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老城厢是如何救火的？小南门警钟楼旁有一段尘封的历史故事

　　摘要：小南门警钟楼旁，曾树有一尊建于1936年的李平书铜像，而李平书是上海近代史特别是老城厢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位于中华路581号的小南门警钟楼建于1909-1910年，这座高达数十米且饱经风雨的钢结构井架式建筑，最初是为南市老城厢消防报警与指挥灭火而建造的。小南门警钟楼旁，曾树有一尊建于1936年的李平书铜像，而李平书是上海近代史特别是老城厢发展史上绕不开的一个重要人物。

　　时间回到晚清，当时人们把现代概念的“消防组织”称之为“救火会”，这种称呼直到今天在“老上海”口中依然能够听到。南市老城厢一带“华界”最初的“救火会”多由“善堂”出资建立（“善堂”指以前涉及赡老、济贫、救孤、施舍等领域的慈善机构），以建立于1882年的“北城九辅众安社”为始，后来因为“善堂”资金不足，无法在各区域内设立更多的救火组织，各商界组织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为保一方平安”也开始相继集资成立救火会（也可称救火社），在晚清光绪年间，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一度达到40家左右。

　　救火会数量的递增并不代表着老城厢内“消防安全系数”的提升，从一些史料上来看，当时老城厢一带的救火组织在装备及人员素质上良莠不齐，调度上也各自为政，根本不具备集体消防的能力，更有甚者，在各会一同前往救火的行动中，还时常会有冲突发生。

　　针对此类局面，有人曾向“上海道”建议是否当老城厢出现火情时，允许“租界救火会”进入“华界”实施救援，此提议最终因涉及“主权问题”，地方官也无法作出裁决，由此在老城厢范围内成立一个统一的救火机构开始被摆上议事日程。

　　1907年，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李平书和万家公益会总董毛子坚等人协力创办的“上海救火联合会”宣告成立，该组织仿效“租界救火会”管理模式，开始大力整顿华界消防，“警钟楼”就是在这个时期被建造起来的。

　　警钟楼建造的地方原为小南门内粮仓废址，1907年时由上海知县李超拨出供“上海救火联合会”使用。警钟楼由著名实业家朱志尧等人创办的“求新机器轮船制造厂”（求新造船厂）负责设计和建造，建造时采用全钢架结构，在第四层中设有一口由机械铁锤敲击的警钟（钟高39英寸、口径60英寸、重约4800磅），当老城厢发生火情时，先一次敲钟25下，之后再以敲钟的次数来判断具体救火的区域，如现在的复兴东路以前曾是肇嘉浜河道，敲钟一下表示浜北火警、敲钟两下表示浜南火警……

　　就在警钟楼竣工一年后，辛亥年农历九月，警钟楼再次响起，不过这次不是老城厢内出现了火情，李平书等人领导的商团武装和救火会成员在听到“警钟的召唤”后立刻集结，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向了清政府控制下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后来的江南造船厂），一段新纪元由此展开……

　　16年后的1927年又是在这里，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发生，中共领导下的城市工人运动在这一刻又达到一个“崭新的高点”。本来为“救火”而设的“警钟楼”却在不经意间“点燃了两次革命的火种”。

　　约至上世纪30年代中期，在小南门警钟楼旁还矗立过一尊“李平书铜像”。 李平书是近代上海史无法绕开的一位人物，他出生于当时宝山高桥镇（此地现属浦东新区）的一个中医世家，年青时经历丰富且曲折，曾在花行豆麦行当过学徒、也在龙门书院做过学生，还在字林西报“爬过格子”。优贡入仕后的他原本想在官场上能有一番作为，却无奈碰上了晚清政府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能，19世纪末列强在华掀起了瓜分狂潮，就在法国强租“广州湾”期间，时任遂溪县令的李平书虽全力抵抗法军入侵，但终究还是落得个“被革职”的厄运，命运的天平似乎注定要把李平书留在上海，后来的历史发展也证明了上海这块宝地也的确没有辜负李平书的不凡。

　　李平书回到上海后积极投身于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并为当时上海“华界”的近代化倾尽所能：早年的李平书受西人开办自来水厂的影响，曾设想在南市也创办一家中国人自己的水厂，后因守旧势力阻扰及开办水厂与当时民众生活习惯不符等客观原因作罢，李平书回上海后，受时任上海道台袁树勋的欣赏。袁树勋在提拔李平书的同时，又让他接管了上海内地自来水厂，李上任水厂后通过征集股金等一系列举措使得这个原本“少有起色”的水厂在短时期内实现了扭亏为盈，李平书也因此被选举成为总工程局领袖总董，为其后来在上海地方自治运动及上海光复中的积极表现奠定坚实的基础。正所谓“能者多劳”，李平书“善办水厂”的名声传到了广东，两广总督岑春煊仰慕李平书的才能，专门邀请他到粤地协助其创办广东自来水厂，也是成绩显著。李平书在“水厂领域”的功绩也推动着南市老城厢消防事业的发展，在李平书等人的努力下，南市老城厢的消防管理从凌乱无序到相对专业，警钟楼就是李平书在消防领域内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

　　与“用水”与“消防”两个领域一样，“医疗”也是在南市老城厢近代化进程中所必须面对的问题。李平书出生在一个中医世家，成年后以振兴中医、多行善举为己任，1904年他出资在黄浦江畔三泰码头积谷仓外（约为现多稼路）创办上海医院（上海最早的中医医院之一，“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的前身）后，1908年他通过他人赞助所得为上海医院兴建了新院舍，上海医院在软硬件设施上有了显著的提升，并在原来“中医”的基础上增添了“西医”，精通中医的李平书有时也在医院坐堂，为穷人免费看诊送药。

　　“拆墙筑路”是李平书为南市老城厢所做的最具影响力的一件大事，老城厢的城墙始筑于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最初的作用为“抵御倭寇”，城墙在初建时辟有朝宗门（大东门）、宝带门（小东门）、跨龙门（大南门）、仪凤门（老西门）、晏海门（老北门），另还辟有水门三座，“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期又增建障川门（新北门）。上海开埠后，随着上海县城内外各类联系的日益频繁，老城墙在无形间就逐步成为了影响老城厢自身发展的重要障碍，李平书作为老城厢的“开明人士”自然对这一切洞若观火，为老城厢将来的发展着想，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并提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圆路”的设想，这个计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以上海道台与两江总督为代表的清政府官方的默认支持，但却也在很大层面上触及到了当时老城厢“保守势力”的“敏感神经”，“保守势力”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等理由千方百计的阻扰李平书的“拆城筑路”计划，最终这一回合的较量以平局而收场，为折中双方意见，后来在老城墙北面与租界接壤的地方又增辟尚文（小西门）、拱辰（小北门）、福佑（新东门）三门，对于原宝带、朝阳、晏海三门也做了增高拓宽，如此一来县城内外的交通问题虽有改善但拥堵的情形依旧没有得到质的改观。李平书等“开明人士”的这一“拆城筑路”计划后来在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得以实现，李平书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此事并在其间慷慨陈词道“今日时机已至，欲拆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李平书的计划终于实现，老城墙在接下来的两年多时间内被陆续拆除，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被辟筑成“民国路”，也就是现在的“人民路”，城墙南半部于1914年年底被拆除后被辟筑成“中华路”，如今当我们查阅上海地图时会清晰的看到从人民路到中华路可以连成一个完整的圆圈，这个根子便是在那时被种下的，我们在这个圈中能够品味到上海悠久的历史，同时也能听到老城厢为近代化而不断奋进的脚步。当然当年的这个“古物”也并未因此而被全部拆除，位于现人民路大境路口的“大境阁”还保留了一段当年遗留下来的老城墙。

　　1927年李平书去世后，上海各界为缅怀其生前功绩决定为其塑造铜像，除了前文中已提到的那尊原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铜像外，在此之前，在陆家浜路斜桥隙地也有打算树立一尊李平书的铜像，当时还有人建议将“陆家浜路”改名为“平书路”，后这尊铜像不知所终。位于小南门警钟楼旁的这尊李平书铜像约建造于1936年，由当时的南市救火会、华商电气公司、内地自来水公司等企业一同发起及出资，该铜像据记载高约3米，身穿长袍马褂，手持线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不让铜像遭到破坏，有人将其深埋于地下，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1946年该铜像被移至豫园荷花池中安放，50年代末又被移到蓬莱公园，再后来就不知了去向，从此李平书这个名字也就逐渐被社会大众所淡忘了，听来让人甚为惋惜。李平书为老城厢近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便是在上海城市高速发展的今天，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些曾为上海发展呕心沥血但在大历史中却又相对鲜为人知的人。

　　小南门警钟楼也是一样的，单从外表来看它在那些近代上海历史建筑中的“颜值”可能的确要比武康大楼、马勒别墅等“知名历史建筑”逊色不少，与之有关的历史人物也没有诸如李鸿章、盛宣怀之类的名门望族那样夺人眼球，但平心而论，它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价值却是无法估量的，甚至在某些层面上还超过了那些时下被热捧的“明星级历史建筑”，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被尘封或鲜有人关注的历史也一定会在大众的意识中被重新被唤醒并进一步发扬光大，我深信这一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