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名历史人物——郭养之

　　郭养之长期在大名县从事革命工作，干部群众信任他，尊敬他，对他有深厚的感情。人们说起他来，无不亲切地说：“老养（这是人们对他的美称）为咱大名人民翻身求解放，过上好日子，绞尽了脑汁，出够了力气！”早在七师求学期间，他就一面学习，一面从事革命活动，创办农民夜校，对贫苦农民进行革命教育，发展中共党员，建立郭庄、任庄党支部，任支部书记。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满怀忧国忧民的一腔热血，于1938年参加抗日工作。那时，他在元城县抗日民主政府担任教育科长，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先后在全县建立8处抗日高级小学，领导学生一面学习，一面开展抗日宣传活动，组织文艺宣传队，深入农村刷标语，演街头剧，说快板，扭秧歌，宣传抗战到底，宣传抗日胜利消息。在抗日祝捷会议上，与军民联欢，组织学生到后方医院去实习服务，为伤员送水喂饭，端屎端尿搞卫生。那时，他常常和元城县抗日第一高级小学师生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打游击活动在一起，教育学生树立革命人生观，坚持抗战到底，使这所学校成为了一支很有生气的宣传队和工作队。学生毕业后，绝大部分参加了革命工作，为国家输送了一批人材。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先后任元朝县、大名县县长。为医治战争创伤，使群众尽快的富裕起来，他积极响应毛主席关于“组织起来”的号召，领导群众成立互助组，合作社。从1950年到1953年这3年时间里，郭养之在机关时，精心研究有关互助合作的方针和政策；下到农村去就搞调查研究，解决合作化工作中的问题；在会议上，三句话不离本行，滔滔不绝地讲组织起来实行互助合作的优越性。人们说他是：“互助合作化迷”。在大名县委（郭养之是主要成员之一）的积极领导下，大名县的互助合作化运动成为全省乃至全国的先进县之一。涌现了张希顺、裴星辰、贾建明、任成修、晋学贤等一批全国互助合作化模范。

　　作为一县之长，在重大工作中他牢牢掌握党的方针政策。1952年开展反革命运动中，大名县有一个当过日伪县长的李××，从这人的身份上讲，属于应该处决的范围。但此人任伪县长期间没有重大劣迹，没有民愤。他根据党的“可杀可不杀的不杀”，“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杀”的政策，主张不杀，提出尽量少杀人，并亲自向上级写出不杀此人的报告，上级在此报告上批示：“此主张是正确的”。

　　郭养之一生热爱马列著作。在抗日战争的游击环境里，他的文件包里经常装着《资本论》，转移到任何一个地方，夜间就借来油灯看书。在和平环境里，他不仅自己学习马列著作，而且经常给干部上马列主义课。他学识渊博，讲起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在干部队伍中有“马列主义活字典”之称。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经常教育青年干部把有关知识和实践结合起来，这样学到的理论才算是真正的学问。

　　郭养之一生艰苦朴素。他从来不讲吃，不讲穿，冬季一件灰棉袄，一顶灰毡帽，夏天一身粗布衣，一双粗布鞋。“灰棉袄”几乎成了“老养的形象”。在担任县长期间，坚持自己动手搞工作总结和报告，一熬就是一个通宵，饿了让伙房拌一碗疙瘩汤，喝喝就行了。下农村去，到群众家吃派饭，他说：“这样才能知道群众的疾苦，才能更好地了解群众在想什么，在要求什么，做领导工作才有资本。”

　　郭养之具有坚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1953年4月，在所谓“大名事件”中，他受到错误处分，家属子女受株连，“文革”中受到迫害，但他从不讲怪话，他背着沉重的“处分”这个包袱到秦皇岛搞“四清”，立场坚定，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工作者”。他坚信党的正确，从不动摇。他的历史错案在1986年6月，组织上予以彻底平反，恢复名誉，恢复待遇。同年离休，享受厅局级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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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索邦大学法国文学博士马莎莎,850年的巴黎圣母院被烧掉了什么,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