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智恒：政治史剧的两种读法

　　本文系“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留学项目”（项目编号：6）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访学期间（2015年—2017年）的阶段成果。

　　摘 要：莎士比亚的历史剧反映了一种融合古典与基督教传统的前现代历史意识。僭主理查三世不只是实现上帝意志的机械工具，还是一个渴望用世俗荣誉弥补自然缺失的悲剧英雄。通过阐述伊丽莎白时期两种主流的历史观念及莎士比亚在《理查三世》中的运用，传统神意命定论与人文主义巨人情结之间的冲突和交融可以得到诠释。

　　熟稔莎士比亚悲喜剧的读者可能忘记他是个深刻的历史思考者。从创作时间看，历史剧绝大部分先于悲剧出现，而与喜剧的写作大致同时，是莎士比亚告别诗歌创作，正式投身剧场舞台的最早尝试。就目前普遍认定为莎士比亚作品的39部戏剧而言，有11部是以12世纪至16世纪英国历史为题材的戏剧，习惯上称为历史剧。按戏剧内在的历史时间顺序排列，分别是《约翰王》《爱德华三世》《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理查三世》和《亨利八世》。这些剧作大多写于1590年至1599年间，正值伊丽莎白女王统治的晚期，只有《亨利八世》最晚（1613年），属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作品，也与莎士比亚时代最为接近。历史剧作为一种文体首次出现在1623年出版的第一部莎士比亚全集中，它作为一个整体，既以戏剧形式呈现了英国400年历史中的重要节点，又折射出都铎和斯图亚特两个王朝的政治思想。可以说，历史剧是莎士比亚借助本民族的历史展开政治思考的文学载体。

　　研究历史剧离不开对当时历史观念的认知。在伊丽莎白时代最具影响力的历史观主要有两种，分别是基督教和古典的理解。“历史”一方面是神学的分支，受罪罚的观念支配，另一方面是修辞的一个分支，由德性的观念支配。(１)对于莎士比亚评论界，最为人所知的是前一种历史观，这归功于蒂利亚德（E.M.W.Tillyard）和坎贝尔（Lily B.Campbell）在上世纪中叶相继出版的《莎士比亚的历史剧》（1944年）和《莎士比亚的“历史”》（1947年）两部被誉为“历史主义”学派的经典著作。这种阐释理论以上帝全能意志和罪罚因果模式为基础，将历史剧解读为伊丽莎白时代正统神学观念的表征。近半个世纪以来，整个莎学界基本围绕“历史主义”学派和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开创的“新历史主义”这两种研究范式来展开，蒂利亚德的著作虽然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和修正，但依旧是历史剧批评不可绕过的起点。(２)

　　尽管蒂利亚德主要基于基督教的历史理解，但古典史观并没有逸出他的视野。在《莎士比亚的历史剧》中，蒂利亚德特别指出，对于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的人来说，历史是有实际用途的，因为它既是“事实的巨大沉淀”，又是“注重教化的历史”，而非“单纯的汇编”。(３)他接着说，历史的重大用途有三种：一是基于历史是自我重复的观念，以昨日之事预见未来之事，可为将来提供镜鉴；二是留存伟大的事迹以避免被人遗忘；三是激励了对高尚行为的仿效精神，促进高贵的行动和伟大的发现。可以看出，这三种用途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历史既然能够记录伟大事迹，使得伟大人物永存不朽，那么，它必然激励人们效仿这些事迹以便创造自己的历史声名，反过来所有这些事迹，不管是成功的榜样还是失败的教训，都可以用来教导君主或统治者。在具体解读《理查三世》时，蒂利亚德引述格洛斯特公爵与爱德华王子关于伦敦塔是否由凯撒大帝建造这一细节，说明莎士比亚有意反映上述这种“普遍历史观念”(４)。尽管如此，蒂利亚德还是坚持认为，《理查三世》这部剧的主要任务是“完成关于国家历史的四部曲，表明上帝使英格兰重归繁盛的计划是如何实现的”(５)。在他看来，神意历史观才是莎士比亚着重凸显的，莎士比亚遵循同时代编年史家的传统，创作两个四联剧以彰显上帝意志在历史进程的体现以及世界秩序观念的流行。(６)

　　蒂利亚德想要说明的是，伊丽莎白时期的人对历史的感知主要受基督教历史观念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古典和文艺复兴的异教历史观在莎士比亚时代及其作品中依然普遍存在。这一观察在历史学界可以得到旁证。剑桥学派学者波考克（J.G.A.Pocock）认为，文艺复兴时期英国的历史意识源于基督教和古典两种重要传统，与我们现代人习以为常的进步或革命的历史观不同，文艺复兴时期英国人的历史思维一方面被基督教观念支配，即人类行动离不开上帝的事功，另一方面又受古典思想的影响，认为历史是修辞学的一个分支，人们的道德和政治行动在历史长河里留下的是他们所能获得的赞誉或批评，从而作为模仿或者规避的事例。(７)对后一种观念的清晰表述，可以引用伊丽莎白时期著名历史学家、戏剧家本·琼生（Ben Jonson）的导师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32）的概括：

　　我从塔西佗那里认识到，编年史的主旨是保存有德性的事迹不至被埋没遗忘，以及制止人们说出或做出错误的事情，以免死后的恶名长存于世。(８)

　　这句话阐明了两个要点。首先，历史是一个人声名的载体，它能使德性出众和德性败坏的人超越有朽性，为后人所记取，从这个意义上，历史学家就像演说者一样，围绕着褒扬或贬损来组织他的素材，所以说历史是修辞学的分支。其次，历史具有教化的功能，留存下来的历史书写旨在教导君王或具有君王潜质的侍臣们效仿这些榜样事例，从中学会如何正确地行事，以便赢得美誉和避免恶名。(９)16世纪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之所以具有这样的历史意识，主要因为当时英国的人文主义者，如托马斯·莫尔、弗朗西斯·培根、沃尔特·雷利（Walter Raleigh）等人吸收和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以彼特拉克和马基雅维利为代表）的历史观念，这些观念又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反映在以马洛和莎士比亚为代表的历史剧中，为更广泛的群体所接受。(１０)

　　在剧场里，这两种历史模式是相互依存和交互作用的，这也是莎士比亚历史剧的一大特点。从神意历史的角度看，上帝神意以不可探知的方式掌控着莎士比亚笔下的英国历史进程，确证了基督教所强调的等级秩序和罪罚因果关系，而从古典史观的角度看，不管是在位君王，还是野心勃勃的王储或者王族贵胄，甚至连王后等女性角色都热衷于追求和维护个人的荣誉、荣耀和声名，他们在效仿古代英雄或伟大人物的同时，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德性为后人记取。因此，个人如何在基督教的文化氛围环境下恢复、追求和践行古典有关荣誉的价值观，这是历史剧背后隐含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