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民建地方史是党派政治交接的重要内容

　　1997年老一辈派的领导正式提出“政治交接”的概念。派的政治交接为21世纪的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源泉。同时，也呼应了中国特色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因此，对于政治交接的认识，不能机械化的理解为组织换届、人事更替，政治交接作为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它是派承继历史优良传统，保持与中国长期团结合作，保证中国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坚持和发展，并将这种精神信仰一以贯之地传承下去的根本保障。

　　从“政治交接”的概念被提出，已经走过了二十一个年头，初步改变了派弱效思想建设的状态。回顾期间的光辉历程，各派不断寻求理论思维成熟、提升合作能力、保持党派生命力，以此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协商的内涵。

　　思想交接是派政治交接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在交接过程中要夯实多党合作的共同政治思想基础。继承和发扬派老一辈长期以来与中国团结合作形成的政治信念、优良传统和高尚风范。思想交接，是对党派政治文化、传统积淀的吸纳与进步。“着眼于各派政治纲领更好地延续与发展，着眼于派与中国亲密合作关系更好地延续和发展，着眼于派老一代领导人的坚定政治信念、优秀品质和优良作风更好地延续与发展。”“三个继承和着眼”就是思想交接的主题。

　　民建是有丰富资源的党派。比如，1945年，民建创始人黄炎培先生在延安与主席就历史周期论展开了讨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以及“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些经典的语句均出自这次谈话，这段脍炙人口的佳话也被后人称为“窑洞对”。窑洞对”这样浓墨重彩的桥段，已经成为民建历史的光辉篇章。因此，收集、整理和编撰民建会史是民建开拓思想交接的政治、文化、历史资源的重要方面。会史是民建人文精神、光荣传统的重要载体，是所有民建会员都应当具有的共同记忆。不断整理会史，发掘会史中的人文财富，守护派的精神家园，是当代民建会员义不容辞的责任。并与其他传统、思想、文化交相融合，成为政治交接的主要内容。

　　民建向来注重会史的研究与保护。近年来，民建中央已经整理出版了包括：《中国民主建国会史稿》、《中国民主建国会简史》、《中国民主建国会概述》、《民建史话》等一系列会史研究著作。民建各级地方组织的出版物（包括公开发行与内部发行）更加不胜枚举。

　　1.从数量来说，相较于社会出版物，民建官方的出版物数量仍然偏少。目前涉及民建会史的出版物浩如烟海，主要集中在人物传记和生平思想研究，包括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孙起孟、吴蕴初、乐松生等在内的民建重要历史人物都是时下研究的热点。据不完全统计，仅黄炎培先生的手稿编辑、诗稿校义、思想研究、生平传记等就不下数十种。相较于社会出版物，民建官方（包括民建中央及地方组织）的出版物数量仍然偏少。

　　2.从类型来说：民建官方的出版物类型单一，内容重复率较高。民建官方对于档案文史资料保留较为完整，加之具有较高的理论研究水平，在编撰高品质的出版物方面具有先天的优势。纵观民建会内这些年的出版物，主要还是集中在通史、简史等方面，类型较为单一。另外从内容上看，叙述的脉络主线单一，往往从爱国救亡运动开始，回顾几十年来所发生的事件与所涌现的人物。这些出版物虽然具有一定的理论水平和研究价值，但是无论从内容还是框架来看，都具有极高的相似度和重复率，形成了较为固定的语言环境和模式。

　　3.从水平来说：民建地方组织缺乏研究能力，导致出版物品质参差不齐。民建的组织构架从中央到地方可以分为：民建中央民建省委（直辖市市委）民建市委（直辖市区委）民建区委基层组织（支部）五级。就研究能力和理论水平而言，基本上可以认定为呈递减状态。民建的地方组织囿于人员素质等问题，很难开展有针对性的史料研究、编撰工作。有些意识较强的省份，会通过征文评选、会史竞赛等方式对史料进行收集整理。但这种碎片式、散点式的收集缺点尤为突出，比如注重艺术加工，史料讹误多；零星记载较多，难以梳理出主线并形成专题性的著作。由于民建各省级组织理论研究水平不同，最终导致所形成的出版物水平也参差不齐。

　　4.从研究方向来说：对民建中央级的事件、人物研究着力过多，而对其他有价值的地方史事件、人物缺乏必要的重视。就目前已经付梓的出版物来看，对于民建会史中的个别事件及人物、特别是中央层面的事件及领导人研究过于集中。人物比如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等，事件诸如窑洞对、积极响应“五一口号”等等，同样的史料在书籍、论文中被反复引用。研究者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个别事件和人物上，忽略了其他有价值的材料，特别是民建地方史的整理和收集。民建地方史上许多激发人心、催人奋进的故事由于被选择性的忽视，最终在历史里被湮灭。

　　相较民建中央对会史的保护力度和研究水平，民建地方组织的保护程度亟待提高。以民建嘉定区委为例：民建从创立之初就与嘉定有着深厚的渊源。胡厥文、吴蕴初等老一辈民建领导人许多出生于嘉定；胡厥文先生也是在嘉定办厂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实业救国的思想体系；这些对民建的创立及发展起到重要影响的事件与人物，都可以归类为“民建大会史”，民建中央对此始终给予充分的重视，所出版的刊物、书籍中也时常有所涉及。

　　除此之外，还有一批可以被归入民建会史的人物与事件，他们虽然也有一定的文字记录，但是对于民建会史的发展没有起到过决定性作用，因而经常游离于“民建大会史”之外，而民建地方组织又往往缺乏保护意识，导致该部分历史并未得到有效的保护与利用。例如：当时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创办的过程中，得嘉定人沈恩孚、杨卫玉、潘仰尧等人出力甚多，对中华职业教育社作出过巨大贡献，但是在现在的文献记载中却很少被提及，由于缺乏必要的重视程度，导致史料的发掘、研究、保护都处于尴尬的境地。

　　摒除这些民建大会史，民建嘉定的地方史资源也极为丰富。除了本文中所提及的胡厥文、吴蕴初等人，嘉定还是原民建中央副主席浦洁修的故乡。但是由于浦洁修求学时代就已经离开嘉定，解放后又长期担任民建北京市委主任委员、北京市大人常委会副主任及北京市政协副主席等职务，因此目前对于浦洁修的研究往往都集中在民建北京市委，作为故乡的嘉定，反而对其研究甚少。

　　严格来说，民建嘉定的地方史应当从1956年正式开始起算。民建于1956年6月正式成立民建嘉定支部筹备委员会，当时由潘指行先生担任支部主任。

　　与潘指行一同发起建立民建嘉定支部筹委会的还有励历和印克，但由于不注意材料的保存，目前相关的档案中已经找不到关于励历和印克两位同志的记载。在上海民建的官方网站上，关于1956年6月成立的民建嘉定支部筹备委员会的班子成员名单中除了潘指行和励历外，其余委员会各成员资料均被标注为已散失。

　　据嘉定地方史专家介绍，励历同志和印克同志作为民建嘉定组织的主要创立者，两人都在解放前后为革命事业和嘉定地方事业做了大量贡献，但是由于不注意材料的保存，目前已经很难梳理出较为完整的生平材料了。即便是材料较为丰富的潘指行先生，其生平史料的整理、保存问题也岌岌可危。

　　潘指行（1892~1958），嘉定娄塘镇人。1927年任嘉定县教育局局长，1929年由其所率先推行的中心小学区制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其在嘉定不仅创办了多所学校，1947年还与葛成慧一同筹办了普济医院（今嘉定中心医院）。1949年，潘先生积极响应中共地下党的号召，在解放前夕通过各种方式有效维护了嘉定的社会稳定；解放后又积极为新政府筹措粮需、捐赠飞机，有力地支援了朝鲜战场。其历任嘉定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驻会委员、副主席。1952年加入民建，成为嘉定小组负责人。1954年起，被选为历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委会副主任、县政协副主席。1956年起任嘉定县副县长，1958年病逝后将遗体捐赠用于科学研究。

　　潘指行先生作为旧社会中的贤达，其长期服务乡梓，为嘉定的教育、医疗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尤其在解放前后，潘先生接受中国领导，为嘉定的和平解放及社会稳定奔走劳碌。他作为嘉定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其事迹一直被统战部门作为重要的宣传内容。

　　2015年，笔者参与了嘉定区统战部开展的征文活动，提交了名为《五十而庸碌的潘指行》一文。在潘先生生平史料的收集过程中，碰到了很多的障碍：1.潘指行先生的生平至今未能以任何出版物的形式进行公开发行；2.民建嘉定区委内部没有对潘先生生平记录的任何留档；3.所有与潘先生相关的史料都是间接材料，史料原件均无法进行比对；4.与潘先生同时期的民建会员均已故去，无法进行口述史比对。

　　之后笔者在嘉定地方史专家的帮助下，才零星找到了一些写作素材，最终完成了征文稿件。笔者总结了一下关于潘先生生平史料的保存形式：其一，解放前后的老报纸中记载了部分关于潘先生的事件报道；其二，潘先生家人目前仍保存的其部分手稿；其三，嘉定县志和档案馆中对于潘先生的部分记录；其四，潘先生后人对其追忆的材料及政协文史编纂中的部分追忆文章。

　　通过对潘先生史料的收集，可以发现两个重要的共性：1.所有的材料都是散点式的，收集难度较大；2.由于缺乏系统性的研究，导致民建地方史的被标签化、片面化，直接影响其文化内涵的深度与广度。

　　笔者认为，相较于中央层面会史的研究，地方史研究更具亲和力，更容易让会员产生共鸣。民建地方史根植于当地特有的人文土壤，又同时汲取了民建传统中最精华的部分，是整个民建党派政治文化中最绚烂多彩的部分。对其加以发掘、整理和保护，不仅可以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多党合作的精神内涵，更能有效防止人文精神在政治交接中的断裂。

　　习总书记多次在讲话中提到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参政党建设提高到新水平。民建不仅应当珍惜自己的光荣历史，更要进一步加强发掘、整理会史。会史研究不应是平面的，民建中央固然要进一步加强对会史的发掘工作，而民建地方史的发掘、整理、保护同样刻不容缓。只有将民建大会史与地方史相结合，才能构筑出纵横交错的立体史学架构，有质感的呈现出民建丰富多源的政治文化。

　　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对民建地方史的保护是民建各级组织责无旁贷的事情，民建中央和省级民建组织都应当鼓励、帮助、指导有条件的地方组织积极发掘、整理、保护民建地方史资源，为进一步弘扬民建传统精神积累足够的素材。

　　1.集中力量整理、发掘散点式的材料，作为民建地方史史料进行保护。民建地方史一直缺乏系统的整理，其保存经常是散点式的，分散于档案馆、图书馆、纪念馆、文稿著作、县志之中，特点是分布较广、内容松散。对该部分材料进行整理、发掘往往需要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

　　民建基层组织可以通过开展工作有效梳理地方史资源。对于类似民建嘉定区委这样地方史资源丰富，一时难以完全收集的，可以考虑聘请地方史专家帮助整理出相关资源的名录，分阶段开展整理、保护工作。

　　2.对濒危的史料、人物故事进行口述史抢救保护。除了文字版材料外，民建老会员同样是地方史资源的宝贵财富。以民建嘉定区委为例，目前仍有几位年近百岁的老会员，有的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开始接触民建组织，与老一批民建的负责人都有过深度的交往。现在老会员回想起当年的许多情节，仍然历历在目。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老会员人数越来越少，多少民建人的珍贵记忆，都将随着老会员的离去而被历史尘封掩埋。

　　因此，对于濒危的史料、人物事件，民建地方组织应当不遗余力地进行抢救性保护，其中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口述史的保存。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可以考虑将其作为课题立项，对现存的老会员进行交流访谈，通过录音、笔录等方式将口述进行留档。由于在史学上，口述史也属于第一手的原始材料，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这将对未来民建构建丰富多源的政党文化产生不可估量的作用。

　　3.对民建地方史中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进行专题性研究。民建自成立以来已经走过了73年，地方史上所涌现的、值得被铭记的事件和人物更是繁若星辰。做地方史保护，并不是要求将所有发生的事件与人物无一遗漏的记录在案，从中也应当有所甄别，挑选确有史料价值的进行重点研究。对于在地方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事件、人物可以考虑开展专题性研究，一者可以深度发掘史料，二来也通过研究研讨进一步扩大民建传统人文精神的影响力。

　　例如嘉定区，作为一般地方史研究与保护，分别于2005年、2015年召开了题为“归有光与嘉定四先生”和“嘉定文派”的学术研讨会，邀请了全国范围内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在反复论证史料、发掘史料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好推广、宣传的作用。笔者认为，民建的地方史研究也可以借鉴这一思路，引入重点课题机制，将史料的发掘研究做深做细。

　　4.对当代所发生的重要事件、人物进行记录，并建立严格的留档制度。民建精神一直薪火相传，作为当代的民建人，我们有责任去牢记历史，同时本身我们也在不断书写、创造新的历史。我们在痛惜史料散失的时候，更应当警醒当代的民建会员有义务去建立完备的材料归档制度。对于重要的会议纪要、人事变动以及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作，应当明确归档的流程并予以长期保存。

　　民建中央和省级组织除了对这项工作的开展给予必要的指导和帮助外，也应当适时考虑对此进行建章立制，层层落实到民建基层组织，将历史赋予当代民建人的责任在根本上作出保障。

　　5.民建中央及省级组织应当对地方史的研究保护给予支持和鼓励。开展民建地方史的发掘、整理和保护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不能只关注短期效应。面对纷繁复杂的日常史料收集工作，民建中央和省级组织应当给予充分的支持和鼓励。

　　民建上海市委曾经多次开展“忆民建会史”的征文活动，对整理、保护民建地方史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是我们认为，仅仅靠一次或数次的专项性活动还是不够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地方史研究应当作为长期的工作持续推动。民建会内应当保障研究经费的落实，建立必要的奖励机制，从而吸引更多的优秀民建会员加入到民建地方史的保护工作中来。

　　民建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代参政党，会史的传承发展是其党派文化的重要载体，更是其生命力之所在。承继和发扬派光荣的历史传统，将人文精神得以延续已经成为政治交接的重要内容。发掘地方史中积极正面的因素，丰富民建会的文化内涵，将充分体现与中国多年的风雨历程，有助于全体民建会员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更自觉地接受以习为核心的中国的领导，在新时期取得更大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