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事与传奇中 发现被看的女学生

　　原标题：在史事与传奇中 发现被看的女学生《史事与传奇》作者：黄湘金版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3月过去十年，与此类似而颇有深度的尝试，有夏晓虹从戏剧角度对晚清惠兴女士的研究及从音乐角度对晚清女子乐歌

　　过去十年，与此类似而颇有深度的尝试，有夏晓虹从戏剧角度对晚清惠兴女士的研究及从音乐角度对晚清女子乐歌的研究、陈平原以晚清画报为媒介对北京女学生形象的分析以及黄锦珠对晚清小说中新女性形象的呈现。图为1908年《时事画报》上的“开通女智”画。

　　在21世纪的今天，随着教育普及化，女学生早已是社会中再普遍不过的群体。但将时光推至百余年前，1898年由维新派梁启超、经元善等人创办的第一所国人自办女学——中国女学堂——在上海成立，才出现了中国第一批招自士绅家庭的女学生。在从传统家学到学校教育的转变过程中，这些女性频繁出入社会，在街道上行走、在城市间来回，有些甚至迈出国门，寻求教育机会。在学校、书店、劝学所、阅报社、照相馆、公园、茶馆、火车站、码头这样的公共空间，均可见其身影。这种在城市空间中的频繁游走，使得这群女学生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媒介再现的对象，她们在报刊、画报、小说、照片和戏剧中被阅读、被观看、被表演，甚至被复制、被模仿、被戏谑。可以说，清末民初的女学生就像置于放大镜下的一个群体，被整个社会全面地审视和观察着。黄湘金的新作《史事与传奇：清末民初小说内外的女学生》，正是从小说这一层面，为我们展示了清末民初女学生这一群体的丰富面向。

　　作者将女学和小说并列，并非无的放矢。从历史角度而言，清末民初不仅见证了女学和女学生的出现和发展，同样也是各类小说极大繁荣之时，从晚清梁启超等人在“小说界革命”框架下提倡的以灌输国族意义为目的的政治小说，到民初回归到立意娱人和自娱的商业性小说，不同种类小说，可谓此起彼伏、各有春秋。

　　由是，作者试图勾勒出一幅女学生和小说的相辅相成之图景，女学生的校园生活、婚恋选择、休闲娱乐、社会形象借小说这一媒介在一个更为广阔的范围内被传播、阅读和讨论，而小说这一文学体裁也因女学生的存在变得更为丰富、多样和充满想象。二者的结合，便是作者提出的一个核心概念，即晚清“女学小说”这一体裁的出现。

　　作者本着“上穷碧落下求黄泉”的精神，在全国各地四处搜集了大约175部晚清民初小说，既有像《女狱花》、《中国新女豪》这样严肃的政治性小说，强调女学的启蒙意义，也有诸如《最新女界鬼蜮记》、《最新女界现形记》这样以揭露女学内部腐朽、女学生堕落的黑幕小说，亦有《误解结婚》以言女学生之情爱为主的言情小说。以丰富、全面的资料支撑起“女学小说”这一概念，相当具有说服力。

　　“不论题材、不问主题、不限篇幅，也不管文言还是白话，不再以是单行还是报刊登载，只要涉及社会化女子教育的思潮与活动，或者有女学生作为小说人物出入其中，皆属于我所谓的‘女学小说。’”

　　从学术史角度而言，《史事与传奇》延续了近年研究晚清女性的一个新取径，即如何超越单纯的历史资料和历史视角，而在一个更广泛的社会文本中理解晚清及其女性形象。戏剧、音乐、画报、小说，这些传统看来无法参与历史书写的资料，如今为我们理解历史打开了一个更为丰富和广阔的世界。

　　作者以175部小说为基础，实现了本书最为有意义的尝试。不再像传统的文学论著那样，将小说作为文本孤立出来，就文本谈文本，而是试图在史学和文学之间搭起一座互动的桥梁，围绕着清末民初女学生群体进行文史互证。

　　其实，从历史角度论述清末民初女子教育，并不为新，但作者颇为独到地看到了女学小说在丰富女学史研究方面的独特价值和潜在魅力。他并非是在传统意义上以小说填补女学史的细节，而是认识到小说家和读者的有意为之和无意流露恰恰可以折射出当时社会大众在心理层面对女学的一种印象、反映和期待，而正是这种印象、反映和期待，通过小说的制作、流通和阅读过程，成为历史的组成部分，使得我们可以一窥当时女学和女学生的历史语境。

　　书中第四章对“夜花园”的分析是全书最为精彩的地方，女学生在历史和文学之间的出入，在这里得到了最好的呈现。

　　“夜花园”是晚清上海城市休闲文化发展的产物。作为活跃于公共空间的女学生而言，前往夜花园这样的场所似顺理成章。但作者通过分析晚清报章杂闻和小说作品指出，时人往往以丑化、受害化的笔触描述出入夜花园的女学生们，其风格之单调，不管是在纪实性的新闻中，还是在虚构性的小说中，均是如此。

　　这首先与夜花园作为现实场景的争议性有关。自其诞生，夜花园风波不断，主要因为其对妓女和嫖客的接纳及其复杂、隐蔽的内部结构在客观上纵容了男女之间的自由交际。这种混杂良贱、男女之别的空间，对晚清尚为保守的性别规范而言是一个很大的冲击，因此很快被视作风月场所而为舆论大肆批评。

　　在小说中前往夜花园的女学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的冲击。在《夜花园记事》、《海上十姊妹》这样的小说文本中，女学生非但没有被视为城市文化消费者和时尚的领先者，反而多被刻画为道德败坏、情欲难禁的女学界败类。她们在夜花园的经验，充满了堕落、历险和死亡。这样一种女学生形象的呈现，既与她们步入公共空间却身处传统道德、流行文化的合围下，其活动空间无比逼仄的历史现实有关，又体现出时人对女学生打破社会道德秩序的焦虑心理。

　　作者丝丝入扣，在新闻、逸事和小说中反复出入，灵活地展现出女学生形象建构中的复杂和暧昧，使读者对小说文本及其展现出来的社会心理和历史事件、人物之间的互动、互证一目了然。

　　“夜花园既然是这个城市最隐秘的去处，则女学生走进夜花园的举动，可看成她们由闺阁、学校走进社会领域的象征；如果女学生们能在夜花园中安然无恙，那么，她们对任何场所都将面不改色。而女学生对夜花园的好奇，实质上是她们日益社会化过程中对公共空间的诉求和更多人际交往的欲望。”

　　在历史和小说之间频繁往返，一不留神，读者便会迷失在这二者模糊不清的暧昧边界中，不知自己是在历史的情境中，还是在小说的世界里。如书中第三章以很多个个体女学生串联起来，没有足够清晰的个案，有些是历史真实发生的事情，有些是取自小说情节。因此读起来比较吃力，要经常停下、反复梳理作者互证的脉络，才能理解论证的意图。对读者照顾失周，成为作者的笔下之失。

　　作者在导言中说，希望考察文学生产机制，小说本身的写作、生产、流通和阅读，也可以视为整个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的组成部分，这一点相当振奋人心，如切实实行，会远远超出传统文学研究对小说文本的单纯关注。尤其是他提出从阅读者的视角来看晚清小说，是很关键的。因为如果无法理解一本小说怎么被阅读，便无法理解某些特定的、甚至是个体的心理和期待如何从作者传递到读者，从而形成一个更泛泛意义上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期待。

　　可惜，当作者在书中真正触及阅读者这一议题时，却轻飘飘一笔带过。如第三章探讨女学生自由恋爱，提到一位叫做“不平子”的读者对小说《女学生旅行记》的点评中对小说作者（译者）的趣味、立场和艺术水平的不以为然。这本是一个很值得深入分析的个案，但作者的分析浅尝辄止，无法令人满意。

　　虽然如此，黄湘金以小说为径，直面“何以为史，何以为文？”的问题，还是完成了一次重要且让人欣喜的尝试。《史事与传奇》让我们看到文史之间并没有那么多的沟壑。如果结合得当，可以使两个领域均能焕发新的生命力。不管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或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文学家，都应本着更加开放和谦逊的态度，执手前行。

　　“著作者虽借学生以写社会之情状，以逞其滑稽之笔，究之未免太过，殊失小说之旨，不无有阻学术之进化，而欲自附小说之林，难矣！”——“不平子”在《女学生旅行记》书末的识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