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世界里的语言侦探

　　郑张尚芳在音韵学领域造诣精深，尤其是在汉语上古音构拟方面成就卓著，他创立的上古音构拟体系在当代国际学界与白一平-沙加尔体系、斯塔罗斯金体系并称为“新派上古音三大家”。从治学方法来说，郑张尚芳在音韵研究中大量使用历史语言比较法，即把汉语文献与丰富的活的汉语方言、周边民族亲属语言进行比较，其中原理正如郑张尚芳的学生、也是多年的学术合作伙伴潘悟云教授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所言：“我们的祖先把文明传向周边的国家和民族。汉族本身就是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历史上众多民族形成的，汉语也是这样融合形成的，早的如鲜卑、百越、畲族、回族改说汉语，史迹分明，晚的如满族改说汉语。习强调，中方希望美方公平对待中国企业和中国留学生，保证两国企业经贸投资正常合作和两国人民正常交流。

　　郑和为什么叫“三保”太监？史书中日本为什么叫“倭奴”？“胡同”是来自蒙古语吗？“东西南北”的本义是什么？吐蕃的“蕃”究竟怎么念？

　　这些看似习以为常却又令人心生好奇的问题，都来自著名语言学家郑张尚芳（1933—2018）的文选《胭脂与焉支》。此书精选了郑张尚芳从2006年开设网络博客以来的83篇博文，内容多涉及日常用语或报刊新闻上的语言文字话题，反驳了不少传统文化中的陈说谬见，亦向社会大众普及了语言学知识，堪称大家小书。

　　譬如关于郑和为什么被称为“三保（宝）”太监的问题，民间历来有多种说法：一是郑和小名叫“三保”；二是郑和在家中排行老三，叫“三宝”；三是出自佛教中的“佛法僧”三宝；四是郑和经历过永乐、洪熙、宣德三朝，俱受宠信。郑张尚芳将这几种说法逐一否定后，提出这个称呼应当是由古丝绸之路上的粟特语“萨宝”（saartpaaw，意为“商队首领”，后也被用于穆斯林人名）转借而来。

　　又比如，“倭奴”并非古代中国对日本的贬称，而是日语自称“女王国”的意思；“胡同”并非借自蒙古语的“水井”，而是来自宋人的“后衕”；“东、西”源于动词“动、栖”，“南、北”源于动词“任、背”；吐蕃的“蕃”不读bo，应该读fan……这些结论自然并非郑张尚芳的凭空臆造，而是有着缜密科学的论证过程，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检阅，此处不赘。

　　除了能在寻常处发现有意思的问题外，郑张尚芳的另一大可贵之处在于为学的平易近人，也就是没有权威学者的架子。

　　中国古典传统把关于语言文字的学问统称为“小学”，包括音韵、文字、训诂，其中音韵学就是专门研究汉语语音系统的学问，专业性要求极高。郑张尚芳在音韵学领域造诣精深，尤其是在汉语上古音构拟方面成就卓著，他创立的上古音构拟体系在当代国际学界与白一平-沙加尔体系、斯塔罗斯金体系并称为“新派上古音三大家”。

　　三千多年前，华夏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发端，绵延持续未曾中断，汉语也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复杂的演变。从商周到魏晋、从唐宋到元明，从近代到当下，每个历史时期的汉语语音差异极大，今人如何能够知道古人怎样说话？这就是语言学家们进行古音构拟的意义之一。

　　区别于一般象牙塔内的学者，郑张尚芳非常愿意且善于向大众普及他的学术成果，当年借助博客这种新鲜事物，他很早就在互联网上“圈粉”，成功影响了一批年轻的业余音韵学爱好者，甚至有人因此走上语言学专业的研究道路。

　　这本博客文集中有一篇《孔子是怎么读“有朋自远方来”的？》，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为了能让普通读者看懂并产生兴趣，郑张尚芳尝试用汉语拼音把《论语》中这句名言的上古音标注出来，甚至不惜牺牲学术严谨，直接用汉字标注上古读音，类似于用“哈罗”标注Hello，不过他也明言，这么做是“纯属给不懂古音的读者找个相似的感觉”。

　　郑张尚芳一生对待学术都有“顽童”心态，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的求真精神。他始终不认为研究古音是绝学，是多么神秘、了不得的事情，所以当他得知有青年朋友用他构拟的上古音系为电视剧《封神榜》配音后，欣然表示支持和鼓励，还将这段视频转载至自己的博客，希望更多人看到。这也就是为什么去年郑张先生辞世后，会引起民间诸多非语言学专业爱好者的自发悼念。

　　从治学方法来说，郑张尚芳在音韵研究中大量使用历史语言比较法，即把汉语文献与丰富的活的汉语方言、周边民族亲属语言进行比较，其中原理正如郑张尚芳的学生、也是多年的学术合作伙伴潘悟云教授在《汉语历史音韵学》一书中所言：“我们的祖先把文明传向周边的国家和民族，造就了一个庞大的汉字文化圈，这些民族的汉字音在很大程度上保存着汉语各个时代的面貌。汉代以后中国与西域、印度有过频繁的交往，汉文明传向西方的同时，也向西方吸取当地人民创造的文化，这种交往给我们留下大量的译音材料。”假如不懂得使用这些来自梵语、藏语、突厥语、侗台语等语言的译音材料，那无疑是令人遗憾的损失，比如就无从了解“胭脂”实际上并非汉语，而是汉代的匈奴语借词（最早被《史记》记为“焉支”）等等。

　　郑张尚芳运用这种方法破解的一个著名难题就是千古之谜《越人歌》。《越人歌》著录于汉代刘向《说苑》，是公元前抱桨摇船的越人为游湖的楚国王子鄂君子皙唱的一首歌词。刘向《说苑》中既有用汉字记录的古越语发音原文，又有当时楚人翻译的楚辞形式的译文（即那首有名的“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但译文明显添加了为凑韵而编的起兴式辞令。郑张尚芳利用侗台语中较为古老的泰文与汉字标注古音进行比对，终于“破译”出了这首《越人歌》的原义。在博文中，他也通俗地介绍了这个他本人一直引以为傲的研究成果。

　　正因为如此广阔的学术视野，才能让郑张尚芳对待汉语和传统文化持有开放的健康心态，没有陷入如今许多所谓“国学”研究者常见的汉族中心主义里去。例如，在外来词输入的问题上，他谈道：“有人担心字母词会影响汉语的纯洁性。实际上是“杞忧”。汉语有强大的包容力。汉族本身就是以华夏族为中心融合历史上众多民族形成的，汉语也是这样融合形成的，早的如鲜卑、百越、畲族、回族改说汉语，史迹分明，晚的如满族改说汉语。”这是比具体结论对错更值得发扬的治学理念。

　　当然，任何学者的研究都不可能无可指摘，郑张尚芳也不例外，他在书中给出的某些结论也并非铁案定论。但他就像一名出色的语言侦探，为读者在面目呆板的传统文化里寻得一处处通往外部文明的蛛丝马迹，为后学者开出了可供探幽穷赜的生面和路径。仅此一点，善莫大焉。（《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上海教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