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动预告|袍哥的世界：传说、历史与故事——王笛新书《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

原标题：活动预告 | 袍哥的世界：传说、历史与故事 ——王笛新书《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分享会

袍哥曾是四川地区势力最大的秘密会党。它不是普通社会组织，而是暴力团体，但政府默认它的存在，甚至必须依靠袍哥来治理地方社会。袍哥在四川的壮大占尽天时地利，与地方社会的变迁密不可分，至今仍在川渝文化中留有强烈的印记。

作为四川当地独有的社会组织，袍哥在《傻儿司令》和《让子弹飞》等影视或小说中，我们或多或少地能够看到它们的身影存在。甚至在近代历史的重大事件比如成都血案和保路运动，乃至于抗日战争中，无论是国军抗战，还是共军拔城，袍哥都扮演着重要的社会作用。

近期出版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王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是关于中国秘密社会的第一部微观史作品。王笛通过一份1945年燕京大学学生对四川袍哥的田野调查报告，探析这个消失半个多世纪的秘密社团；他惊讶于“七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对袍哥的认识居然没有多大进步”。

历史的研究，需要具有宏观和微观（甚至更细的划分，例如中观）的视野。有一句英语俗语：“魔鬼在细节之中”（The devil is in the detail）。

在研究历史的时候，细节经常可以给我们展示不同的面相。犹如观察一个生命体，从外观看大局固然是必须，但是对内部机体的认识、细胞的分析，也不可或缺。

甚至经常表面上我们看到的是正常的机体，但是通过对血液的解析、显微镜下对细胞的观察，却能看到完全不同的面貌。

例如，过去我们讨论 1949 年“大转折”的时候，基本都局限在解放军对大城市的接管，对新政权怎样控制乡村并不清楚。袍哥在新政权来到四川之前，几乎控制了农村社会，本书从袍哥的覆灭展示了共产党如何深入乡村的过程。

我对袍哥的兴趣，开始于 1980 年代，并持之以恒地收集有关的记载。在 1993 年出版的关于长江上游的社会史《跨出封闭的世界》中，我对这个组织有一个比较初步的描述，后来在《街头文化》一书中，我讨论了袍哥和街头政治的关系，在《茶馆》的研究中，我分析了袍哥 “吃讲茶”在地方权力和控制中的作用。

本书所使用的最核心的资料，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学生沈宝媛1949 年在成都郊区一个叫“望镇”的地方所做的田野调查报告。

沈宝媛的这篇报告在 1946 年作为她的毕业论文完成以后，虽然一直列在燕京大学社会学系毕业论文的目录中，但再也没有人提到过。

直到大约十年前四川大学李德英教授在北京大学查阅资料时，看到这篇论文，她知道我一直关注袍哥的文献，便给我复印了一份。

当时我正集中精力进行 20 世纪成都茶馆和公共生活的研究，虽然觉得这份资料非常有用，但究竟应该怎么使用也没有进行认真思考。这样，这份资料在我的书架上搁置了近十年之久。

2014 年初夏，在我第二本关于茶馆的英文书稿交给出版社以后，我全力以赴地投入袍哥的课题，认真阅读从 1980年代以来我收集的关于袍哥的各种资料，包括沈宝媛的这篇调查报告，并开始起草论文《乡村秘密社会的多种叙事——1940 年代四川袍哥的文本解读》，准备参加该年 10 月在四川大学召开的“地方的近代史：州县士庶的思想与生活” 学术讨论会。

在这篇论文中，我是把沈宝媛的报告作为五种关于袍哥的文本——档案、社会学调查、小说、回忆录和文史资料——之一，来考察和使用的。

这年夏天，我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的紫江讲座教授，给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讲授“新文化史”的讨论课，课上指导学生阅读了《屠猫记》《马丁·盖尔归来》等新文化史的代表性著作。在指导研究生阅读这些经典著作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微观历史在中国研究中还没有任何作品问世的问题。

或许有几本书可以算是初具微观史的研究取向，罗威廉（William Rowe）的《红雨》从一个县的角度，写 700 年湖北麻城的暴力史；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以山西乡绅刘大鹏的日记作为基本资料，勾画他作为儒生、孝子、商人、议政者、农民各种身份的生活。另外，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王氏之死》，可以算开微观眼光研究中国历史之先河。该书写于 1970 年代。

微观史在西方还没有兴起，虽然在意大利和法国已有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但也都还没有译成英文。史景迁的写作方法非常接近今天微观史学的方法。这本书从写地震开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自然灾害怎样影响到人们的生活以及生态的变化，妇女的生活，寡妇如何生存，如何教育子女，还有家庭的暴力，等等。但是限于资料，史景迁到最后一章才写到王氏。从严格意义上说来，它还不算真正的微观史。

微观历史在中国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一是方法论的问题，正如我在一篇讨论“碎片化”的文章中所说的，中国的史学传统过于讲究宏大叙事，历史学家认为要讨论关系国计民生的大题目，研究才有意义。

二是资料的缺乏，中国没有像欧洲宗教裁判所那样的系统资料，再加上战乱，关于地方社会和社会生活的详细资料非常之少。

三是中国的史学传统注重国家、帝王和精英的记录，一般民众往往被忽略了。

因此，我们今天试图重建过去的基层社会和生活，面临着相当的困难。

当我反复阅读和分析沈宝媛的调查报告的时候，特别是接触到我们对袍哥所知甚少的那些细节的时候，我开始逐步感觉到，我可以以这个报告为基础，参阅其他档案、个人回忆、官方文件、私人记录、报刊资料等，写一本微观历史的著作。

因此，我决定把开展多年的关于袍哥研究的一个比较宏大的题目《袍哥：一个秘密社会的历史与文化》暂时搁置下来，先完成这本规模较小的著作，这便是目前这本《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

（本文摘自王笛《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序言）

秘密会社、会党研究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领域。与庙堂相对，我们也可以将这个广阔的世界称为江湖。

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已有诸多关于天地会、白莲教、青帮等秘密组织的研究成果发表，但从微观史学方法出发，深入江湖的著作还非常鲜见。

用微观史学来研究江湖，有什么特别之处？又能给我们带来哪些故事？

12月，历史学家王笛将带着他的《袍哥：1940年代川西乡村的暴力与秩序》来到先锋书店，用微观史学深入底层江湖，敬请期待。

作者简介

王笛

澳门大学特聘教授、历史系主任。兼任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紫江讲座教授。1982年和1985年分别获四川大学历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并留校任教，1987年被破格提拔为副教授。1991年赴美，师从西方研究中国城市史大师罗威廉教授。1998年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博士。1998～2015年在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历史系历任助教授、副教授、教授。2003年和2004年任旅美中国历史学会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社会史、城市史、大众文化史。

主要著作还有《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1644～1911》（中华书局，1993）、《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斯坦福大学出版社，2003）、《走进中国城市内部——从社会的最底层看历史》（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等。《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曾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美国全国人文中心、美国富布莱特等研究奖助。《街头文化》一书获2005年“美国城市史研究学会最佳著作奖”，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被《中华读书报》评为2006年十佳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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