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推荐】周信芳之死背后隐藏的秘密（资料来源：历史趣闻网）

　　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关系，与上海各界许多知名人士保持着密切的交往，与他们结下了真挚的友情。我也耳濡目染，与很多名人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例如中国文坛巨匠巴金。我们家住在武康路117号时，与住在武康路113号上的巴金家仅有二三十米，我经常在路上与巴老不期而遇。其他在上海的著名艺术家，如京剧泰斗、麒派创始人周信芳，“人民音乐家”贺绿汀等，也都是我十分敬仰的大家。

　　“文革”中，与上海各级领导干部一样，各界知名人士也成了张春桥一伙残酷迫害的重点对象，几乎无人幸免，其中不少人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我仅以巴金、周信芳和贺绿汀三位大家的受难经历，来揭露这些知名人士在“文革”所遭受的深重劫难。

　　周信芳从7岁就登台演戏，艺名“麒麟童”，青少年时代便饮誉大江南北。他一生中演过近六百出戏，创作、改编了两三百出戏，成功创造了一大批经典的戏剧人物形象。他主演的《打渔杀家》、《徐策跑城》、《追韩信》、《乌龙院》、《四进士》等剧目，成为脍炙人口、流芳百世的艺术精品。从五十年代起，周信芳先后担任中国戏曲研究院副院长、华东戏曲研究院院长、上海京剧院院长等职务。1959年，年届64岁的周信芳光荣地加入了中国，父亲对周信芳的入党问题非常关心，也非常支持。同年，受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之托，主演并导演了倡导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的京剧《海瑞上疏》，在上海市庆祝建国十周年之际与观众见面，引起了轰动。

　　周信芳及夫人裘丽琳在三十年代曾是“上海滩”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他们对当时化名为“蓝苹”的其人，有相当的了解。从1963年起，以“文化旗手”自居的到沪搞“文艺革命”，其中《智取威虎山》和《海港》是她主抓的两出样板戏。周信芳对从不阿谀奉承，对她到处插手“摘桃子”、窃取别人创作成果的行径也十分看不惯。在创作“样板戏”方面，周信芳给提了不少意见。例如，他不赞成在每出戏里都给主要演员安排很多大段唱腔。1965年，下令上海京剧院停下锣鼓，单打一地搞这两出“样板戏”。身为上海京剧院院长的周信芳严正提出本院编排两出现代戏的排练时间过长，“劳民伤财”，“耽误演员的青春”……睚眦必报的对周信芳恨之入骨，到处散布流言蜚语，说周信芳的历史不清楚，又说自己不愿意与他这样的人坐在一起。1964年6月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期间，经周总理亲自提议而担任了大会顾问的周信芳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自己早年对京剧革命作出过的一些尝试。这篇文章拿到张春桥那里，没想到他面孔一板，把文章往抽屉里一丢，阴阳怪气地说：“你也来抢头功！”这正好不打自招地道出了他跟着鞍前马后搞“文艺革命”不可告人的目的。

　　1965年11月10日，文汇报上刊出的姚文元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中点了《海瑞上疏》的名。随后，张春桥窜到上海京剧院，借讨论《智取威虎山》为名，当众讨伐周信芳，说《海瑞上疏》中的雨伞是为民请命的“万民伞”。1966年2月12日，在、张春桥的指使下，解放日报刊登署名文章《〈海瑞上疏〉为谁效劳？》，把《海瑞上疏》说成是“同《海瑞罢官》是一根藤上结的两个瓜”，诬称《海瑞上疏》“尽量在骂字上做文章，因此在吴晗同志称之为‘全国一盘棋’的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大进攻中，起了先锋‘卒子’的作用”。5月26日，张春桥又指使解放日报发表《〈海瑞上疏〉必须继续批判》的文章，说“《海瑞上疏》是一棵不折不扣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并公开点名批判周信芳。这三篇文章把周信芳抛到了“”的风口浪尖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向周信芳压来，他被责令交待问题。6月中旬，上海报刊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周信芳的文章，诬蔑他是“老手”、“京剧界的南霸天”。

　　8月22日，周信芳和儿子周少麟正在京剧院交待问题，一群造反派到长乐路的周信芳家里抄家。周信芳的儿媳敏祯遭到毒打，昏死过去。造反派抓到周信芳的小孙女玫玫，把她的一头短发剪成“牛鬼头”，玫玫从此被逼疯了，后来被收进上海市精神病医院。周信芳和儿子回家后，造反派在周家开起了批判会。周信芳面对造反派的逼问，只是平静地回答：“我不是反革命，我是员！”造反派随后在周家乱打乱砸，把他穿着戏装，与周恩来总理、陈毅陈老总的合影统统撕得粉碎，还用墨汁在墙上涂上“打倒周信芳”的标语……

　　“一月风暴”中，周信芳被押上高架轨线修理车“游街示众”。他胸前挂着写有“反动权威周信芳”的白色大牌子，其中“周信芳”三个字上面打了三个红色的“×”。周信芳被造反派打得口鼻流血，脸上青紫一片。此后，他被关进了“牛棚”，没完没了地接受批斗、打骂。

　　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质问周信芳：“你为什么反对毛主席？”周信芳回答：“我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造反派说：“你演《海瑞上疏》，还不是反对毛主席？”周信芳提高了嗓门说：“你们自己硬要把嘉靖皇帝跟毛主席扯在一起，这是你们的反动，是你们对毛主席的大不敬啊！”造反派被说得恼羞成怒，对周信芳又是一顿拳打脚踢。

　　周信芳与夫人裘丽琳数十年来患难与共，感情深厚。裘丽琳自己多次被造反派拉出去殴打，被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可是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她还对女儿说：“让他们打死我好了，不然他们要打死你父亲的。”有一次，裘丽琳与其他几个文艺界的女“牛鬼蛇神”被一伙造反派拖上卡车，押到西藏路的一所中学里。几个造反派把裘丽琳拖进在一间空教室里，没问她一句话，抡着木棍和铁管就是一顿乱打……还有人把裘丽琳背到背上，像甩口袋一样一次次地从头上摔出去，直到她昏死过去。临近半夜时，家人发现裘丽琳蜷伏在楼梯底下。她的头脸已经肿得完全失去了原来的模样，鲜血从衣裤里渗出来。裘丽琳从此卧床不起。

　　周信芳的儿子周少麟先是关进“牛棚”，在木工车间劳动改造，后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身陷囹圄。

　　1968年11月14日，经张春桥亲自批准，73岁的周信芳以“三反分子”的罪名，被“隔离审查”，关进了少年犯管教所，与我母亲关在一地。在狱中，他一次又一次地接受审问，写交代材料，但他始终不屈服。他戴着1600度深的眼镜阅读马列和毛主席著作，密密麻麻地写下心得体会。有一次，有个专案组人员想给他一个下马威，一上来就拍桌子，破口大骂。可周信芳不慌不忙，冷冷地问旁边的人：“他们是，还是？怎么会这个样子啊？”

　　1969年，周信芳和周少麟先后被释放回家。而此时，裘丽琳已经病逝。家人就瞒着周信芳，说裘丽琳正在住院，不让他去探望。周信芳很快觉察到其中的变故，但并不追问，不再提起夫人，只是经常面壁而坐，痛哭饮泣。转过年，周少麟因看不惯一伙在报上大批夏衍及《赛金花》，私下对人讲起三十年代曾争演赛金花失败的不光彩历史，第二天就被拘捕，并以“防扩散”的借口判处五年徒刑，押到安徽劳改农场服刑去了。但是，这些灾难和变故并没有击倒周信芳。他对儿媳说：“我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我要好好地活下去，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1974年秋天，上海市革委会就周信芳、巴金等上海文艺界几个头面人物的定性结论问题写了一份报告，提出参照北京“六厂二校”的经验，对他们做“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给予“解放”。报告递上去，张春桥十分震怒，提笔在报告上写下了这样的批示：“对周信芳、巴金这样的人，不枪毙就是宽大了。如果他们不是反革命，那我们就是反革命了。”张春桥的这个批示在上海流传开来，也传到了周信芳的耳朵里。张春桥一伙最后给周信芳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宣布开除其党籍，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周信芳明确表示：“我不接受这个结论！”宣布结论的人怒气冲冲地离开后，周信芳仍然平静地埋头读书，时而轻声哼起《徐策跑城》中的一段唱：“湛湛青天不可欺，是非善恶人尽知。善恶到头终有恨，只是来早与来迟……”

　　1975年春节过后，周信芳终于盼到了儿子周少麟刑满释放，但此时他已经80岁了，因心脏病发作住进了华山医院。3月8日，心力交瘁的周信芳含冤病逝。这位“相信毛主席、周总理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弄清楚的……要好好地活下去”的艺术大师眼巴巴地等待着还他清白的一句话，但没等到。他的遗体抬出病房时，住院的病人闻讯纷纷跟在后面送行。

　　1978年8月，上海市委作出为周信芳平反昭雪的决定，并于16日举行了平反大会及骨灰安放仪式。同样经历了一场生死磨难的上海市文联主席巴金，声泪俱下地为老朋友致了悼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