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风流人物：“红色资本家”王光英

　　王光英出生那年爆发了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现代史第一页。中国的工人、知识分子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要求民主与科学。这预兆着他一生将在革命年代和艰难时世中度过。

　　旧刑部街是清末民初权贵显宦的聚居区。王光英至今还记得与他家同一条街的有曾国藩、左宗棠、张作霖等的邸宅。旧刑部街王家的门牌是32号。这是一座堂皇的北京式深宅大院。高门楼、高台阶、高门槛，大门口有对石狮子，门上有黄铜门钉。雕花影壁内，红柱绿檐的回廊，庭园深深，花香阵阵，栽满芍药和紫藤，园中有两株高大的白海棠树，春季开花，含蕾时是浅粉的，开花后满园一片洁白。

　　王光英的父亲王治昌（号槐青），辛亥革命前留学日本，是早稻田大学商科毕业生。他没有祖产，留学期间，是一个边上大学边在一所日本基督教青年会办的补习学校当英文教员、勤工俭学的穷学生。

　　王槐青在日本时，晚清昏戾而擅于弄权的西太后尚称老佛爷；以孙中山为首的志在推翻封建皇朝、建立民国的同盟会已经成立，而在封建皇朝内部，也出现了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大官僚为首的洋务派。他们从西方国家引进大工业生产技术、设备和企业体制，培养相应的人才，欲图自救、自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是中国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社会向工业化大生产近代社会演变的开始。任何社会的真正进步，总是以经济和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出现像王家这样的家庭就不是偶然的了。

　　1918年徐世昌由段祺瑞的安福国会选为大总统后，王槐青入阁任农商部工商司长，继而代理过农商总长。

　　谈王槐青，不能不谈他的外交生涯。这不仅关系到他的生平，他的政治态度，而且还关系到他的家庭、子女，尤其是关系到几十年后王光英和王光美的政治命运。

　　也许由于王槐青是日本留学生，后来又主管中国的经济，因而在北京政府时期，他曾以公使衔作为中国代表团的成员，参加了两次重要的国际会议：一次是1919年举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讨论对德和约的巴黎和会，另一次是1921年举行的讨论列强海军军缩和太平洋问题的华盛顿九国会议。

　　有一次，王光美同人谈到她和王光英兄妹二人名字的由来。她说：光英是巴黎和会那年生的。当时我父亲适在伦敦，接到家中发去的电报，说我母亲生了一个男孩。他触景生情，就取名为光英。两年之后，我父亲在美国参加华盛顿九国会议，又接到一个电报，说这次生了个女孩。他又触景生情，给我取名为光美。

　　做父亲的无论如何难以料想到那两次触景生情，日后会给这对儿女带来那么大的灾难。十年浩劫，造反派把这两个名字说成一个是光照英国，一个是光照美国，而英美是当时世界上两个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不是做父亲的梦想子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复辟吗？

　　巴黎和会是在1919年1月举行的，王光英的生日是该年农历7月。时隔半年多，为什么王槐青还滞留在伦敦呢？

　　原来，当时北京政府迫于民愤，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并继续交涉山东问题。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徵祥和顾维钧、王正廷。王槐青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其职衔是特命全权公使。由于当时中国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所以巴黎和会所触发的五四运动，爱国反帝的民众所愤怒声讨的是卖国贼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这三个人都是亲日派，与日本签订二十一条的。前者时任北京政府外交次长，后两人先后任驻日公使），而不是上述三位全权代表。

　　王槐青在早稻田大学读书时，有个同学，又是他的拜把兄弟，就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廖仲凯。王光英幼时有个极深的印象：有许多年，王家的堂屋（大客厅）的炕上一直放着一张照片，那是廖仲凯与王槐青的合影，站在两人中间的一个小孩是廖氏的幼子。

　　王光英说：那张照片放在靠墙的炕沿左边架子上，并不显眼，但却放了那么多年，这似乎能说明廖仲凯在我父亲感情上占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后来常常想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小事，是和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联系着的，王光英又说：我父亲退出北京政府，恰恰与廖仲凯在广州被暗杀是同时（1925年8月20日），我相信这决非巧合。我父亲是在巴黎和会中亲眼看到中国被西方列强如此欺侮，又震惊于南方的革命力量竟遭暗算，然而他无回天之力，才退出丧权辱国的北京政府的。

　　王光英从小就注意到了那张照片上中间站着的孩子。他说：长大后人称廖公，是个很风趣的人。最近，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他的一幅自画像，胖子，笑眯眯，坦露着大肚皮，叉开双腿坐在一张小板凳上。画面上有他自己的题辞：“革命者的神经，不要像纤维一样，应该如钢丝一样！因此，经常笑，经常头向着天，永远不要消沉！”我看了很感动。

　　解放后担任过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席，王光英担任过副主席，他们在青联一起工作，对王光英的待人接物有很大影响。民族气节与开明士绅

　　王槐青的可贵处，不仅在腐败的北洋军阀统治期间是革新派，而且在抗日战争期间保持了民族气节，并支持他的夫人掩护中共在北平的地下工作者。

　　沦陷时期，王槐青明志自守，杜门谢客，不为任何威胁利诱所动。当时，王家是吃棒子面，变卖家藏度日的。

　　到1949年春天，北平初解放，王家从北京政府时期留下来的，恐怕只有前述坐落在旧刑部街的那座深宅大院了。但也在解放初期，这座深宅大院由老夫人董洁如在宅内创办了一家乳婴托儿所，专收解放军和的女干部在进军途中生下来的婴儿。庆祝建国十周年时，董洁如把王家这座旧宅捐献给政府以兴建北京十大建筑。旧刑部街路南和附近的报子街路北的房子一并拆除后，建成了现在繁华的西长安街。就在原来王家旧宅的地基上，盖成了今天那座富有中华建筑特色、壮丽的民族文化宫。

　　王槐青殁于1956年。北京一解放，周恩来总理就请老人任中央文史馆第一名馆员。第一天就任，是周恩来亲自用车送他去文史馆的，并对他说：老先生一生不容易，是爱国的。

　　有人好奇地问王光英：府上这样门第，北洋政府高官，为什么会这样进步，有这么多员？

　　那是因为我们母系。王光英回答。王光英把他的家庭称做母系社会。意思是他的家庭所以能进步，是由于他母亲在这个小社会中起主导作用。既称系，就不只是他母亲一个人。老夫人把自己的一生，她的理想与追求，她的家庭和子女，都奉献给的事业了。

　　王光英的母亲董洁如，娘家原系天津盐商的后裔。董家是继天津著名的老八大家之后的新八大家之一。这也就是说，董家是由封建商人转到新兴的工业资本家阶级的。

　　董洁如是封建家庭的闺秀中最早追求妇女解放的。她反对妇女缠足，反对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教条，冲出闺门，受教于北洋女子师范大学。

　　王光英说：我母亲是最早要求自我解放，要求自由、自己拯救自己的老一代中国妇女。王光美说：我母亲当时的行动，现在看来是寻常事了。然而在她那个年代，不能不说是开风气之先，要知道那是在封建制度正在土崩瓦解、五四运动之前发生的事。

　　王光英兄妹童年时，董洁如就告知他们，她有三位亲属是与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同时被军阀张作霖逮捕，并于1927年4月28日一起就义于绞刑架上。因此，王氏兄妹从小就知道他们有三位长辈是中国革命的先烈。

　　全国解放之前，董洁如掩护过中共在北平的地下组织，这是由全国人制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宋汝棼证实的。

　　董洁如掩护党的地下组织，充分利用了她的家庭的社会声望和地位。换言之，充分利用了曾经当过大官的丈夫。当然，这需要老爷子能充分支持老太太。因此，宋汝棼说，当年，如果王家对不是有深厚的感情，他们不会主动来掩护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对老夫人、老爷子以及他们的子女们有充分的了解，也不会去找他们作为我们的掩护人。王家与已经有三代渊源了，而且相互的认识与了解越来越深切。

　　那时候，王光英的四妹王光和，已经是员，搞地下工作，受解放后曾任中央卫生部部长的崔月犁的直接领导。她告诉崔月犁自己家里有空房，于是宋汝棼成了王家的房客。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党的地下工作的环境日益险恶，情况就变化了。当时，的宪兵、警察，常常挨门挨户，深更半夜突击检查户口。为了安全，宋汝棼把一些可以托付给王家老太太保管的党的书刊、宣传品，交给她保管。王家的客厅里挂着李宗仁和蒋介石亲笔签名送给王光英的二哥和五哥的照片。警宪一看到这些照片，就被吓住，嬉皮笑脸，打躬作揖地走了。

　　王光英讲过笑话：蒋介石、李宗仁的照片，那时候是可以当保护伞的，就像在大门上贴了门神，或者在屋犄角上立块“泰山石敢当”的石碑。

　　宋汝棼还说，我请王家老太太代为保管党的文件和书刊，老太太很乐意，保管得很稳妥。王光英说他在解放前就读著作，我想很可能就是我们托他母亲保管的。到那时候，我们和王家之间，就不再仅仅是房东房客关系，而是革命关系了。

　　王光英也说过，他在解放前读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著作，是他母亲告诉他：这些书用油布包好，放在花园里那只花盆底下。

　　到了解放战争的决战阶段，党的地下工作最紧张最困难的阶段。北平解放前夕，有一次，中共北平市委组织部某负责人突然被捕，情况十分危急，宋汝棼急于转移，把自己保管的可以不销毁的党的文件交给了董洁如；同时还有些尚待进行的工作，如准备欢迎解放军进城等，不仅要告诉老太太，还得告诉老先生，因为需要他俩帮忙，联络北平名流和各界人士。宋汝棼说：日久见人心，危急关头，是真正考验人的时候。而老先生、老太太全力以赴。所以到这时，又由革命关系，再进一步成为肝胆相照、患难与共的关系了。

　　见面的地点约好在进北海公园大门口往东走的湖边。那里绿树成荫，四围清寂。游客逛北海，很少有人会拐到这个冷静角落来。

　　我当然愿意介绍你去延安。多一个人革命总比少一个人好。不过，以你的具体情况，我想你到了延安，恐怕还是要你做生意。

　　这个答复实在出乎王光英意外：我去延安是为了抗日，革命。如果还要我做生意，那我为什么要去延安呢！

　　不要把做生意与革命截然分开。在天津干你的本行，与做生意，不是也能为革命做贡献吗？

　　王光英至今没有忘记那次湖畔谈话。他后来在生意场上的发展，与那次谈话是有关的。

　　线年，王光英又试制成功了一种高纯度硫化青染料（在天津，行业中叫做黑电粒）。于是，天津一些染料商和颜料庄，纷纷前来订货。王光英起先只以为这是物以稀为贵，商人是为了有利可图，才趋之若鹜的，后来才知道不是这么一回事。

　　王光英的商业技巧确实是种艺术。他的黑电粒质量好，使用时只要把黑电粒溶在水中，不必添任何助染剂就能染布（当时土法染布是用大锅煮的）。尤其是装璜别出心裁：装染料的印花铁罐是在天津河北区一家叫万华制铁公司定制的，每罐装5斤，罐上的商标当中是个凹凸交叉的十字形，十字隔成的四块空处有T.M.C.C．四个英文字母（是天津近代化学厂英文译名的第一个字母），周围加一个盾形的框。这个商标很像一具欧洲古代战士用的盾牌。铁罐上除了这个盾牌，什么都没有。

　　这种高纯度硫化青的价格比一般染料高。王光英早就怀疑当时生活非常艰苦的解放区军民怎么会花那么高价来买这种染料染土布？他在家中就养成一个习惯，不过问他不该过问的事，尤其是的。他知道人要严守党的机密，他连他那些已入党的兄妹的活动都不过问，何况事关战争机密，有怀疑也不问。事实上，他的怀疑是对的，运往解放区的这种高纯度硫化物，可能只有很小一部分用于染布，大量的、主要的是用做八路军攻打敌人碉堡的炸药包的导火索。因而，抗战时期的王光英实际上是从敌占区向解放区和八路军秘密供应引爆物，这是事后他才知道的。

　　1957年4月22日，伏罗希洛夫由周恩来总理陪同，由东北转道天津赴上海访问。飞机停落在天津机场时，是上午十一点。时近正午，周恩来在机场的贵宾室里请伏罗希洛夫一行吃饭，同时，让天津的几位工商界代表人士周叔?、朱继圣、毕鸣岐、王光英相陪。席间，周恩来示意王光英向伏氏敬酒。王光英满满斟了一杯酒，走向伏氏举杯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中国人民送来了马列主义。中国和毛主席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我们资本家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也逐步认清了社会主义、是我们惟一正确的光明道路。您是十月革命的领导者之一。今天我不称您伏老（按：当时随行记者所写的报道，大都作此称），而称您为伏罗希洛夫同志。以同志身份祝您健康长寿。翻译把王光英这段话译成俄语。伏罗希洛夫举杯一饮而尽，指着王光英对在场的人说：使劲地为这位同志的话鼓掌啊？

　　资本家向劳动者过渡，是非常艰苦的，伏氏接着说：但你们不要怕。再经过一个阶段的改造，你们一定会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的贡献。那时，人民一定会忘记你们曾经是资本家了。说完，他热烈地拥抱了王光英。两个人紧紧拥抱时，周恩来在旁风趣地对伏罗希洛夫说：您拥抱的是位红色资本家。继而又补充了一句：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

　　把资本家称为同志在当时已是很大胆，史无前例的了。如今又进一步把资本家称为红色，而红色是革命的旗帜，难道资本家也能革命吗？

　　由于红色资本家一词最初是由周恩来说的，中，、之流想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整倒周恩来，就像用剥削有功论整倒一样。尤其是周恩来说这句话，直接与王光英有关，因而王光英为此在秦城监狱吃了很大的苦头。王光英顶住了。、没有捞到半根稻草。周恩来说：在中国没有红色资产阶级，但有红色资本家。这句话的理论根据在哪里呢？

　　最后，在阶级斗争接近决战的时期，统治阶级内部的、整个旧社会内部的瓦解过程，就达到非常强烈、非常尖锐的程度，甚至使得统治阶级中一小部分人脱离统治阶级而归附于革命的阶级，即掌握未来的阶级。所以，正像过去贵族中有一部分人转到资产阶级方面一样，现在资产阶级中也有一部分人，特别是已经提高到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这一水平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

　　外传，王光英在香港光大公司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只水晶球。1988年的一天，有位记者去采访王光英，想去看看王光英办公桌上究竟有没有水晶球。传说，王光英做生意、用人都要先看看水晶球。这玩意儿，外国人叫魔术球，用来搞占星术的。

　　请你先想想它的海军基地会占着什么样的好山好水。从39层楼上的窗口远眺，海天一色，视野极广。许多外国朋友进了这间办公室，倚窗眺望美丽的海景，常常留恋不已。因此办公室本身就是个接待朋友谈生意的好地方。生意人是讲吉利的。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有水有财”。有位香港律师对我说，“你的办公室靠海，窗外碧波浩瀚。如果在墙上或柱上镶上玻璃，使海水的反光映进你的办公室，那么，到你的办公室等于抬头见财。是吉兆也是福兆。生意人会乐意坐在你的有水有财的办公室同你谈生意。”

　　他还对记者说：我既要在香港做生意，就得考虑香港人喜爱什么。入乡随俗嘛！这个经验，不但中国人讲究，外国人也讲究。香港汇丰银行大班，穿了中国的长袍马褂拜关公，逢到正月初五接财神。关公与他有哪门子亲？无非是入乡随俗，讨中国人喜欢，好做生意。普通人想一想就明白了。然而，有的人不懂生意经，却借水晶球瞎说我在搞占星术，这岂不很可笑吗？

　　王光英爱收藏艺术品。他的住宅布置得像座微型艺术馆。连花园或过厅的一隅之地也不放过，客人总能看到某个角落里放着一尊石像或鹰的木雕，好像天生应该放在这里才相配。有位记者曾为此做过专访，称之为富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能引起人们创作灵感的收藏品，一只花180元买的香炉，能使一位70多岁的老人得到孩童般的快乐。汉代的雄浑，唐代的华丽，是中国艺术史的双璧，两者在王光英的收藏中都有。有尊石雕力士坐像，汉朝的，把巨大的方石用双手举在自己的头顶，表情凝重，显示其钢筋铁骨，似乎世界上没有任何压力能压倒他。1997年12月，王光英夫妇把一方龙虎画像石捐献给国家历史博物馆。记者闻讯云集。这类画像石源于东汉，用在王公重臣墓穴的门楣上。据专门研究龙虎画像石的学者说，过去发现的都是龙虎斗，惟独这一块是龙虎在亲吻。这位专家认为，按古史阴阳志，天降奇石，是国家的祥瑞。

　　在王光英的收藏品中，有一只造型古朴、名贵的汝窑笔筒。这是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托人送给王光英的，同样的另一只送给了大陆海协会会长汪道涵。有人懂其涵义：笔筒者，必通也，表示了海峡两岸必相通。这以前，王光英与辜振甫彼此知道但未见过面。由王光英担任会长的中国京剧艺术基金会组织的少儿京剧团赴台湾演出，小演员们的精湛表演轰动了台湾。演出圆满结束后，辜振甫特意将这只笔筒请演出团团长捎来赠送给王光英。

　　1994年4月，《中国体育报》有一位记者访问王光英。记者对这位75岁的红色资本家强健的体魄，充沛的精力，敏捷的思维，尤其是对他的乐观、豁达、幽默的心理状态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在客厅里，王光英对那位记者说：我感到一个人的专职与他的业余爱好离得越远越好。我是做生意的，成天与钱打交道，如果我的业余爱好是赌牌或赌马，还得与钱打交道，那么我的脑袋里就只有钱了。成天为钱紧张，怎么能健康快乐地生活？我在大学学化学，化学是我的专科，但我又是个美式足球和冰球运动员。读书时我拼命读书，打球时我拼命打球，我是冰球比赛的守门员。有时要拼命，我连面罩都摘了。看日本人跳交谊舞，探戈像探戈，桑巴像桑巴。我们中国人也跳交谊舞。但我看有许多人没有认真学过标准的交谊舞就上场了。政协礼堂楼上过去每周六开舞会，有些年轻人不是在跳舞，而是在嘻嘻哈哈打圈圈。毛主席说要“认真”，而这些人没有学过跳舞就跳舞了，连玩都不认真，能认真工作吗？

　　那位记者是来向王光英采访养生之道的。王光英回答他说：人的爱好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变化。我年轻时喜爱激烈运动，年老了爱书法。我国的书法讲究虚实并举，形神兼备，意随笔行，笔顺意转。我老了爱好书法，说明我年龄越大越对我们民族传统文明的珍贵有所认识。“文革”之前，我已步入中年，再打美式足球，跑不快了。于是我把兴趣转向气功，行话叫“功法”。天津有个气功世家，祖传的，有个功法叫“滚球”。运功时浑身经络仿佛有个小球在各个穴位上滚过，功毕通体舒畅。“文革”中我被关了八年，我在狱中坚持练“滚球”。坐着睡着都练，这种功法真有用，我靠它得以活着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