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百科

传说中的“九鼎”是什么？“九鼎”是怎么来的又去哪儿了？

传说中的“九鼎”是什么?“九鼎”是怎么来的又去哪儿了?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小编一起看一看。

前一阵，写了篇文章，投给平台，涉及商末周初，提到《封神演义》里讲的“冀州侯”是娱乐性说法，故事发生年代，应该还没有“冀州”这样一个行政区划，甚至可能连“冀州”这个地名都还没有。

文章发表后，遭了惨扁。很正常。自媒体时代吗，每个人都有表达观点的自由，也都有纠正别人的自由。作为笔者，别人不清楚，反正我还是挺感激各种意见的。

说到“冀州”的那篇文章，有条评论提醒说“冀州”地名早就有，根据是“夏有九鼎”，象征天下九州，而冀州是九州之一;逻辑推理——早在“九鼎”的夏朝，就有冀州地名了。

这个醒提的好!

特感谢这位不知名的读者朋友。

这个提醒，引得笔者去思磨、考究另一个话题——九鼎。

(一)九鼎源头及象征的传说

有关九鼎，很多说法。比较大众化的一种，是说那是实实在在的九尊铜铸大鼎。公共常识层面，最主流是说这九尊大鼎，出现在夏朝。

夏朝是迄今被普遍承认的我国文明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其所处年代，最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2世纪。夏朝的君主称为“后”，就是后世“皇后”的那个“后”，只不过是用在男性最高统治者身上，相当于后世的“皇帝”。夏商周断代工程相关信息表明，夏朝实际的第一代“后”，名号为“启”。

相传，注意，是“相传”，未必就有确证——启的父亲名号“禹”，就是传说中的大禹、禹王、禹君，治水那位。如果他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的确是第一代“夏后”启的父亲，那么从今天的观念来看，他的时代，还不能算夏朝，而是夏朝之前，应该稍早于夏商周断代工程考据出的夏朝开端的公元前22世纪。

而在比较普遍的大众化认识中，夏朝起始于禹;或者说，是禹开创了夏朝。

认同九鼎出自夏朝的主流观点就讲，九鼎是大禹建立夏朝后，用天下九州贡献来的铜，铸成九鼎，以象征它们的原材料产地。随着历史推演，原材料来自天下九州的这九尊大鼎，被赋予了更崇高、更抽象的意义，象征王权至高无上和国家统一昌盛。进而，再度升华，被视为中中国代名词。

所谓九州，指豫州、冀州、梁州、雍州、青州、兖州、徐州、荆州、扬州。如果跟今天的地名是对接的，稍知地理，就不难想见，都是哪些地方、包括多大疆域。从古代角度看，这样的九州，用来指代我们的国家，甚至用作中国的代名词，还是很说得过去的。

但是，九州，跟九鼎，在笔者理解，还是不同。

(二)关于九鼎的质疑

对九鼎的相关质疑，近代以来，屡见不鲜，上至权威大家，下至对历史感兴趣并且有怀疑精神的青少年，各种疑问、观点和试图的解析，不一而足，主要关乎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九鼎出处的疑问。

第二，相比第一，这个比较物理化，是关于九鼎铸成时代的疑问。

第三，也是物理化的，但比第二绝对，是关于是否真有九鼎的疑问。

九鼎是否真的存在过?在喜欢涉猎些历史的笔者来看，答案是肯定的。

以建筑物、类建筑物、大型器物等作象征物，是人类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从遥远的古代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

由于地理、水文、矿产等方面的原因，远古时代生发于黄河流域的华夏文明，跟同期或稍后世界上一些其他地区的文明相比，并不拥有构筑大型建筑类象征物的条件，但却发展出可以用“繁荣”和“璀璨”来形容的青铜铸造业。故而，铸造大型、较大型青铜器物，用作寄望、凝聚的象征，合情合理、自然而然。铸鼎以安天下，几乎是“势必”。

九是最大的个位数。在我们的传统文化概念当中，有“极多”、“无限”的含义。

铸就九尊大鼎、陆陆续续铸就九尊大鼎，用以彪炳统治意志，象征多族群、广泛地域的聚合、和谐、繁茂，相当靠谱。

因此说，九鼎作为器物的物理性存在，应该不至于疑问。

问题是，这九尊物理性存在的大鼎，是什么时候铸就的?是一次性完成，还是分期分批?

夏朝，以至于再稍早的大禹时代，有没有青铜铸造技术?

退一步——那时就算已有青铜铸造技术，发没发展到可铸就大型象征性器物的成熟度?

近现代很有几位方家大师(其中包括考古方面很有建树的郭沫若先生)认为，象征“华夏九州”的九鼎，应该诞生在青铜铸造技术已相当成熟完备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最早也是从夏朝以后的商朝的早期(公元前16～14世纪)才开始的。

这说法，笔者很认同。

依着这番认同，拼凑些零碎历史知识，妄自揣测地，为九鼎的“诞生”，琢磨了两个可能的年代——

一是商朝中后期;二是西周早期。

商朝中后期，也被习惯称“殷商”的中心政权，青铜铸造业达到顶峰的繁盛，垄断了相关技术和资源，经济与军事实力，相比周边部族、邦国，呈绝对优势，成为具有强烈扩张性的奴隶制帝国，疆域空前辽阔(但比今天还是相差很远)，推行高压极权统治，构成、播种了诸多内外矛盾。

这些矛盾累积并相互作用，激化、分裂趋向，就不可避免。为维护帝国式统治，有可能推出各种增进凝聚、彰显权威的举措。帝国时代的殷商，又很热衷铸造大型器物(如著名的司母戊方鼎，铸于武丁时期，是迄今为止出土的最大体量的青铜器)。需求、习惯，再加成熟的技术和相对充沛的资源，铸造九鼎这样的事，是非常可能发生的。

殷商帝国由盛而衰，不过百余年光景，就走向了制度的死境，被实力远不如他们但善于“团级群众”、温善平和的农业部族“周”战胜、取代。

公元前11世纪中叶，中华文明走入了农耕“封建”的“新生”。崇尚道德的周王朝，采取分封制为基础的国家联盟政体;继承了商朝的青铜铸造技术;广泛播撒以道德为基础的农耕文化……文化和生产方式的趋同意志，跟相对松散的国家联盟政体之间，存在着明显矛盾。为弱化、弥合这个矛盾，以标志性器物，诠释政体、增强政权凝聚力，既很显必要，也相对容易实现。

从需求角度看，西周初年，比殷商中晚期，铸造九鼎的需求更实际、更正向，也更迫切。

但是，由于经济实力和族群性格等方面的原因，西周，特别是初年，是否会铸造大型器物，仍值得疑问。迄今为止出土的青铜器，判定属西周时代的，未见有很大体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