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是我国古代史上的一次重大事件。它不仅是唐朝由盛转衰的枢纽,而且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试就安史之乱的原因和它的始作俑者安禄山,作些探讨。
唐朝前期,由于社会环境长期保持安定,到开元、天宝年间,国家殷富,呈现出超越两汉的兴盛景象。但是,在繁荣的外表里面,社会的腐朽势力也在不断的繁殖增长,到天宝年间便达到了高峰,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首先,均田制不断遭到破坏,庄园制却发展起来。所谓庄园,就是地主所有的广大土地,由佃户为之耕种,而成为一个经济单位。庄园的发展使贫富日益悬殊,阶级矛盾日益尖锐。
“有田之家,坐食租税,“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而农民虽“终年服劳,无日休息”,却犹不能求得一饱,这就迫使他们不得不起来反抗斗争。
其次,府兵制被废除,而募兵制出现。府兵制本是兵农合一,兵士出自农民,但因均田制受到破坏,农民生活日趋贫困,所以他们也就无法自备物资股番。结果富人纳贿避役,穷人被迫应征当兵。
到了天宝元年(742年),全国共有兵士五十七万四千人,而边境上就有健儿四十九万多人,竟比中央和内地多五倍。唐初加强中央集权,采取内重外轻政策,军队大部分集中在首都周围,此时却已颠倒过来,变成内轻外重了。
第三,设立节度使,造成了“尾大不掉”的局面。从唐太宗到唐玄宗,先后在边境设置大都督,统率大量精兵,屯戍镇守。高宗永徽以后,大都督并可“带使持节”,直接代表皇帝的威权,称为节度使。最初,节度使只掌军权,其所辖州、县行政、财政,多由朝廷另派官吏管理。
由于唐王朝重视对外族的政策和通商关系,节度使以高级文官担任,地位很高,调回朝廷,则因其熟悉边事,多升任宰相。后因在军事上依靠握有重兵的节度使,便不断把节度使的权力扩大,从而逐渐造成了其‘尾大不掉”、独立割据的局面。
第四,唐玄宗在政治上安于现状,不图进取;在生活上失去自俭,一心纵欲享乐,由骄侈心代替了求治心。他做了二十多年皇帝,便暮气深重,懒得亲自处理政事。唐玄宗的骄侈心突出地表现在求边功方面。天宝初年设十节度使,拥有大量兵力,军费也比开元年间增加五倍。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略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他让节度使立功名,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在边疆,由于推行募兵制,这种应募士兵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因而看轻自己的生命,为了得赏,也多日夜思战。
这样,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使得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越来越浓,以致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力都放到边镇上去了。
战祸只待边镇上野心家来发动。正是在这样的时机、这样的条件下,安禄山登台出场了。
安禄山的父亲是西域胡人,本姓康。母亲是突厥人,后来再嫁胡将安延偃,安禄山故冒姓安。安禄山为人残忍多诈,善测人情,通六番语言。他初为互市郎,因得幽州节度张守珪赏识,在开元二十八年提任平卢军兵马使。
后来,便由营州都督升为平卢节度使,接着又兼范阳节度使,天宝七载赐铁券进封东平郡王,不久又兼河东节度使。拥三镇大军,据有华北、东北广大地区,威势赫赫。安禄山之所以得到这样高的地位,完全是因为他能千方百计地取得唐玄宗的宠信。
首先,他摸透了唐玄宗喜边功的好战心理,经常挑起边境事件,诱捉外族边民,谎报战果。
野心勃勃的安禄山,在那样一个具体的历史环境中,由于采取了各种欺骗蒙蔽手段,很快爬上了三镇节度使地位,掌握了十八万大军,超过了唐朝中央军队的三分之一,终于在天宝十四年冬,公开发动了叛乱,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来势凶猛,很快就打到了唐王朝首都长安,把玄宗赶进了四川。这场叛乱历时八年之久。757年安禄山被儿子安庆绪杀死,759年史思明又杀了安庆绪,761年史思明又被儿子史朝义杀死,763年,史朝义又被他的部将杀害。安史之乱平定,唐朝政权又重新得到表面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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