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害了中国几千年？断章取义看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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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从政及其所传播的思想

孔子(公元前551年至公元前479年)，名丘，字仲尼，中国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中国山东曲阜市东南)人。关于他本人的出身问题，《史记孔子世家》与后世儒生的看法不同，不予置评。

孔子是个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但其理想太过高远，根本没有出现过实现孔子理想的客观条件。孔子能被统治者奉行二千多年，要多谢东汉的儒家子弟董仲舒。董仲舒把儒家的前途与统治者的需求紧密地连结在了一起，这才有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出现，儒家自己才自此才有了真正的出路，这才有了儒家子弟的官运亨通，这才有了历代皇帝们的推崇和祭祀，这才有了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孔子学院。看来，理论一定要根据具体客观真实的境况做适当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发挥理论指导实践的现实意义。

上层建筑，决定了一个民族的未来。

一个国家社会秩序乱了，需要治理，如何治理呢，用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来说，主要有四个办法：儒、道、墨、法。墨家主要主张尚贤事能，这固然是正确的，但是需要把握好度，过于尚贤事能会适得其反;而且尚贤事能治理社会秩序混乱作用不大。道家主张无为而治，这是最理想的办法，但是这需要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比较高才行。法家正好与道家相反，主张一切都用硬约束，用霸道治理，会加剧社会混乱。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事实上是很好的，但是不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要求。于是统治阶级就会打着儒家的旗号搞法家的霸道。于是这就需要曲解儒家思想。

关于孔子从政失败原因的两种错误看法

1.关于孔子从政失败的原因，我首先想校正的是主流历史叙述带给我们两个主要的错误印象：一是把孔子的失败归咎于昏君荒淫无道或奸臣当道等外在因素，认为是昏君和小人使孔子不得志的;二是把孔子的失败归结为其理想的高洁，是黑暗的现实不容孔子高贵而纯洁的政治理想，所以，才致使其四处碰壁的。所谓昏君荒淫无道、奸臣当道等因素，统统可以理解为政治环境的恶劣。但正因为环境的恶劣，才需要政治家去解决问题，如果是有道的明君，朝堂上全是正直干练的忠臣义士，那么你去从政，也只能是去跟着沾个光，事实上也就是落个心情愉快、衣食无忧!那还算得上政治家吗?只是个占便宜的小官僚而已!

政治家当然要有道德目标，当然要追求至善，不是所有做官的人都能被称为政治家，只有那些以至善为最终施政目标的人才能称得上是政治家，否则只是混取俸禄、贪图一己富贵的禄蠹而已。但政治家的道德追求只是目标，不是过程，更不是手段，他的手段和技术可能是不道德的，比如管仲对易牙、竖貂的纵容，晏婴与梁丘据的友好相处等，这就是政治素质。孔子缺的就是这种素质，所以，他失败!

如此看来，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坚持了政治理想，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毁了自己所宣称的政治理想。因此，不能把孔子的失败当作是理想主义的失败。

厚黑的施用，定要糊一层仁义道德，不能把它赤裸裸的表现出来。——李宗吾

孔子在政治上的失败极有代表性，中国历史上有一大批和他类似的人，这些人天资聪颖、能言善辩、有出色的文学才能和知识整理能力(现代人把这种能力称为学术研究能力)，而且自负地认为有实际的治国安邦能力，比如屈原、贾谊、李白、苏轼、后来的康有为，……等等，现代也有不少。这些人不是没有从政的机会，但是从政后均以失败而告终。可他们和孔子一样，不善于自我反省，反而一贯地怨天尤人，把自己的无能归咎于时运不济或环境恶劣。由于这些人掌握着话语权，所以，他们怨天尤人的抱怨就成为一种主流的历史叙述，深刻地影响着现代活着的中国人。

2.-曾经见过一种说法，说是孔子的政治理想是重振周王室，恢复周的礼乐制度。这种说法的论据非常多，孔子多次表达过对周制的向往，如“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克己复礼”等。有人据此认为，重振周室或回复周礼就是孔子的政治理想;而当时的大趋势是礼崩乐坏，各国争当霸主，所以，各国国君对孔子恢复周室的政治理想均不感兴趣，这正是孔子在政治上四处碰壁的原因。这个说法是不能成立的。首先，孔子从来没有把振兴周室当作一种政治理想。在实际政治主张方面，他和那个时代列国国君的主流思想一样，也是主张各国称霸的，只要谁重用他，他就帮谁称霸，甚至灭了周王室也在所不惜。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评价秦穆公称霸的功绩时，极尽溢美之词，“秦，国虽小，其志大;处虽辟，行中正。身举五羖，爵之大夫，起累绁之中，与语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虽王可也，其霸小矣。”当时各国虽然争霸，但在形式上还维持着周王室的架子，不敢自称为王，只延袭当年周王室分封时给的爵位称号。孔子此言，简直就是号召诸候推翻东周王室、自立为王的宣言，目前，我还真未看到有比孔子更早、更坦白的废周言论。孔子这番话，曾让齐景公很高兴。在孔子给各国国君出的主意中，也从来没有恢复周王室的内容，他主要是讲的也是如何使各国家强大称霸天下的道理。既然孔子根本就没有恢复周室的政治理想，也就根本不存在因这种理想而碰壁的事了。至于孔子的政治理想，如“仁”、“道”、“礼”之类的，从原则上，恐怕没有一个国君反对。比如齐景公对他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政在节财”的主张都是非常赞同的。也就是说，在纯粹的政治理想层面，孔子并未遇到过阻力;他的真正问题在于，没有具体的手段来实现那些大家公认的政治理想原则，相反，他提出的手段甚至可能破坏自己的原则。比如崇尚礼仪，就可能导致浪费，实际上违备了“政在节财”的原则。所以说，孔子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高洁的政治理想不被接受带来的，而是他思想本身存在的内在矛盾，使他自己主张的那些理想原则只是一种空头口号，一旦叫他真操作起来，只能离自己宣称的那些政治口号越来越远。如此看来，他在政治上的失败并不是因为坚持了政治理想，恰恰是因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毁了自己所宣称的政治理想。因此，不能把孔子的失败当作是理想主义的失败。

从直观上看，即从第一感觉来看，孔子的思想由于直白、易懂、都是劝说人要有良心，和谐相处之类的东西，反而很容被人们当作建设性的力量来使用，各朝各代也都是在打完仗后，和平建设时期才用到孔子思想的。

实际上，历朝历代，包括“罢黠百家、独尊儒术”的汉武帝本人，实际的作法都是外儒内法，儒家思想所具有的实际功能主要是面向老百姓的一种宣传和教化，而不是整个政治体系实际运行的真实规则。孔子本人若是看到后人对他的思想的实际使用，肯定会发出和马克思一样的“我播下龙种、收获得却是跳蚤”的抱怨。正是由于这种原因，孔子的思想注定不能由他本人实施成功，只能在其死后被别人拿来做某种旗号;注定不是正宗的、完整的、原教旨主义的孔子思想被运用，只能是被篡改过的、掐头去尾、断章取义的某些局部说法才能被实际运用，后世所尊崇的所谓孔学其实只是后人之学，去孔子本人的学说远矣!而且，孔子思想本身经验主义的零乱风格也更便于后人断章取义。

倡导仁义，诵读六经，效法尧舜，宗师孔子，是儒家的共同特征，但早期儒者的理解却千差万别。孔门后学最初的理论建构虽皆取法于孔子，但此后理论的走向却渐行渐远，逐渐与孔子所理解的儒学拉开了距离。可以说，早期儒家是和而不同的学术群体，思想歧异是孔门内部的普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