或者是其历史特别悠久,抑或是什么外域高僧传下来的吧?

第三件宝物是沉水香,这倒真是难得的好东西。所谓沉水香,其实就是一种香木,其木材和树脂可供细工用材及熏香料。黑色芬香,脂膏凝结为块,入水能沉,故名沉水香,一般就叫沉香。据《梁书》记载,沉香的产地,主要就在南方的林邑国。这个所谓的“林邑国”,在今越南的南部,西汉时是我们的领土,设为日南郡象林县,称为象林邑,略去“象”字,故称林邑。所以,《异物志》又说:“(沉香)出日南国。欲取当先斫树坏,着地积久,外朽烂其心坚者,置水则沉曰沉香。”取得沉香的办法,就是将沉香树砍倒后,让其就地腐烂。等外层彻底腐朽以后,再将坚硬的树心取出来放到水里,沉下去的就是第一等的沉香。

沉香因香气异常浓郁高雅而非常名贵,佛寺多用之。南宋高僧法云的《翻译名义集》“众香第三十四”说:

阿伽嚧,或云恶揭噜,此云沉香。华严云:“阿那婆达多池边出沉水香,名莲花藏。其香一圆如麻子大,若以烧之,香气普熏阎浮提界。”

《本草》也说:“香之等凡三:曰沉、曰栈、曰黄熟,黄熟香即香之轻虚者,俗讹为速香。”沉香是列为第一等的。《晋书·王敦传》里说到石崇的奢豪矜物时说他:“厕上常有十余侍婢,皆有容色,置甲煎粉沉香汁,如厕者皆易新衣而出。”这么名贵的东西竟然用在厕所里,其奢侈程度可想而知!清代词人纳兰性德的《遐方怨》词:“欹角枕,掩红窗,梦到江南,伊家博山沉水香。”看这高雅奢华的景致,也是大户人家才能享用。

这三件镇寺之宝,当然是轻易不会示人的。“寺僧浴佛始取用之,否,则珍藏焉”。所谓浴佛,即浴佛节。浴佛的起源,是因悉达多太子在兰毗尼园无忧树下(亦称婆罗树或波罗叉树)降生时,九龙(亦说二龙)吐水洗浴圣身的传说而来。在古代,它已成为佛教故事中一个重要的题材。据《过去现在因果经》的记载,摩耶夫人怀胎临近产期,一日出游兰毗尼园,行至无忧树下,诞生了悉达多太子。难陀和伏波难陀龙王吐清净水,灌太子身。因此,后世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的仪式,都在佛堂中或露天下净地设灌佛盘,在盘中的莲台上安置着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释迦太子金像,然后灌以香水,以表示庆祝和供养,就叫做“浴佛”或“灌佛”。我国浴佛的日期,古来有几种不同的记载:一是二月八日,一是四月八日,还有一种是十二月八日。不过据我所知,还是以四月八日为浴佛节的时候和地方居多。

那么,兴福寺举办浴佛节所使用的灌佛盘和沉香,是否就是镇寺三宝之古佛像铜盘和沉香呢?我以为,前者不是而后者是。

2013年5月4日,台湾灵鹫山在将要于8月7日至8月14日举行“水陆空大法会”之前,举办了一场“先修法会”。据凤凰网报道:

因应浴佛节的到来,更于外殿设置了灌佛盘,提供信众行三顶礼,诵浴佛偈,并对悉达多太子“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圣像灌沐香汤,祈愿平安。

与上面介绍的一样,“悉达多太子”的佛像,是要另外放置进灌佛盘的,而且灌沐香汤应该是一种十分虔诚的仪式,要由信众亲手进行,以祈福祉。如果用古佛像铜盘盛以香汤,岂不成了泡佛吗?所以,唐代的义净在《灌沐尊仪章》里说是将“其浴像之水,即举以两指沥自顶上”!可见标准动作是用两根手指蘸水,再象征性的滴到悉达多太子的头顶,而不是让你象妈妈跟宝贝洗澡那样搓揉腾挪瞎折腾!

然而遗憾的是,这三件宝物都“至国朝戊子年始失去”了。国朝戊子年就是清顺治五年(1648),据光绪《麻城县志》记载:

(顺治)五年(戊子),故明江西金声桓据省城。风闻江北县民周承谟等因从北乡倡乱,由东南山绵亘及英霍,揭竿山谷间。知县徐鼎请兵讨平之。

看来,兴福寺又是毁于农民起义军之手了。我们的农民起义军,对所有宏伟壮丽的建筑物,或者是自己难得享用的事物,都有着一种天然的仇视感,必须毁之而后快!历代如此,毫无例外。再加上地处江淮之间的麻城,更是历次战乱的多发地,使我们失去了无数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顺治五年兴福寺的劫难,看来是惨重的,否则,寺僧们在法全(无用)和尚精神的鼓舞下,绝不会轻易失去那三件镇寺之宝的。可惜其时的情况没有记录下来,说不定也有轰轰烈烈的故事呢。邑人梁中斗,字季昂,岁贡生。隐居鸣山之谷,著有《雪亭诗集》,内有《兴福寺》诗一首:

古殿崔巍劫外藏,岿然不异鲁灵光。

断碑犹记贞观迹,小阁遥传荆木梁。

一沼淼茫鱼影乱,五山层叠指纹张。

庄严佛国差相似,梵磬书声半曲房。

梁中斗的生卒年和生平事迹都不太清楚,我曾经读过《梁氏宗谱》,知道梁中斗从小就在兴福寺中伴佛苦读。编修康熙九年《麻城县志》的县令屈振奇,曾为梁中斗的《雪亭诗集》写过序,这说明梁中斗也是顺、康年间人。“断碑犹记贞观迹,小阁遥传荆木梁”,唐代贞观年间的旧迹,就只剩下几块断碑,“荆木梁”的故事,也成为乡民们遥远的记忆和传说了。听口气,《兴福寺》诗的写作时间,距离顺治五年还是有相当年头的。

到清光绪八年(1882)麻城再修县志时,在上述记载后面又增加了一段:

嘉庆间,邑人胡宗弟等,募修佛殿及旁殿。同治壬戌,邑人王大堃、蔡骏壁等募修天王殿及关圣殿,庙仍其旧,而僧舍未(几)复被贼毁。

嘉庆皇帝任职是从公元1796年至1820年,共二十五年。而在此之前,从顺治五年(1648)到嘉庆登极的1796年,就有将近一百五十年时间,难道这期间兴福寺就没有修复过?梁中斗《兴福寺》诗中“岿然不异鲁灵光”、“庄严佛国差相似,梵磬书声半曲房”的描写,是否可以认为兴福寺曾经有过简单的修复呢?我想,极有可能是因史料阙载,或载而不存的缘故,使兴福寺的又一次兴废不为我们所知,以至形成这一较长时期的空白。

相对于焚毁来说,修复又是多么的艰难不易啊!从嘉庆间“募修佛殿及旁殿”,到同治壬戌(1862)“募修天王殿及关圣殿”,持续半个多世纪,才恢复旧观。为什么修复工作如此缓慢,难道以明清以来麻城士大夫的实力,还有号称富庶之乡,巨商云集的白果镇,已经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了吗?我们再翻翻《麻城县志》,看看期间发生了一些什么:

嘉庆七年(1802),大旱。

嘉庆十二年(1807)9月12日,地震。

嘉庆十八年(1813),大旱,斗米千钱。

嘉庆二十年(1815),大水,冲压田地无数。

道光十一年(1831),大水冲压田房无数。

道光十二年(1832),大水,乡民乏食,竞相抢夺。

道光二十三年(1843),春,大疫。

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洪秀全部转战麻城。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千余由河南转战麻城宋埠,知县姚国振招豫勇二百余人防守。

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李三王部在中馆驿将前知县姚国振击毙,并于6月将县衙烧毁。

咸丰六年(1856),6月至9月,不雨,禾麦尽槁,斗米千钱,野有饿殍。

咸丰八年(1858),3月,陈玉成率兵数万入麻城,在阎家河清游击李曙堂及练首夏文高所率团练。11日,破县城,筑垒58座,坚守月余,至5月2日撤走。

咸丰十一年(1861),2月2日,陈玉成联合捻军龚树德部进攻松子关,血战连日。15日进入麻城。

这59年中,共发生天灾8次,战争5次,共计13次,几乎每四年就要遭受一次沉重的打击。麻城人民的苦难,岂止是水深火热、饿殍遍野、命同草芥呢?在这种情况下,还能逐渐修复四座大殿,我真的为我们的先人那种顽强和执着所震撼!然而,这种顽强和执着,不就是希望借此而祈求神灵对他们生命财产的保护,表达了一种对和平安定生活的向往吗?!

可是,不多时(未几),“僧舍复被贼毁”!兴福寺真是命途多舛!

到民国续修《麻城县志》时,又增补道:“光绪末改为高等小学,旋废。”怎么废的?没有说,但我可以肯定,还是因为战乱。

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兴福寺的所有历史!现在,我们最为关心的一件事情就是:如今的兴福寺,不知是个什么模样?

带着一种一睹为快的心情,我去拜访了兴福寺。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们在镇文化站一位干部的带领下,来到了兴福寺。不过,这里与其说是“寺”,还不如说是“轩”!一尊塑得比例不太协调的佛像,安置在高台上。佛像后有一堵墙,墙两端围出来约两米,顶上用钢筋加盖,以蔽风雨。佛像正面完全敞开,就像在露天体育场主席台上领导的情形!其余寺庙一应物什,全然省略,简陋之甚,令人叹惋。

佛像前面空旷处,有一通字迹犹存的石碑。当地人说,此碑和旁边的一眼古井,是兴福寺现存仅有的两件古物了!听此一说,我连忙认真地去读那《重修兴福寺各殿碑记》:

白杲镇西去里许岿然在望者,兴福寺,邑南一大禅林也。

山门额镌“唐贞观六年建刹”云,古矣!当年规制宏敞,栋宇崔巍,可想而知也。乃其地虽近于嚣,一种清幽寂静之状,寿昌城外西山下之寒溪寺仿佛似之。固直圣神之灵爽,乐憩于斯;名人之游览,流连于斯焉。

寺有藏经楼,唐香山侍郎题壁诗句,今虽字体模糊,“白居易”三字存焉,朗然可玩。独怪宋时苏长公屡过麻城诸寺,皆有留题,此寺全无,意者其逸乎?前朝则邑绅柳塘周公读书于寺,诗句甚多,载诸邑乘,可考也。明季,邑诸大老先生暨信天公,咸游赏于寺。“永镇山门”、“大雄宝殿”以及“永祝皇厘无尽藏”之额,信天公笔也。是刹之妥神灵而供名人之观览者,直与灵岩天竺等。

独是风木之质,风雨摧之、虫蚁蠹之,历之久而损伤腐朽,势所必然。前历代之重修者,今不可得而考矣。明嘉靖朝,齐安太守应公明德,奉太恭人重修之命,谕知麻城县苏公松,仝捐金以成厥功。迄于兹又几二百年矣,损伤腐朽之甚其能免乎?

碑刻成于嘉庆十五年(1810),记述了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动工以来的兴造工程情况:

佛殿建矣,又建前两廊之钟鼓楼,又建对面之韦陀殿正殿;左之伽蓝殿建矣,又建正殿右之文昌殿,又建文昌殿前之五祖殿。阅十余年而告竣焉。向之墙垣崩塌者,今如城墉矣;栋梁榱桷腐败者,今则端整矣。黝垩丹漆之既毕,向之黯然无色者,今且焕然光华矣。神灵妥矣,庶几乎壮游人观矣。

这篇碑记基本完好无损,不知光绪和民国《麻城县志》为什么都没有录入。其实,里面很有可纠县志之失、可补县志之阙处。如,兴福寺始建于唐贞观六年,而县志错为“十九年”;本次重修,准确时间为嘉庆十五年,即公元1810年;白居易曾游兴福寺,并在藏经楼上题壁赋诗;明嘉靖末,县令苏松曾重修兴福寺;明万历间,梅之焕为兴福寺题“永镇山门”、“大雄宝殿”以及“永祝皇厘无尽藏”额。还有佛寺规制、各殿数量和规模的记载,等等。其史料价值是很高的。

回城的路上,经过镇区。看到宽阔的街道,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流,繁华的市场,玲琅满目的商品。经济的发展,是这个古老的集镇历史以来的任何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只是沿途庄稼都披上了白色的粉尘,河水都变成了牛奶一样的乳白色,石材产业的严重污染,已使这片诗人笔下“燕得新泥沾湿好,峰含宿蕊带浆匀”的田野,快要成为“人类无法居住的地方了”!我曾听到一位城里教书的老师,在数落弟弟时说道:“趁现在好挣钱,要好好做事。赚点钱在城里买套房子,老家还是人住的地方吗?”这话真的听得人心口隐隐作痛!再看看昔日那郁郁葱葱、巍然矗立的白鸭山,竟凭空矮了半截,绿色的山体变成了白惨惨的石壁、石阶、石窝,就像大地肌体上生出来的毒疮,一边溃烂一边向周边蔓延!诗人吟唱的那“乱泉晴似雪,白石远疑人”的美丽景色,早已荡然无存!

忍不住,我想问一问这个古镇的人们:千百年来,你们已经失去了曾经辉煌壮丽、古朴典雅,黄卷青灯、暮鼓晨钟的兴福寺!现在,你们还要让那祖祖辈辈生息偎依的白鸭山,也彻底地消失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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