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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戌六君子都是怎么死的?戊戌六君子死亡真相被篡改了么?

今天是戊戌年，所以也是趁此机会和大家讲讲戊戌六君子。戊戌六君子是清朝时期的维新志士，但最后还是都不多慈溪太后而惨遭杀害。其实那个时期的中国已经涌现出了很多维新志士，只是大家都没能联合自己的力量一起行动，总是被清政府给逐一击破。那戊戌六君子到底是怎么死的呢?可能这里面还有被篡改历史的真相存在。

“戊戌六君子”之死，一般说法，皆谓其乃系为维新变法而死。

但揆诸史料，这一结论，实在大有问题。

朝廷的草率定性：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

此六人均与当年的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的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的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

“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

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的“大逆不道”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著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著文字，语多狂谬，著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通观这份谕旨，“六君子”的罪行，总结起来共有三条：

1、康党谋围颐和园诛杀慈禧。

2、“六君子”与康有为结党。

3、杨锐等人任职军机处期间“欺蒙狂悖，密保匪人”——所谓“匪人”，当然是指康有为、梁启超一干人等。

简言之，朝廷当年确曾将“六君子”一体定性为康党。

“六君子”的真实政治立场

“六君子”当日被定性为“康党”而被杀;后世亦长期将其归入“康党”。

但事实绝非如此。

“六君子”中，杨锐、刘光第二人对康党甚为厌恶。康广仁、林旭二人曾努力撇清与康党的关系。杨深秀情形如何，尚缺乏足够的可资说明的资料。唯谭嗣同立志与满清为敌，故口出“有心杀贼，无力回天”之语，从容赴死，可谓毫无疑义的康党。

1、杨锐、刘光第

杨锐、刘光弟乃张之洞门下之人。

张之洞素来鄙视康有为的学术，斥之为伪学、野狐禅。杨、刘二人的学术旨趣，可想而知。

杨锐早年对康有为颇有好感，认为康氏上奏的某些条陈“透切时弊”，故于1897年12月鼓动御史高燮曾上折推荐康氏去参加瑞典的“万国弭兵会”。但到戊戌年后，杨锐对康党的态度已转为不满与鄙视，在给张之洞的一封密信中，杨锐曾明言康氏“缪妄”：

“近日变法，都下大哗。人人欲得康有为而甘心之，然康固多缪妄，而诋之者至比之洪水猛兽，必杀之而后快，岂去一康而中国即足自存乎?……京师大老，空疏无具，欲以空言去康，何能有济!”

另据唐才质《戊戌闻见录》披露，谭嗣同在给唐才常(唐才质之兄)的书信中提到，任职军机处期间，因杨锐鄙视康有为，谭嗣同曾与之发生过冲突：

“伯兄曰：复生入值，与刘裴村一班，刘愿者，虽不奋发，而心无他。然可虑者，叔峤跋扈，媚旧党而排南海，复生忿与之争，叔峤不纳。”

“伯兄”即唐才常，复生即谭嗣同，刘裴村即刘光第，叔峤即杨锐，南海即康有为。

杨锐好友高树，在其《金銮琐记》也记载，杨锐对同为军机章京的康党分子谭嗣同、林旭相当不满，私下里形容谭嗣同为“鬼幽”、林旭为“鬼躁”：

“鬼幽鬼躁杨公语，同列招灾窃自忧。……叔峤曰：‘某君鬼幽，某君鬼躁，同列如此，祸可知矣。”

参考戊戌年谭、林二人行状，谭氏与康党多有密谋而不令杨锐、刘光第等人得知，故杨锐呼之为“鬼幽”;林旭年少轻狂，“日夜谋变更一切甚亟”，故杨锐呼之为“鬼躁”。

杨锐担任军机章京，系张之洞请托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荐的结果。刘光第的情形与杨锐大致相似，其任职军机章京也是借了张之洞的力量、由陈宝箴推荐的结果。

或许是因为刘终非如杨锐那般是张之洞心腹之人，故虽得张之洞器重，但事前并不知道自己会被推荐。入职军机章京之后，也未如杨锐一般，孜孜于筹划促成张之洞入京主持变法。

但刘光第对康党的厌恶，杨锐并无区别。康党开设保国会，刘氏仅前往一次，因厌恶其言论，再未有过交往。刘氏还曾在家信中感叹：

“新旧两党，互争朝局(好在兄并无新旧之见，新者、旧者均须用好人，天下方可久存)，兄实寒心。”

所谓“新党”，即是指“康党”。

戊戌年，光绪有关新政的奏章，一概越过旧的军机大臣，交由新任四章京办理。但刘光第在军机处值班期间，“仍以要件商诸大军机，又曾请于德宗，为言不能潜越大军机之权”(“大军机”系指旧军机大臣，“小军机”系指新任军机四章京)。可见其为人为官，与康有为等辈大不相同。

杨、刘二人入军机处值班不过十数天，竟被视作“康党”而惨遭杀身之祸，当时之人，皆视作奇冤。

张之洞曾急电京中，欲营救杨锐，其电文称：

“杨叔峤者，端正谨饬，素恶康学，确非康党，平日议论，痛诋康谬者不一而足，弟所深知。……此次被逮，实系无辜受累。”

刘光第死后，其家被查抄，曾搜得弹劾康有为的奏疏一份，尚未完稿。

尤使人叹息者，杨、刘二人被捕前不久，均曾动过辞官退隐的念头。

杨锐想要辞官，是因为自觉无法与“康党”共事：

“同列又甚不易处，谭最党康有为，然在直尚称安静，林则随事都欲取巧，所答有甚不妥当者，兄强令改换三四次，积久恐渐不相能。现在新进喜事之徒，日言议政院，上意颇动……兄拟加遇事补救，稍加裁抑，而同事已大有意见，今甫数日，既已如此，久更何能相处。拟得便即抽身而退。”

刘光第想要辞职，是担忧自己在军机章京这种敏感之为上，“终以憨直贾祸”。他本欲待再被光绪当面召见一次，痛陈“新政措理失宜”之处后，即辞官归家。可惜未能遂愿，政变已然发作。

因与康党交恶，故政变前夕，杨、刘二人均判断自己并无出逃必要。入狱后亦处之泰然，自信经过审讯即可无罪出狱。孰料慈禧因担忧外人干预，未经审讯即下旨杀害“六君子”。杨、刘二人遂稀里糊涂被归入“康党”丧了性命，朝野内外为杨、刘二人冤痛者，多有人在。

2、林旭、康广仁

时人对林旭的评价是“年少轻躁”。林任职军机章京时，年仅二十四岁。

林氏对康有为的看法，多受外界环境之影响，并无定见。

1897年11月，林氏致书李宣龚，谈及自己与康有为的交往，称“康长素适来，日有是非，欲避未能”，所谓“是非”，大约是此时政、学两界之主流人物，均不齿康氏的学术与政治理念;林氏乃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婿，以世家子弟身份在京寻求政治机会，自不愿与名声不佳的“康党”扯上关系。

但到了1898年5月，康氏已得光绪之青睐，林氏在为康的《春秋董氏学》作跋时，已不忌讳自述“南海先生既衍绎江都春秋之学，而授旭读之”，颇为自豪地明言自己做了康有为的学生。

林氏进入军机处，按康党的说法，是光绪看中了他“康有为弟子”的身份。

其实，1898年6月林氏被荣禄招入幕府，才是光绪选中他的真正缘故——光绪选拔军机四章京，必须平衡满汉新旧：杨锐、刘光第代表张之洞汉臣一系的势力;林旭代表荣禄满臣一系的势力;谭嗣同充当了康党在军机处的代言人。

据时人披露，林氏当值期间，“欲尽斥耄老诸大臣”，“凡建一策，僚辈不能决者，旭大呼奋笔拟稿以进”，可见其冒进与积极。

此种冒进，曾引发荣禄的担忧，恐其给自己招祸，故致信林氏，劝其在新政事务上“虚怀下问”，多与枢庭老臣商议，不应该“遇事纷更”。

不过，当时林氏已既深受康有为影响，康党的目标，乃开制度局、懋勤殿，架空现有各级权力部门，“遇事纷更”乃康党的既定方针，林氏自然不会接受荣禄之劝诫。

政变前夕，京城空气空前紧张之时，林氏曾深夜前往郑孝胥之处问计，据郑孝胥日记记载，林氏与他谈论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这种身份认同，虽是林氏被捕前的一种自我安慰，但也反映出林氏与康党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疏离。

林氏在被捕前夕，曾四处活动求救。据章太炎透露，林氏在被逮捕前夜，“知有变，哭于教士李佳白之堂”。《异辞录》记载，林氏在被捕前一天，还曾求告到李鸿章幕僚马建忠车前，欲求马氏“回车复见傅相，为我乞命”。林旭被捕后，荣禄拒绝对其施以援手。

至于康广仁，因其系康有为胞弟，“康党”的身份似乎不容置疑。但早在政变之前，康广仁曾致信友人，抱怨过康有为一意孤行，大事难成：

“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挤者、谤者盈衡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

显见其对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并不全然支持，而是身怀担忧。

清末，汪精卫刺杀摄政王失败入狱，遇一老狱卒名刘一鸣者，自称曾看守过谭嗣同、康广仁等人。刘氏对汪精卫谈及往事：

“谭在狱中，意气自若，终日绕行室中，拾取地上煤屑，就粉墙作书，问何为，笑日：‘作诗耳。’……林旭美秀如处子，在狱中时时作微笑。康广仁则以头撞壁，痛哭失声曰：‘天哪!哥子的事，要兄弟来承当。’林闻哭，尤笑不可仰。既而传呼提犯人出监，康知将受刑，哭更其。”

参考康广仁政变前的书信，狱卒之言，似亦可信。

3、杨深秀、谭嗣同

杨深秀以御史身份被当作“康党”而遭到杀害，与其戊戌年和康有为过从甚密有关。

杨锐在给张之洞的密函中，曾提到：

“此时台谏中，惟杨深秀、宋伯鲁最为康用，庶僚中亦多有攀附者。”

戊戌年，康有为写了许多奏章，大多以杨深秀、宋伯鲁二人之名义呈递;结果是杨深秀被杀，宋伯鲁逃到外国使馆得免一死。

杨氏被杀的直接原因，是他于9月19日呈递了一份康党拟定的涉及武装政变计划的奏折。奏折不但要求光绪调袁世凯军队入京，还提议聘请李提摩太和伊藤博文为新政顾问，甚至建议皇帝考虑与英、美、日三国“合邦”。其中最让慈禧心惊胆战者，莫过于该折附片中要求开掘颐和园内的“秘密金库”，并请皇上准募300人，于9月23日正式发掘。

所谓“秘密金库”，本子虚乌有。“康党”编造此一谣言，说开掘“秘密金库”可以为变法提供必需资金支持，乃是为了完成其“围园杀后”计划。此前，谭嗣同已致信唐才常，要他带会党人马秘密入京，目的就是伪装成掘金工人，入园起事杀死慈禧。

杨深秀卷入此种密谋，故被慈禧定性为“康党”。唯杨氏本人是否了解其呈递的奏折，内含如此大的玄机，笔者所见资料有限，尚未敢断言。

所谓“戊戌六君子”，实际上唯有谭嗣同一人，清楚地了解自己因何而死，且确实愿意为之而死。

今人多将谭氏归入维新派之列，实际上，早在入军机处之前，谭氏即已深植强烈的反满立场。以其著作《仁学》为例，因反满思想激烈，生前仅梁启超等有限几位好友得见。其中公然倡导“华人”不要将“满人”引为同类：

“十八省之华人，宛转于刀砧之下，瑟缩于贩贾之手，方命之曰：此食毛践土者之分然也。夫果谁食谁之毛?谁践谁之土?久假不归，乌知非有。人纵不言，己宁不愧于心乎?吾愿华人，勿复梦梦谬引以为同类也。”

正因为谭氏有如此强烈的仇满情绪及“十八省华人”意识，戊戌年之前，他曾屡次言及新疆、西藏、满洲、蒙古、青海等地均可卖给英、俄等国，以筹措资金作变法之用;更对当时倡导“保中国不保大清”之康有为一见倾心，执弟子之礼，且与康党秘密筹划“湖南自立”。

也正因为此种革命党立场，为自身安全计，谭氏曾想买一个外国功名作护身符。1896年12月，谭嗣同致信汪康年，打听外国人开捐功名之事，准备买捐受外国人保护。谭氏说：

“传闻英、俄领事在上海开捐‘贡’、‘监’，捐者可得保护，藉免华官妄辱冤杀，不识确实否?保护到如何地步?价值若干?有办捐章程否?嗣同甚愿自捐，兼为劝捐，此可救人不少……嗣同求去湖北，如鸟兽之求出槛絷;求去中国，如败舟之求出风涛;但有一隙可乘，无所不至。若英、俄之捐可恃，则我辈皆可免被人横诬为会匪而冤杀之矣。伏望详查见复。”

对谭氏的政治立场，张之洞似乎有所察觉。

谭氏应召赴京，过湖北见张之洞，张氏曾语带讥讽，谓谭氏：

“君非倡自立民权乎，今何赴征?”

革命党人章士钊深悉谭氏戊戌年进入军机之真意图，章氏称：

“(谭)嗣同(唐)才常，与(沈荩)谈天下前局，其旨趣虽有出入，而手段无不相同。故嗣同先为北京之行，意覆其首都以号令天下。……以嗣同天纵之才，岂能为爱新觉罗之所买，志不能逮，而空送头颅，有识者莫不慨之。”

谭氏之绝命诗有“留将公罪后人论”之句，《仁学》中谓：“谋反，公罪也”，此乃谭氏临终，隐晦表示自己乃为反满革命而死，非为维新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