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北宋真的有一位萧峰：因宋辽关系实无需自杀

萧峰的一生从头到尾都是悲剧——一种在不共戴天的宋辽关系背景下展开的悲苦宿命，他尚在襁褓之中便成了宋辽冲突的牺牲品，身世被揭开后又被视为是中原武林的公敌，不得不远走关外。最后，为阻止辽国国主耶律洪基发兵南侵，在雁门关自杀身亡。小说写道：

萧峰胁迫耶律洪基当众立誓：“于我一生之中，不许我大辽国一兵一卒，侵犯大宋边界。”随后萧峰大声道：“陛下，萧峰是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此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登时气绝。

这大概是最令“金粉”扼腕的小说结局了。曾有人问金庸：“乔峰（即萧峰）只能是悲剧，非死不可吗？”金庸回答说：“这是没办法的，天生的。他一开始生为契丹人，那时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宋国与辽国生死之战，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他不死是很难的，不死就没有更加好的结局了。”

如果金庸老爷子将萧峰的自杀解释为文学人物的性格冲突所致，哪怕说成是为阿朱殉情，我都觉得不无道理，不能反驳，毕竟这样的解释权归作者。但金庸却将萧峰之死归因于宋辽关系，将关注点引向历史，那么我觉得我们就有理由来较真一回了，毕竟历史不是小说家任意打扮的小姑娘。

导致萧峰自杀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的宋辽关系，实际上是金庸虚构出来的。根据小说展示的时代背景，萧峰生活的年代，约为北宋哲宗朝（11世纪末）。这个时期的宋辽关系，即使不能说是友好，至少也堪称和平，绝不是处于不共戴天的仇敌状态。两国当然有过“生死之战”，不过都发生在北宋前期，“澶渊之盟”订立之前，那时候宋朝要北伐，辽国要南征，双方爆发了好几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时距宋哲宗时代已有百年之久，是陈年旧事了。

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厌倦了战争的宋辽两国经过谈判，达成“澶渊之盟”。根据盟书以及之后陆续形成的协定，宋辽约为“兄弟之国”，地位平等；宋朝每年给予辽国岁币十万两银、二十万匹绢，“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类似于经济援助的性质（今人以为岁币是纳贡，不确）；双方划清领土边界，在国境线上立下“石峰”（相当于今天的界碑），约定“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又约定两国互不增设边防工事，“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约定司法上的合作，“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类似于罪犯引渡协定；双方在边境开设榷场，开展贸易。

“澶渊之盟”的订立，给宋辽两国带去了一百余年的和平，期间尽管发生过一些冲突与纠纷，但基本上都能够通过和谈解决，并没有诱发战争。辽国边地若发生饥荒，宋朝会派人在边境赈济；每逢重大节日，两国均要遣使前往祝贺，并互赠礼物；一方若要征讨第三国，也需要遣使照会对方，以期达成“谅解备忘录”；遇上国丧，对方也要派人吊慰。宋真宗驾崩时，辽圣宗耶律隆绪（他是耶律洪基的祖父）闻讯，“集蕃汉大臣举哀，后妃以下皆为沾涕”；宋仁宗逝世，当大宋的使臣到达辽国报丧时，耶律洪基忍不住握着使臣之手，号啕大哭：“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

今天有些朋友认为“澶渊之盟”是屈辱的城下之盟，是不平等条约。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我看来，19世纪西方民族国家主导建立起来的近代国际关系，其文明含量也没有超出“澶渊之盟”的框架。

不管今人如何评说，当时的宋朝主流意见，是从正面评价“澶渊之盟”的。真宗朝宰相王旦说：“国家纳契丹和好已来，河朔生灵方获安堵。虽每岁赠送，较于用兵之费，不及百分之一。”仁宗朝大臣富弼说：“自此，河湟百姓，几四十年不识干戈，岁遗差优，然不足以当用兵之费百一二焉。则知澶渊之盟，未为失策。”绝大多数的宋朝人都十分珍视这份来之不易的和平，愿意忍受每年给予辽国经济援助（这笔援助款，通过贸易顺差，实际上又回流到宋朝）。

总而言之，自“澶渊之盟”订立到徽宗时代宋金秘密签订“海上之盟”这一百多年间，辽宋连一场真正的战争都没有发生，怎么可能如金庸先生所言，“契丹与汉人的斗争很激烈”，“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这样厉害”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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