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人物系列之三

　　在福泽谕吉的理论中，明治维新的实质就是从野蛮到文明的脱亚入欧的“文明转换”，但文明与野蛮的划定，在他的思想中又为今后侵略理论埋下伏笔。大约在1875-1876年间，他大量阅读了社会达尔文主义著作，开始依据生存竞争的进化论观点分析国际问题。炮艇时代的国际形势，似乎证实了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国际关系中“弱肉强食”的观点渐渐支配了他后来的思想。

　　大约从1878年开始，他的一些文章不再像早期那样宣扬由人权平等引出的国家平等思想，相反，他将这种思想视为一种脱离实际的空谈和幻想，宣称“万国交际的性质存在名实两个方面”，“名”只不过是一种标榜，国际政治中的“实”才是本质。他一再强调国际关系中“名义甚美”，“然离此名义，观察今日交际之实，则惊骇有余”，“名实相反”。虽然他承认“天然的自由民权论为正道，而人为的国权论为权道”，但在当今禽兽世界，只能依据权道倡导富国强兵，渐渐抛弃自然法的理想。

　　进化伦理的“生存竞争”和“弱肉强食”的观点，成为他观察分析国家关系的指导原则，提出了国际社会是一个“禽兽世界”的概念。他认为国家关系历来由武力决定，犹如“禽兽相接，互欲吞食”。“我日本国人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国人一起寻求良饵。”

　　在《文明论概略》中他写到：“国家的独立也就是文明，没有文明就不能保持国家的独立”。由日本本国的独立与文明的关系，转而向外，针对他国：“文明既然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19世纪是炮艇时代，在列强凭借船坚炮利侵略他国、殖民他国的时代语境下，他的文明论很容易转换为侵略论。他的逻辑是，文明既然有先进与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他具体将世界各国的文明程度分为“文明”、“半开化”和“野蛮”三种类型。土耳其、中国、日本等均为“半开化”，但到1880年代日本已经开化。他认定，现在日本“国内政治业已巩固基础，达到可赖安宁之阶段，必将目光转向海外，振兴国权”，成为东方的大英帝国。

　　他反复强调中国固守旧制，依然是“半开化”，朝鲜则为“东洋之一小野蛮国”，而日本作为开化国家成为亚洲盟主，“方今东洋列国之中，作为文明中心，堪为魁首与西洋诸国对抗者，除日本国民而谁，保护亚细亚东方乃我责任也。”中国和朝鲜面临西方列强侵略，日本应“武力援助”，“用武力保护他们，用文明诱导他们，使他们迅速仿效我国进入近代文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用武力迫使其进步。”他把中国和朝鲜被西方列强侵略比喻为邻居着火，日本必然遭殃，所以要建防火墙。1882年7月，朝鲜发生日本挑动、旨在控制朝鲜的壬午事变，结果被中国平定。他对此大为不满，满腔愤怒，发表《东洋政略究竟如何办》一文，认为西方列强尤其是俄国进入东亚，朝鲜迟早不保，反指中国在朝鲜的作为是为了自己的一国之利而罔顾东亚整体利益。

　　1885年3月，他在自己主办的《时事新报》发表社论《脱亚论》，强调西方文明东渐，所到之处草木皆望风披靡，东洋各国只可乘西方文明东渐之风，因势利导，不可防堵，应助其蔓延，让国民更早在文明之风中沐浴，顺应历史潮流。然后论证中国、朝鲜两邻国自古养成亚洲政教风俗，今天对现代文明依然无动于衷，虽然看见听见现代文明，却不为所动，不思进取，不改革变化，在今天西方文明东渐的大潮中，不出数年就会亡国，被世界文明国家所瓜分，这一点毫无疑问。他的结论自然是为今之计，日本不能等待这两个邻国文明开化共同振兴亚洲，宁愿脱离其伍，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不能因为中朝是日本的邻国就对他们特别客气，要用西洋人对待他们的方法一样处置它们。

　　当时弱肉强食的国际现实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使他的“文明论”、“脱亚论”轻而易举就转化为侵略论，轻而易举就从“民权”论转为“国权”论。

　　1884年仍然是日本挑动、旨在控制朝鲜的“甲申政变”失败，他怒不可遏，认为中国是日本扩张的障碍，强烈主张：“我军水陆并进，大举进攻支那一直捣北京城下。”“我辈的生命不惜，应该战死于征途中，战死于北京城下；我辈的财产不足惜，应当将其全部允作军费”。

　　1894年7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无比兴奋，连日撰文，几乎把《时事新报》办成日本军部御用报纸。《日清战争是文明对野蛮的战争》的社论，依然从“文明”与“野蛮”的角度为日本辩护：“虽说日清之间存在着战争事实，但究其根源，实际上是谋求文明开化的进步者和妨碍其进步者之间的战争，决不是两国之间的战争。”《时事新报》一直宣传普通民众也要为国分忧、要有爱国的情结。“不论出现什么事情，不管遇到什么困难，纵然全国四千万人种尽灭，也不后退一步。”由于担心官民不和，《时事新报》专门发表《日本臣民的觉悟》的社论：“在今天这种情况下，人人都要尽一份力，或者亲自从军，或是发表言论以鼓舞士气、人心，或是捐纳资金以赞助军费，或寄赠物品以慰军人，医生护士为救护伤员而辛劳，神官僧侣为取得战争胜利而祈祷，虽然方式千差万别，但其为国之诚心则是一样的。应该彼此精诚团结，消除互相嫉妒的恶俗。万众一心，报效国家，不管哪种方式都是值得赞赏奖励的义务。”还发表《积极筹措军费》的社论，号召全民捐款，福泽谕吉个人带头捐款一万日元，在当时可说一笔巨款。

　　不过福泽谕吉的思想毕竟复杂，在为侵略中国提供理论依据时，他又为中国的进步高兴，高度赞扬中国戊戌维新，并对可能失败表示担心，强调日中应当友好、日本应当善待中国。《时事新报》在1898年9月22日专门发表社论《有关中国的改革》（《福泽谕吉与日本政府》一书将此文作为附录全文收入）对维新提出建议，强调日本今后应对中国友好。当然他还不知道，就在这篇文章发表的前一天北京发生政变，维新已经失败。

　　这篇长文充分表现了他的思想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且显示了他的远见：“近来中国上下人心为之一变，频频呈现亲近我国的迹象。他们在日清战争中大败后遭到了欧洲列强的胁迫，并开始从数千年的迷梦中觉醒……”他从千百年来日本学习、受惠于中国的历史，告诫日本国民不应以甲午一战大胜中国而轻侮中国，应以旧老师、旧恩人对待中国，以报答数千年来的师恩：“本来中日两国自古以来便是书同文，日本的文字便来源于中国，要说国家的大小本来两者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日本的人口不过中国的十分之一。不仅如此，从宗教道德学说到百般工艺技术，若寻其本源的话皆来源于中国。我们必须承认中国是日本的老师。日本人一直认为中国人对我们桀骜不驯，但从以上事实来看他们的骄傲并非毫无道理。若两者互换位置的话，我们日本想必也会对他们桀骜不驯吧，只要看看现在我国和朝鲜的关系就可知其大概。也就是说中国人视日本为东海上的一个孤岛甚至地位不如朝鲜，根本不足挂齿。因此现在一改数千年以来的态度，忘掉了不过数年前战败的愤恨将一直以来的关系颠倒过来，甚至执弟子之礼而师从我国，这种变化不同寻常，我只剩下惊讶可言。他们上下与共领悟了多年的失误，诚心诚意地去相信我们，打个比方就像大家族的儿子承认侠客的仗义之心而投身依靠他一样。我国人应该专以好意待之，千万不可以轻侮的举动待之。”“日本的进步虽然显著，但是开国以来不过四十余年，和中国相比的话只是先一步吸收西洋的文明主义而被认可是世界文明的一员而已。而且和中国的战争不过是乘中国不备才获得大捷，由此看来不过是歪打正着罢了。外国人对日本的啧啧称赞实在让人很不好意思，我觉得这并不值得夸耀。只是这样的结果，不经意间让中国人觉醒，以至于让他们下定决心，这也是意外的侥幸。他们真正地，从心底亲近我们，希望通过我们学习而获益。我们应该不忘过去的关系，以旧老师旧恩人对待他们，尽全力答应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不足的地方，为报答数千年来的师恩，今后以文明之事与共，这样才可以期待双方成为真正的兄弟之国。”

　　针对日本社会弥漫的日本进步迅速、中国因循守旧的看法，他以日本如小狗、中国如大象来比喻两国变革的不同：“原本两国的国情相异，就国家的体量而言，一个就像小孩身体轻快敏捷，行动迅速，自由自在；而另一个身体臃肿，一举一动都不能如自己所意，因此中国的行动和日本相比不免迟钝。此外若拿动物做比喻的话，日本犹如小狗，中国犹如大象。小狗一声令下便可以活动四肢开跑，而大象的话想稍微动一步也需要花费不少时间。因此中国行动的迟缓是自然之数，例如在日本一年能成的事业在中国就需要五到七年的时间，只能耐着性子来期待他们的改革。我国四十年以来的进步若要他们模仿的话，就如小狗之心来活动大象之躯一样。更何况从中国的风土人情来说，要改变数千年来的习惯的话更是不易。”

　　对中国正在进行的维新运动，他认为操之过急可能失败：“此次他们的奋发图强可谓是非常大的决心。我们也清楚他们实际上内心还是抱持着忠孝仁义那一套想，所谓西洋文明云云不过是采长补短主义罢了。只要看看我国维新前后的状况便知，现在中国人的想法也大概停留在那个层面。这不足为奇，因此我们现在不可以已度人。这样的话只会让他们变得偏激，就像对一直以来只用草根树皮而没有试过西医的病人，突然使用切开注射法一样，只会让他们吓得害怕新式的医疗方法。日本人过去曾一度用同样的方法对待朝鲜结果失败。我们引以为戒的话，务必在治疗中国时避开急性子的弊端，投患者所好，如果他们喜欢喝中药的话，那就不要强人所难需要投其所好，可以在中药中掺入一些西药给他们服用，让他们渐渐了解新主意的作用，需要采取渐进的手段。突然间使用新奇的办法只会吓跑患者，而挫败他们好不容易产生的奋发图强的心情，这不是老练的人会采取的手段。”“有关中国的改革一事，在考察他们国情并思考对症下药的疗法时，我们必须耐着性子去期待他们的成功。”明确表示：“我认为北京政府突然的，毕其功于一役的改革方案并不是可取的。”

　　此时中国刚刚开始向日本派留学生，虽然人数很少，但福泽谕吉知道马上就会有大批中国学生留学日本，他一方面对此大为高兴，另一方面又担心这些留学生会被日本激进政客吸引而激进革命。他提醒说：“我们需要注意不要将他们的留学生引上错误的方向”。如果留日学生多数走上激进革命的道路，清政府就会认为，“派学生到日本留学无异于培养乱臣贼子，实在是太过危险所以应该尽速停止，很可能就此产生召回学生的动议。光是召回学生还没事，但是常言道，‘为恨和尚，累及袈裟’，这很可能会让他们对我国产生负面看法，最终导致排斥文明主义全盘否定我国。尽管如此，相关事宜还是不好处理，绝不可以等闲视之，要是他们自己不派来监督学生的官员的话，我们政府应该注意间接监督这些学生，避免他们和一切政客之间的往来，让他们专心从事于学习，来达成留学真正的目的，让他们怀着稳健妥当的思想回国”。他还提出具体建议，本来应该是中国政府监督自己的留学生，无奈鞭长莫及，所以日本政府应承担起为清政府监督留学生的责任。社论最后仍是强调应与中国友好：“对于中国日后的改革，日本人的责任甚大。我们日本国人为了考虑两国旧来的关系和永远的利害，应该以善意对待他们，必须提醒自己不能让他们的美好希望落空。”

　　后来大批中国学生留日，日本政府确实加强了对他们的管理。随着留学生中革命情绪高涨，日本文部省在1905年11月应清政府请求发布了《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规则细致繁多，但主要有三条：一是中国留学生一定要在中国驻日使馆和日本学堂登记，参加各种活动与到哪里去都要登记；二是通信也要登记，给国内朋友写信必须登记；三是未经许可不准住到他处，只能住在留学学校宿舍。这个“规则”引发了中国留学生的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蹈海，以死相抗。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监管，日本政府或许是听取了福泽谕吉的意见，但他对加强与中国友好、善意对待中国、不能让中国美好希望落空的警世之言，日本政府肯定没有听进去。

　　作为日本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虽然渐渐由民权论者转为国权论者，但民权论毕竟是他思想的重要内容，作为其思想底色，在关键时刻仍会顽强表现出来。

　　《五条誓文》是明治维新的纲领，第一条就是“广兴会议，万事决于公论”，所以从1870年代开始，民权论在日本渐渐高涨，对政府的批评越来越激烈，官民矛盾自然开始尖锐。民权运动，成为官方主导倾向。在启蒙文章中强调民权的福泽谕吉，在现实政治中的态度却颇为暧昧，声称既不站在民权论一边，也不站在政府一边，主张官民调和，并且最后更多地是为政府辩解。

　　不过，十九世纪80年代在伊藤博文和大隈重信关于日本究竟是走皇权至上的德国/普鲁士道路，还是限制国王权力的英国式道路的斗争中，在是以德国宪法为蓝本还是以英国宪法为蓝本的争论中，福泽谕吉深知此事意义殊为重大，关系到日本今后的前途命运，因此坚定地站在大隈重信一边，主张走以民权为基础的英国式道路，力主应以英国宪法为蓝本。1881年3月大隈重信所拟英式宪法意见书，就是福泽谕吉的学生起草的。伊藤认为大隈重信与福泽谕吉结盟，6月5日公开羞辱大隈重信“你身居参议要职居然成为福泽之流的傀儡，实在是可笑”。

　　日本今后走什么道路的斗争最后以德国模式胜出告终，大隈重信在与伊藤博文的斗争败北，1881年10月天皇罢免大隈重信职，大隈重信余党和福泽谕吉门生被从政府部门悉数肃清。但福泽谕吉并未胆怯退缩，反而在1882年初创办《时事新报》论政，领导舆论。从1882年4月26日起到5月11日，创刊不久的《时事新报》连续十二期发表他撰写的《帝室论》作为社论，主题和中心思想只有一个，主张英国式的王室统而不治。这篇文章影响很大，引发了长达数十年的关于天皇究竟只是统而不治的国家象征，还是国家的实际最高统治者的争论。

　　虽然确定了走天皇掌握实权的德国模式，但福泽谕吉主张的英国模式在思想、学术界仍有较大影响。福泽谕吉去世后，这种观点后来发展为更加系统的“天皇机关说”，即国家统治权的主体是国家而不是天皇个人，天皇不过是国家行使统治权的最高机关。这就否认了天皇的权力是绝对的、无限的，国会独立于天皇，所以不需要服从天皇的命令，天皇反过来要受国会的限制。

　　与之相反的是“天皇主权说”，认为国土和人民都是君主私有财产，君主是超越国家、拥有绝对权威的存在，天皇是一切国家意志的最高决定者，议会只是参与行使天皇的统治权，并不能独立地表达国家意志，批评“天皇机关说”违反了日本固有的国体。这两种理论在思想理论界一直争论，有时还很激烈。最后在1935年军部、在乡军人会等极端势力试图“国体明征”，即明确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与神国思想，从根本上铲除自由主义色彩的“天皇机关说”思想。在巨大压力下，政府终于在8月3日和15日发表了两次关于国体明征的声明，指出“大日本国统治的大权俨然属于天皇。若统治权不属于天皇，那么天皇只是为了行使统治权而设置的一个机关，此说乃敷衍万邦无比的我国国体的本义。”“在我国国体中，统治权之主体在于天皇，此乃我国体的本义，帝国臣民绝对不动之信念，帝国宪法之上谕及各条章之精神亦存乎此。然所谓天皇机关说漫引外国事例学说，言我统治之主体不在天皇在国家，天皇是国家机关，有悖神圣国体，严重曲解其本义，必须铲除之。”国体明征运动加速了日本的法西斯化。以大隈重信、福泽谕吉开其端的“天皇机关说”虽然失败，但历史证明了他们的正确。

　　由于福泽谕吉仍公开主张走英国式道路、反对伊藤博文的德国式道路，日本政府对他更加警惕。现在公开的档案显示，从此日本政府开始对福泽谕吉进行严格的秘密监控。他的谈话、书信被秘报、检查，甚至《时事新报》社每人奖金多少都完全为警方掌握。福泽一直批判日本政府税收过重，政府支出过多，1887年在一次私人谈话中，他说，再这样下去日本就会亡国，如果这样，“我立马跑到美国去”，结果此言马上被密告警方。

　　福泽谕吉有日本国家“启蒙之父”之誉，而且思想中还有相当强烈的国家主义色彩，但日本政府并未因此放松对他的监控，这确实是巨大讽刺。

　　在主办《时事新报》的同时，福泽谕吉的另一项重要事业是办学校。早在1858年，他就创办了“兰学塾”，学习荷兰学问，兰学的主要是西方科学技术。1863年，他将此校改为“英学塾”。从“兰学”到“英学”，一字之易，境界大不一样，他意识到，“英学”意味着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1868年，他将此校定名为庆应义塾。

　　他对教育的影响非常大，以至于当时有“文部省在霞关，而文部省长官在三田”之说。霞关是文部省所在地，三田是庆应大学的所在地，喻指福泽谕吉实际决定着教育政策。但随着他的思想与当局矛盾越来越深，政府越来越不认同他的教育思想、理念。政府的内部报告提出必须与福泽势力对抗，要提倡以国文和汉学为教育重点，去除西洋式教规，对庆应大学也采取了一系列打压措施。政府征兵令规定公立学校学生可以延期服兵役，但私立大学不行，这对私立的庆应影响很大，福泽谕吉一直努力，到1896年庆应才被认为是与普通公立中学同等资格的学校，获得征兵延期的待遇。

　　二战结束后的1947年，庆应义塾召开了创立90周年纪念典礼时，昭和天皇也出席了这次典礼，这也是天皇首次访问私立大学，并发言称赞庆应义塾。福泽谕吉已在几十年前的1901年去世，他的在天之灵或会感到欣慰。

　　思想家的思想往往是复杂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代启蒙大师，也曾深深落入国家主义的陷阱，为侵略提供理论根据，这再次提醒我们，要警惕思想的谬误。思想，确实很容易步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