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飞蛾扑火终涅槃，一生荣辱毁举间

在现当代中国文学史上，丁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早期追求个性人生，以“另类”女作家的面目登上文坛，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

丁玲太复杂，不是一张面孔可以说清楚的。但不可否认，文学，爱情和政治是 丁玲 一生的三个主题。

丁玲晚年的知音、诗人牛汉说：“老太太是一个大的历史现象，她一直站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五四’以来历史的残酷性、复杂性都可以在她的经历中得到印证。”

瞿秋白早年对丁玲的评价“飞蛾扑火，非死不止”。对“火”的向往，包含着对“在黑暗中”的现实的反抗，和对“光明”的未来的追逐。

有作家评价：“丁玲是一座大山，一条大河，一道悲壮的风景，足以妆点照耀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原名蒋伟，字冰之。父亲曾留学日本，为人豪侠仗义，常在乡间行医散药，扶贫济困。人说其“挥金如土”。

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幸亏丁玲有一个刚毅的母亲，丁母佘曼贞虽然是个小脚太太，但他仰慕新学，自立自强，在丈夫病逝后，不顾族人反对，带着四岁的丁玲和一个遗腹子，千辛万苦辗转求学，最后取得了教师资格，和结拜姐妹向警予办学教书，曾把年幼的丁玲托付给向警予照看，丁玲把向警予叫“九姨”。

丁玲的弟弟夭折了，母亲痛不欲生，姨妈说：“要是冰之(丁玲的原名为蒋冰之，她改名以示与旧家庭的决裂)死了也好一点……要她女儿家又有何用呢!”这给丁玲的心灵带来了极大创伤。

她总想替代母亲心中留给弟弟的位置，怕辜负母亲的期望。丁玲对异性的认知过程很复杂，其中既有对像父亲、舅舅那样男性的排斥心理，又有对死去弟弟的补偿心理。

外婆把丁玲许配给了舅舅家的表哥，但是丁玲长大后却不愿意给表哥做媳妇，反抗无果后，丁玲写了一篇讨伐舅舅的文章，发表在《常德晚报》上，让舅舅颜面尽失。

1922年，18岁的丁玲顺利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和女友王剑虹逃婚来到上海，入读陈独秀、李达等共产党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入读上海大学中文系旁听。

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闺蜜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

走投无路的她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她所仰慕崇拜的鲁迅先生能为自己提出一条前行的光明道路。

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崭露头角的沈从文在用化名捣鬼，就没有复信，事后才知道完全错了。这个小小的历史误会，似乎是丁玲未来生涯的简单提示——等待丁玲的将不是什么笔直平坦的康庄大道。

在人生低谷期，丁玲偶然结识了《京报》副刊“民众文艺”编辑、青年作家胡也频，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胡也频毫不动心。

当胡也频得知丁玲正为弟弟的夭折而无法释怀时，就用纸盒装满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适逢王剑虹的父亲邀请丁玲一同回湖南老家，丁玲眼看北京的生活毫无希望，就不甘不愿的离开了北京，返回到湖南老家。

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

在胡也频的影响下，丁玲也开始写作。当时两个性情中人没有什么经济来源，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生活过得很艰难，经常有断粮绝用的时日，两人在清贫窘困中数度着光阴，但却因一份不食人间烟火的爱情而充满了温暖。

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

关于这段感情，丁玲自己的评说是：“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时我们真太小，我们像一切小孩般好像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造做出一些苦恼，我们非常高兴的就玩在一起了。”

1927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期上，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问世了。编者叶圣陶先生大为赞赏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

次年2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的卷首出现。这篇日记体小说深刻反映了时代的低气压，刻画了莎菲这个“五四”退潮期精神极度苦闷的知识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小说关于两性恋爱关系的大胆描写以及对莎菲女士复杂心理的细腻刻画，使它赢得了文坛的好评，也产生了相当有力的影响。

正象评论者所说的：“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

这篇作品，给丁玲带来了荣誉，也奠定了她的文学生涯，成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著名的女作家，被鲁迅称为当代中国“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

一举成名的丁玲写作十分勤奋，短短两年间她就有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一个女人》三个小说集出版。

这些作品题材内容不尽相同，思想艺术水平有高有低，但都不同角度，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一种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苦难中寻求出路的社会反叛情绪和社会批判意识，开掘出一种深深的时代的失望和痛苦。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

后来，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济南省立高中教书。丁玲最后也来到了济南。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 以及丁玲时尚的衣着打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

“ 丁玲 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济南的马路坑坑洼洼，胡先生个子比 丁玲稍矮，而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的丁玲 ‘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学生们看了觉得有趣，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 丁玲 的手杖’。”

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儿子随丁玲姓，丁玲本姓蒋，名伟)。

1931年1月17日胡也频被捕了，和他一起被捕的还有殷夫、柔石、李伟森、冯铿四位左翼作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左联五烈士。很快，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而此时他们的孩子仅仅2岁。

丁玲在延安时和美国记者海伦·斯诺说：“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男人。”

丁玲和胡也频、沈从文都想赴日留学，为了学习日语，找了个日语老师，这位老师就是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的冯雪峰。

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冯雪峰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

但人不可貌相，冯雪峰是与应修人、汪静之等齐名的“湖畔诗人”，曾在北大自修日语。

在随后的交往中，他们谈文学，谈时事，才华横溢的冯雪峰很快走进了丁玲的内心深处，其丰富的知识和阅历足够迷倒当时幼小单纯充满向往的丁玲。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稳重。

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一气之下跑回上海，找到沈从文倾诉，沈从文劝他不要轻易放弃心中所爱。

胡也频受到鼓舞，隔日重返杭州，他的坚定终于挽回了丁玲飘摇的心。最终，冯雪峰理智地选择了离开。

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

而此时，冯雪峰不仅已经和他的学生结婚，而还有了一岁的女儿，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

此后冯雪峰成为 丁玲 一生中刻骨铭心的一个结，她永远记得他，终身对他怀有特殊的感情。1985年， 丁玲 不顾年迈多病，从北京远赴浙江义务参加冯雪峰学术研讨会。

她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最怀念的是雪峰。”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这个皮肤白净，温柔体贴的男人带给了饱尝苦闷的丁玲一些慰藉，同时也带来了往后无尽的悔恨和磨难。

丁玲 后来这样回忆冯达：

“他常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意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陌生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

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1933年5月，丁玲和潘梓年在上海被秘密逮捕，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丈夫冯达。她后来回忆说：“我只有一件薄棉袍，白天只能拥被而坐，喝点白开水，翻翻旧报纸。”

丁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左翼文坛及进步文艺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当时左联负责人冯雪峰，还把他和丁玲之间的一些信件和丁玲的“遗稿”编辑为《不算情书》发表在杂志上，既是纪念，也是为营救丁玲而造声势。

因为丁玲的社会声望及舆论，加上国民党一向比较尊重文人，所以丁玲并未遭到为难，没有审判，没有坐牢。担任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组织部长、中央宣传部长等职的张道藩，曾先后三次找过丁玲，请丁玲写剧本，都遭到拒绝。

丁玲说：“冯达是我的爱人，但近几个月，我就把他当仇人看待。” 因为冯达的叛变，在丁玲心中，那个丈夫冯达早已死了。

丁玲性格刚烈，在囚禁莫干山的日子里，反抗，誓死不从，逃跑，自杀，一切招数都用尽，想要重见天日却遥遥无期。一囚就是三年，这种特殊的境遇中，丁玲怀上了冯达的孩子。谁能说得清，这是人性的弱点，还是政治的污点?

1934年9月，丁玲生下了女儿(蒋祖慧)。最终在地下党的营救下，丁玲从莫干山逃出南京，冯雪峰派人将丁玲送往革命圣地延安。从此以后，丁玲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而这个孩子，成了太多人用以攻讦她的把柄，有心之人将她视为她一生的污点。但是丁玲始终是丁玲，坚强是骨子里的基因，流言能耐几何。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得到了几乎最高级别的接待，陕北这个时候正缺知识分子，正缺大作家，有了这么一个名满天下的丁玲来到，陕北都轰动了。

丁玲剪短了头发，穿上久已神往的灰布军衣，以土坑为马背，跳上跳下，咯咯地笑个不停，练习着骑马的技术要领。1939年丁玲对斯诺夫人说：“来这儿以前，我总是睡不着，可是现在睡得很香甜，也变胖了。简朴的生活好。”

毛泽东一辈子专门给一个人写一首词，只有这一次，他专门写了一首《临江仙·给丁玲同志》: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毛泽东写完，马上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司令员，让他马上转给丁玲，这是罕见的。这首词是1980年才发表在《新观察》上。

1937年6月18日，延安文艺界为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丁玲在他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老年的陈明回忆爱情的开始是这样的：“那是在一个小饭馆里，我们坐在炕上，我说：主任，你也应该有个终身伴侣了。丁玲反问我：我们两个行不行呢?我听了吓了一跳。”

被这样的一个女领导爱上，陈明很害怕，所以陈明就迅速地找了另外一个女演员席萍曾结婚了，而且还生了孩子。

婚后，陈明很快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于是陈明用鸡蛋里面挑骨刺的手法，制造一个借口，说席萍有依赖性，过于依赖丈夫，而他则喜欢有独立性的女性，提出感情不和，要求离婚。

丁玲追了陈明五年，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别人的讽刺挖苦中结婚，没有喜宴，没有祝贺，没有繁琐的仪式，更没有一个人看好他们的婚姻。然而丁玲并不在乎，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面对铺天盖地这样的闲言碎语， 丁玲毫不在乎，她在乎自己，她对陈明说：“随他们说去，让他们说上几年，还能说几十年?”足见其特立独行的个性。

婚后不久， 丁玲 就发表了屡遭批判的杂文《三八节有感》，之后一直命途坎坷，这种时候，陈明默默的站在了她的身后。

1948年10月 丁玲 在赠送给陈明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精装本上题词：留给陈明，因为你给我许多帮助，使我这本书写得比较少一些错误和缺点，而且当我写作的时候，不至为外界所影响我的情绪，我是应该感谢你的。

1955年，她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五十四岁的丁玲和陈明被放逐到黑龙江省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漫长的八年岁月中，丁玲接受了生活的艰苦磨炼。她当过职工文化教员，编过壁报、黑板报，搞过家属工作，而以养鸡的时间最长，已经成为饲养能手。

她并没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党的期待，她相信，八年冤屈终有昭雪之日，她终究会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磨炼之余，她一直续写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并写了大量札记。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们夫妇立即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而且夫妇隔离，不许见面。所有文稿、资料也统统被洗劫一空。

1970年4月，丁玲夫妇又被关进了北京附近的监狱。五年之后，她们获释出狱，但不许回京，又作为危险人物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社蟑头村。

直到1979年平反时，丁玲已经75岁。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

丁玲晚年说：如果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如果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回到北京不久，在某次文学研讨会上，丁玲披了一条鲜红的围巾，颜色耀眼，彪显张扬，引起很多人议论。香港的一本杂志甚至讥讽丁玲是“红衣主教”，是“左”王。

高莽曾经为丁玲画一幅像请她题词，她略一思索，提笔写了“依然故我”四个大字，仿佛在宣告：丁玲还是那个丁玲，她的灵魂是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改变的。

丁玲终其一生都对革命保持着一种信念式的执著。从初登文坛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到“流放者归来”的八十年代，一生三起三落，都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及其文艺体制的曲折历史过程关联在一起。革命成就了她，革命也磨砺了她。丁玲生命中的荣衰毁誉，与二十世纪中国革命实践不分彼此、紧密纠缠。

她在含冤那么多年，又遭了那么多、那么大的罪之后，竟然不“揭露”，不“控诉”，而是悟出“作家是政治化了的人”。因为她相信，“什么日子我都能过。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我会回来的，党一定会向我伸手的。海枯石烂，希望的火花，永远不灭。”(《“七一”有感》)

有人说他虚伪，她讥诮地说：现在宣传我“左”的人，就是当年打我“右”的人。随他们左右说去，丁玲还是丁玲。

1979年，丁玲平反昭雪，恢复党籍。1984年，得到彻底平反。丁玲平反后的第一反应是：“我可以死了。我轻松了。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其时，陈明刚满69周岁。

也许，丁玲是真正了解自己的，她知道自己要什么，所以，看起来是风中的野火，好桀骜不驯，其实却始终有着自己的方向。

从来不是她攀附了爱情，而是，爱情，是她用来燃烧自己的生命之火的一种方式。她的生命，在爱情中，掌握了主动。因而，爱情也成全了她的生命。

和同样为爱情飞蛾扑火的萧红相比，丁玲的性别立场有很强烈的主体性，她宣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没有什么男女差别，要打破家庭，打破政党，打破国家，自己来承担自己的生活。

她从来不把自己放在一个弱势的位置。我们总是替萧红惋惜，她身上的悲观气质和女性弱者的宿命意识是深入骨髓的。但这样的东西在丁玲身上一点都没有，她非常的健朗，是一个明朗干净的主体，没有弱女子的意识和矫情。

丁玲的一生是如此具有张力，如此具有戏剧性。她曾对前来探病的家人说，“你们大家高兴吧，我肯定能成佛。”

1986年3月25日上午，丁玲的遗体送到了八宝山灵堂，北大荒人怀着对战友、长者的无限深情和敬意，将一幅火红的旗轻轻覆盖在她的身上。红旗上由画家范曾亲笔写着：丁玲不死 ，北大荒人敬献。

86岁的冰心在写给 丁玲 的悼念文字中说：

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

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陈明也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心性坦荡的张钰，也在陈明的影响下一起为丁玲整理起书稿来。对这一点，陈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

关键词：国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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