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对胡三省的评价有哪些他的墓地在什么地方

胡三省(1230年5月15日—1302年2月21日)，字身之，宁海(今浙江宁海)人，宋元之际史学家。

历史评价

胡三省继承历代史家注史的优良传统，在“通鉴学”研究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胡三省的人格精神主要地表现在坚韧执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实的学术人格和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三大方面，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胡三省的完美人格精神和精神世界。

坚韧执着的意志人格

北宋司马光用19年时间修成《资治通鉴》294卷，系统地记载了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至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长达1362年的中国历史。由于《资治通鉴》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如果没有相关一些释读之书，就很难了解历史事件的原委，历史人物的真实情况乃至于地名等一些纷繁之事。鉴于《通鉴》的这一基本情态，自《资治通鉴》问世后，为该书作注的释文迭起。有影响的有北宋刘义安的《音义》十卷，但未能留传于世，且该注局限于音义，对浩繁的《通鉴》释读来说，价值不大。南宋时，蜀人史炤毕十年之功成《释文》三十卷，该书至今尚存，因受史炤对《通鉴》认知、解读水平的限制，较为粗浅，不能很好地发挥“工具”效能。至南宋末年，注释《资治通鉴》的版本就多达九种。在众多注释中，以胡三省历30年所作的《资治通鉴音注》294卷对后世影响最大。对《通鉴》进行注释，因其涉及内容广、时间跨度长，其要求之高、难度之大是不言而喻的，完成这一项浩大的工程，没有坚韧、执着的人格品性的内存支撑和广泛扎实的考证、考据和长年积累、探索的有力保障，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在胡三省之前，史界虽对《通鉴》作注重要性有很好的认识，并为之作出了一些努力，但未能形成权威系统的注释，这是胡三省注释《通鉴》的前提背景。但胡三省注《通鉴》的直接使命源于其父胡钥的影响和期待。胡钥为人善良，乐为布施，乡人皆誉其为“山泽遗才，乡邦善士”，对史学非常爱好，所谓“笃史学，淳祐癸卯，始患鼻衄，读史不暂置，洒血渍书，遗迹尚在。”在其对《通鉴》很有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生成诸多疑问，对史界业已取得的《通鉴》注释成就，无论是刘义安的《音义》十卷，还是史炤的《释文》三十卷等均不满意，期待胡三省进行深入的研究，搞好广注和辩误工作。胡三省自幼好学，受父亲影响，功课之余攻读《通鉴》。其父有感于《通鉴》各家注本虽富，但于音义、释文等乖谬甚多，又因胡三省天资聪慧，好学不倦，便有期托勘误《通鉴》之嘱。在胡三省十四岁时，其父胡钥曾问胡三省：“若能刊正乎?”胡三省答道：“愿学焉。”这可视为胡三省接受其父使命的标志，从此胡三省立下了注释《通鉴》的志向。胡父的影响与期待，是胡三省《通鉴》注释事业的动力和使命感的直接来源。但其父早在其十五岁时便中年去世，家境艰难，并没有难倒他，他牢记先父遗愿，益加勤奋。宝祐四年(1256)，26岁的胡三省登进士科，从而为其注释《通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之后“始得大肆其力於其书。游宦之外，率携以自随。有异书异人，必就而正焉。”

胡三省人生旅程和仕途也充满艰辛，经历较多磨难，但对注释《通鉴》则时刻没有停止，可谓矢志不忘。

宝祐四年(1256)，胡三省与文天祥、陆秀夫、谢枋得等同登进士第，被任命为吉州泰和尉，因父亲早亡，兄弟夭折，为侍奉老母而未赴任。后改任庆元府慈溪尉。由于三省刚正不阿、不事诌媚，任职期间得罪了庆元知府厉文翁，被弹劾罢官。不久，又以“文学行随”被荐，授扬州江都丞。

咸淳三年(1267)，应江淮制置使李庭芝之聘，任寿春府学教授，佐淮东幕府。之后，经考举及格，改奉议郎，知江陵县。咸淳六年(1270)，因母去世，离任回家治丧。丧服满后，改知安庆府怀宁县。同年，因李庭芝调任京湖制置使，胡三省才得从回杭州。

自登第后，胡三省在案牍之余致力于《通鉴》的勘校工作。虽公事冗繁，仍坚持不懈。宦游所至，见有不同版本之《通鉴》，务必搜罗;若有《通鉴》方家，便登门求教。在杭时，已编就《资治通鉴广注》97卷，论著10篇。贾似道的门客廖莹中出重金聘请胡三省校勘《通鉴》，以教授弟子。不久，廖莹中又将胡三省推荐给贾似道。

咸淳十年(1274)，胡三省出任沿江制置司机宜文字。升朝奉郎(七品官衔);第二年，改任贾似道幕僚，从军江上。但因与贾似道意见不合，所提建议概不被采纳。就在贾似道督师芜湖，大败于吕港，宋军溃散后，胡三省便返回宁海，并从此长期匿于乡里，隐居著书，直至终年。

这一过程，一方面表明了胡三省报效国家政治抱负，同时也说明他对《通鉴》的注释事业的执着。

胡三省坚韧、执着的人格品性，还直接体现在其《通鉴》注释事业所历尽的艰辛过程。他进士及第后撰写《资治通鉴广注》九十七卷，又著《论》十篇等。后因战乱，书稿尽毁，但其坚韧和执着，克服各种困难，重新撰写，并最终完成。1276年，元军陷临安，俘宋恭帝等多人北去。元将董文炳率军南下，追击南逃皇族，所过之处，烧杀抢掠，惨不忍睹，宁海亦遭兵祸。胡三省携家迁居新昌，乱后返家，其花了几十年心血写成的《资治通鉴广注》已荡然无存，但他并没有就此放弃《通鉴》注释事业，而是将悲痛化为力量，变卖家产，再购《通鉴》，发愤重新作注。为了完成《通鉴》注释事业，他闭门绝客，日夜奋笔，自号“知安老人”，堂上立匾，题名《逸老堂》，在居所南筑读书室，名“读书林”。直到风烛残年，仍孜孜不倦地从事《资治通鉴音注》的修改工作，通过不懈的努力，至元二十三年(1286)，《资治通鉴音注》全部成编，之后胡三省又着手作《通鉴释文辩误》，当任务完成时，胡三省说：“吾成此书，死而无憾。”这期间自然包含无限感慨。可以说，胡三省生活的年代及其个人的人生经历，包括少年丧父，亡国之痛，政治理想和才华得不到施展，注释事业历经磨难，正是这种逆境生存，使得他具有更加坚韧不拔的品格。

求真求实的学术人格

凡严肃的史学家，都把揭示历史的真相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这种意识和努力，就是历史研究中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求真求实是史学学术性的根本原则，也是史学的生命所在，是所有正直的史学家所恪守的原则和追求的目标。透过胡三省《通鉴》的注释历程，其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有着深刻的展示。

胡三省治学严谨，长于考掘，通过广征博引，深入调研，勇于纠正《通鉴》中的各种错误，这既反映了胡三省治学的严谨，也反映了胡三省求真、求实的人格精神和科学态度。地理注是胡注用力最勤、价值最大的部分，胡注中能够反映胡氏治学态度和注书方法的，也主要集中在地理部分。以胡注中的地理注为例，就可洞见其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00说：“至胡三省注，始成巨观，可云青出蓝、蓝谢青，《通鉴》之功臣、史学之渊薮矣”。单是地理注，即有七八十万字，牵涉到大量“地名之异同，州县之建置离合”，在中国地名学史上有着突出的地位。正史记载的地名偶有疏误，为司马光承袋，胡三省一一加以校正。如《通鉴》卷20汉武帝元鼎五年：“西羌众十万人反，与匈奴通使，攻故安、围罕”。胡注：“故安县属涿郡，西羌之兵安能至此!当作‘安故’。班《志》：安故、罕二县，皆属陇西郡。罕，故罕羌邑。宋白曰：安故故城，在兰州南;罕，今河州治所”。《通鉴》的这条记载，取自《汉书·武帝纪》，一字不差，该纪已将“安故”误为“故安”，而邓展、颜师古于此条下只注罕，不注故安，司马光编《通鉴》仍依《汉书》原文写入。胡三省不仅发现这一错误，而且将安故、罕的政区沿革、地理位置注释清楚。《通鉴》地名错误不少。比如《通鉴》卷37王莽始建国三年：“吏士屯边者所在放纵，而内郡愁于征发，民弃城郭，始流亡为盗贼，并州、平州尤甚”。胡三省指出“平州”地名有误：“余按此时未有平州;汉末公孙度自号平州牧，魏始分幽州置平州。‘平’字误也”。

胡三省在广征博考的同时，还非常注意结合自己的实践。如《通鉴》卷250唐懿宗咸通元年：王式“命趣东南两路军会于剡，辛卯，围之。贼城守甚坚，攻之不能拔，诸将议绝溪水以渴之”。胡三省注道：“剡城东南临溪，西北负山，城中多凿井以引山泉，非绝溪水所能渴，作史者乃北人臆说耳”。显然这是胡氏根据实践考察来进行注书。又如《通鉴》同卷胡三省注“三溪”云：“三溪在今嵊县西南，一溪自新昌县东来，一溪自磕下山南来，与新昌溪会于湖塍，屈而西北流，溪流若三派然，故谓之三溪”;又注“东小江”云：“越州有东小江、西小江。东小江出剡溪，至曹娥百官渡而东入海;西小江出诸暨，至钱清渡而东入于海。皆曰小江者，以浙江为大江也”。这些注释完全源于胡三省对越州绍兴府(今浙江绍兴市)的实地考察。可见，胡三省不仅注重史料的广征博引，还注重在实践中加以考证，而无论是史料考证，还是实践论证，无一不体现着胡三省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胡三省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甚至于还体现在其对自身积三十年心血成的《通鉴》注的评价上。胡三省在《新注资治通鉴序》中说：“我苦不自觉，前注之失，吾知之，吾注之失，吾不能知也。”这种客观、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作风，充分体现了胡三省的求真求实精神和学术人格。

讲究气节忠于国家

胡三省生活在民族斗争异常激烈的时代， 27岁时与文天祥、谢枋得、陆秀夫同榜考中进士。他亲眼所见宋朝在异族压迫下，政治依然那样腐败，50岁时，又亲历南宋王朝覆灭。元朝的残酷统治，也使他的精神受到剧烈打击，悲痛之余，开始重注《通鉴》的工作。因而透过《通鉴注》，可强烈地感受其讲究气节、忠于国家的政治人格魅力。他通过《通鉴注》倾诉自己对亡国的惨痛心情，斥责宋朝的腐朽、卖国贼的无耻，元朝的暴虐，但因在异族统治下他无法直抒胸臆，只能把种种心情隐藏在字里行间，借给《通鉴》作注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气节观、民族意识和爱国主义的感情。

胡三省作为宋元易代之际身受故国覆亡惨痛、抗议异族横暴统治的爱国史学家，学术、思想和气节，在注文里不仅流露了抱负，体现了治学精神，更重要的是表达了民族气节，寄寓了爱国热情;著名史学家陈垣有着相当的认知和高度的评价。例如，胡三省对《通鉴》“且屠大梁”一语详注道：“屠，杀也。自古以来，以攻下城池而尽杀城中人为屠城，亦曰洗城。”陈垣在《解释篇》中征引史料，令人信服地说明，胡三省不顾“屠城之义甚浅，而重言以释之者，有痛於宋末常州之屠也”。又如胡三省在《通鉴》契丹灭后晋的记事下记道：“亡国之耻，言之者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再如对《通鉴》所载南朝梁边防将官“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遇强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己富”，胡注曰：“自古至今，守边之兵，皆病於此”，这充分表明胡三省对宋末抗蒙边备的无限感慨和对国家安全的深深忧患。

胡三省刚正不阿，不屈从于奸侫权贵，这种人格精神不仅体现在其行动上，也深刻地渗透其治史态度中。在其论及事业和气节关系时表述尤为详尽。他认为节操和事业要并重，在事业不能有成时，要保持为人臣的节操，而在事业有可能成功时，臣子同样不可以不考虑气节。可见，胡三省更注重在当时的建功立业，突破了传统的气节理念。他认为在乱世时，节操尤为重要，也更能体现一个人的气节。胡三省的这些人格思想内涵，深刻地渗透在其治史态度和史书、史注中。胡三省与权臣贾似道同朝，但却不为贾所笼络，在建议意见得不到录用后，决然弃职回家，潜心于著述，不依附于权贵。由于其所处的特殊社会背景，其拳拳爱国之心的表达成为一种重要的强烈意识和潜语言。他在《通鉴》卷二十五中注到“亡国之耻，言之者为之痛心，矧见之者乎!此程正叔所谓真知者也。天乎，人乎!”在注释过程中，他也从来不用“前朝”、“赵宋”等词语，而是称“我宋”、“本朝”，在个别地方称“皇宋”、“吾国”，至此不承认元朝政府，这是一种何等崇高的民族气节!

胡三省对知识分子于亡国后出仕，持保留的态度。元朝统一中国后，政权日益巩固，随即对汉族士人采取拉拢的怀柔政策，并派侍御史程文海访求江南文士，罗致去元朝为官。有些士人易节归顺，如叶李、赵盂頫等;有的拒不应召，如胡三省同榜进士谢枋得等。这种形势，对注重民族气节的胡三省又是一种威胁。为了减少意外麻烦，毅然举家归中胡村定居，并从此屏谢人事，以著书为乐，直到大德六年(1302)去世。

胡三省的生平、处境，以及他为什么注《通鉴》和用什么方法来表达他自己的意志等，王延武在“读《通鉴胡注表微》-兼谈经世史学的现代形式”一文中指出，站在爱国的立场，观察今天，认知历史，寻求中国历史走向的特点，用经理性解析的历史来启发当代人。由此，更推而论之，胡三省虽以考证见长，但他们得以传名于后世，是他们坚持了内在的人格自尊，内在道德的外释化为燃烧的爱国热情，他们才有不能自已的现世关怀，这种关怀使他们成为史学大家。精神主题，最终落实到对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发展层面。他的爱国主义，是充满历史感而又具现代性质的。这是对胡三省爱国主义精神品格的高度评价。

胡三省之人格精神之所以能如此完美地体现于其巨著《通鉴注》之中，这与其独特的人身经历和所处历史背景紧密相关，更与其对《通鉴》价值意义的高度认知密切相关，正如胡三省所指出的“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作事不足以垂后。乃如用兵行师，创法立制，而知迹古人之所以得，鉴古人之所有失，则求胜而败，图利而害，此必然也。”当我们深入地研究胡三省《通鉴注》，并通过《通鉴注》进入胡三省心灵世界时，其坚韧执着的意志人格、求真求实的学术人格和讲究气节、忠爱国家的政治人格将产生极大的震撼和启发，对今天我们净化学术风气，进一步加强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和积极向上、开拓进取、与时俱进的民族精神的提炼，都有着极好的指导作用。

相关信息

遗物

胡三省之遗物。至今在胡氏后裔中未见有何发现，唯一所存者，仅胡氏在袁氏塾(清容斋)中所写之《跋宋高宗书徽宗文集序》手迹墨宝一帧，乃为珍品，现仍珍藏于宁海县文物保管委员会中。

胡三省居住地中胡村中可考的遗迹如下：

胡三省墓

坐落于梅涧溪边山脚。后人已曾重修，石质坟面，正面文曰：“宋朝奉郎胡公三省偕配张氏安人寿域”。坟面两旁伸出石板侧面镌有“青山不为折腰辱;长使寒梅伴涧芳”对联，坟面之上石制墓饰两旁亦有文曰：“司马功臣;爱国史家”。墓前有平坛，因受地形限制，未作扩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