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会交税,古人交的都是什么税?

交税，这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很多时候即便是买个东西，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交税，有人算过一个人一生究竟会交多少税，虽然不一定适用于每个人，但也的的确确说明了我们在交税的事实。其实，古代人同样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他们也是一样需要交税的，只不过，古人的税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税，他们又是怎么交税的呢?

李渊和长孙皇后的离世，对李世民来说，感情上固然有丧亲之痛。但从权力的角度，其实去掉了两个潜在的制约。

自李渊去世那年(625年)起，一系列重要的法规制度纷纷出台，包括‘折冲府’制、‘贞观律’、‘新礼’等等。府兵制和贞观律前面介绍过，这里对另外一件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税收，作一点简单介绍。

李渊时期，定下了‘租庸调制’这样一个交粮纳差的规矩。它本质上是种人头税：男女老少，每年分别交多少粮食、布匹，出多少天的公差，都有固定的标准。干完这些是不是就没事了呢?其它还有一些负担。

第一种叫‘户税’。顾名思义，户税按户征收，收税的依据是家庭财产，说白了还是土地。家里有多少亩好田、多少亩差田、多少亩枣园，按产值折算个总数，根据这个总数来定纳税的等级。李渊那时候比较简单，就分了三级。到李世民这时候，老百姓开垦田地、恢复生产，户数也慢慢增多。贞观九年(635年)，‘敕天下户立三等，未尽升降，置为九等’，嫌三等太粗，改为按九等征税。具体税值，从四千文到五百文(一千文钱为一两银子)，差不多现在一千多到一万多块钱，算是笔不大不小的开支。

第二种叫‘义仓税’。义仓不是什么新东西，李渊时期叫‘社仓’，一般的称呼为‘常平仓’，就是国家物资储备库的意思。粮食丰收，粮价下跌，国家按保底价收购进来存着;歉收的时候，粮价上涨，国家再按保底价卖给大家，起到一个调节粮价、救济饥荒的作用。历朝历代都有这个东西。

义仓的运转模式有两种。一种是国库出钱买，一种是老百姓每年交。两种本质差不多，因为国库的钱也是老百姓手里收来的。汉朝以国家买的多，隋唐则实行征收制。

李渊时期的情况不太清楚，李世民上台后，义仓的建设就比较规范了。起先提出这个事的是戴胄，他上了个报告，说现在国库空虚。存的那点家当，只能够勉强维持日常运转。要有个突发事件，政府就很被动。建议把义仓给它普遍地建起来。李世民看完报告批示说：这个事是好事，但不要把它搞成老百姓的负担，请有关部门好好议一议。报告转到财政部，部长(户部尚书)组织人员研究一番，拟了个方案：‘亩纳二升。贮之州县，以备凶年。’一是随田地征收，相当于地税;二是税率为每亩地征两升，差不多两斤半粮食;三是全国铺开，各县市都要建立储备库。

和‘租庸调’相比，户税和义仓税不算‘正供’，应该属于一个‘小税种’吧。但若干年后，它们发展成了举足轻重的税种，并且一举吞并掉‘租庸调’，成为国家的‘正供’。

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李世民没有再立新的皇后。贞观十一年(637年)，一个十四岁的女孩进入后宫，被封为‘才人’(皇后以下，是妃、嫔、婕妤、美人、才人)。这个小女孩的名字，叫武则天。武才人在宫中并未引起多大的注意，她的戏份，要到二十年后才正式上演。

李世民大刀阔斧修订了一批规章制度，对外又老打胜仗，大概对自己比较满意，再次张罗着要搞封禅。但在这件事上，老天爷不知怎么就是不给面子。一说封禅，不是这个灾就是那个灾。年初刚研究完封禅仪式，四月份来次地震，把乾元殿前一颗槐树给震倒了。七月份更不得了，洛阳发大水，把皇宫都给淹了，‘溺死者六千余人。’祥瑞没有就算了，还这么些灾异。这时候魏征同志又来凑热闹，频频上报告，说皇上要善始善终、居安思危呀!上次封禅，李世民就没争过他，这次想想还是算了。

马周这时候还在国家监委(御史台)当局长(侍御史)，也上了个报告，那话说得就更不客气了，一是说现在老百姓负担太重，怨气很大;二是说国家刚刚复苏，根本经不起折腾。这时候要铺张浪费，后果很严重。他还打了个比方，说汉武帝好大喜功，幸亏是在‘文景之治’、国家积累元气之后。假设高祖刘邦之后就是武帝，那国家非给搞垮不可。李世民刚给老爹上的庙号‘高祖’，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呢?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升格做了爷爷，一高兴大摆宴席。酒宴上问魏征：“你看我最近干得怎么样?”

魏征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回答：“要论威名功德，那比当初强多了。要说让人心悦诚服，那恐怕就不如当年。”

“威德更盛，大家应该更服气呀，怎么反而不如当年?”

“可能有点骄傲自满吧，骄傲使人落后。”

“我怎么没感觉呢，举个例子听听。”

魏征就给他举例子：陛下最初是怕没人提意见，孙伏伽第一个提意见，重奖他一座庄园;后来是能正常听取意见，象判案子的事戴胄提出疑义，能够欣然采纳;最近变成勉强接受意见了，前些时候皇甫德参上书反对修洛阳宫，陛下差点要收拾他，还是听了我的劝才勉强接受。这不是骄傲了是什么?

皇甫德参的事这里多讲两句。这家伙可不仅仅反对修洛阳宫那么简单。他一个小小的副县长(中牟县丞)，给皇上打个报告，一口气批评了三件事：一是修洛阳宫，属于劳民伤财;二是收取地租(应该不是指正税‘租庸调’里的租，可能指义仓租)，属于搜括百姓;三是社会上流行一些奇形怪状的发型，都是皇上家带的坏头。(‘修洛阳宫，劳人;收地租，厚敛;俗好高髻，盖宫中所化。’)李世民看到这报告，气不打一处来。对房玄龄说：“我看这皇甫德参，最好政府不差使一个人、不收取一斗米，我宫里这些女人都剃上光头，他才称心如意!”已经准备按诽谤朝政的罪名来收拾他(‘欲治其谤讪之罪。’)

这时候魏征出来劝，说皇甫德参是不懂事，但底下人提意见，不把话说得激烈一点，恐怕上面人根本不当回事。他的话虽然狂妄，但陛下拣可听的部分听听，不就完了。(‘自古上书不激切，不能动人主之心。所谓狂夫之言，圣人择焉，唯陛下裁察!’)李世民想想，还是做圣人要紧，不但没治皇甫德参的罪，还给他又发奖金又升官。所谓勉强听取意见，指的就是这事。

国家搞得好是好事，但如果因此而骄傲自满，那就必然变成坏事。李世民成为一流帝王，取得多少成绩还在其次——历史上比他成绩大的还有，比如不久之后的唐玄宗。但能够一直坚持到底，就极其罕见。上有老天爷的敲打，下有敢说话的直臣，更关键自己能听进去，才有最后那样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