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物

二月河病逝!读《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之感

著名作家二月河于12月15日因病去世。提起二月河，人们自然会想到他的“清帝系列”历史小说，1985年，《康熙大帝》第一卷横空出世，轰动文坛，而这部鸿篇巨制的作者竟然是一位之前从未公开发表过文章的南阳作家，大家对此惊叹不已，誉之“文坛怪杰”，看似二月河是一匹“文学黑马”，其实，根据法国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观点，“文学作品的产生与作家所处的时代、环境、种族，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影响”，正是在南阳这片有着“帝乡”、“南都”之称，孕育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的土地上，走出了这样一位大气磅礴的作家，正如文学评论家孙荪在《故乡的诱惑》一文中说：“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说的写成也许特别是得力于南阳的自然历史文化孕育的人文氛围，得力于有包藏宇宙吞并天地肯于周密谋划善于深长思考的卧龙精神的滋养”。的确，本书的作者善于运用丹纳的这一文学理论观念来分析作家的写作缘由，并结合《二月河作品自选集》加以分析阐述，让读者了解到二月河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笔名，是源于他对黄河的挚爱与崇敬，他希望自己的创作态势也像冰凌开化了的二月黄河一样奔腾不息，这样，作者就由作家的作品本身发散到与之相关的创作背景，众所周知，“文学即人学”，“文如其人”，文学风格是指作家的创作个性在文学作品的有机整体中通过言语结构所显示出来的、能引起读者持久审美享受的艺术独创性，风格的形成必然与其所处的地域环境密不可分，地方作家群的形成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除了地域文化的深刻影响，作家更多地还会受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二月河有一位做事认真、性格刚烈的母亲，在他眼里，母亲具有一种大漠孤雁般的苍凉雄浑的气质，培养了他耐苦坚毅的性格，使他即便是在默默无闻时也能一如既往地坚持写作。加之他感悟人生，钟情历史的阅读兴趣，使他有了深厚的文史知识积累，为铸就皇皇巨著打下坚实功底。有了作者详尽的介绍，读者不仅深入其中，对作家的人格特征有了较为完全的了解，而且会引起思考，探究其作品内容与作家自身经历的内在联系。作者指出，由于作家对《红楼梦》的深入研究，作品之中浸润着“红楼”的艺术灵气，可以这样说，《红楼梦》不仅是“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丰富多彩地展现了当时青年男女的情感纠葛，封建末世官宦家族的兴废存亡，而且为后来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创作模仿的范本。这种作家们所谓的“红楼情结”已然成为一种文学现象，值得探究。二月河的作品也是如此，由于他的创作题材是历史小说，必须遵循特定时代的言语规范，因此，他在回目名称的概括编排、场景人物的细节描写和诗词歌赋联文猜谜及传说、笑话的大量引入等方面，能看到《红楼梦》的痕迹，如《康熙大帝》中魏东亭的身世及经历的铺设、《乾隆皇帝》中对曹雪芹其人其事的描绘，作品意蕴中对青春、爱情的关怀和人生哲理的揭示等。《红楼梦》激发了作家对于清代历史的浓厚兴趣，而创作动机则是驱使作家投入文学创造活动的一股内在动力，对整个创作过程起支配作用的或隐或显的意图（或意念），这样对作家的创作动机便有了合理的补充。本书的作者特别提到作家的与红楼梦的一段深厚渊源，也意在揭示作者的研究方向对于其文学创作的重要性，如当代杰出的历史小说家，写出《李自成》这样的奠基之作的姚雪垠，他的创作就是建立在对明清历史的严密考证与史料积累基础之上的，再者如创作《少年天子》的凌力，其创作背景也是如此，因此也就再次强调了历史小说创作严格的创作条件以及重大历史题材的创作的严肃性。

作者还指出，文学即人学，是人类心灵的皈依，永恒的精神家园，作家的文学创作，就是为关注人的生存，关爱人的生命，抚慰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性情，因而作者必须具有大爱的胸襟以及深厚的人文关怀。的确，“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作家的作品要想成为历经岁月长河的淘洗依然毫不褪色的经典之作，作家本身便需要具备人文情怀，抑或称之为人文关怀，这一命题已逐渐受到学界的普遍关注，文学需要展现真善美，文学本身便具有审美意识形态属性，并且是无功利性的，而作家二月河自身的人文情怀便印证了他文学上的创作，他始终抱有一种本真自然的生活态度，内心深处怀揣一颗悲天悯人的善良之心，虽然，“清帝系列”中有着手足之间为争夺皇位而引发的腥风血雨的斗争，有冲破伦理纲常利用两性关系而展开的别有用心的争权夺利，亦或是在永无止境的宫廷斗争中常常伴随着人性的泯灭与丧失，充斥着人走茶凉，兔死狗烹的悲哀，但作者并未因此而悲观消沉，而是自言“我只是真实地描绘当时的社会”，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很难残忍的东西，封建社会中那种温情脉脉的很虚伪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使他们能从中吸收一些有益的东西，如果各阶层看了都有一些自己的感受，那对社会就是一种贡献，我的用心是善良的。”在被商业化大潮冲击的当今社会，作家能够有这样一种社会担当，实属难能可贵，二月河创作的出发点便显示出作家对于社会的担当，而非仅将文学创作看成一种谋生的工具。

在本书的中篇，作者从挖掘作家的生平经历回归于小说的文本阐释，展现了二月河历史小说的文化意蕴。历史小说，毫无疑问，必须突出“历史”二字，历史经由诗意的浸润和作家独特的阐释而成为小说文本，文学形象的模糊性和文本建构的“意义空白”，就必然使原有“历史”得到意蕴的扩张与丰富，给读者留下广阔的阅读空间，而新时期的历史小说在对待“历史”的理解与表现上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本书作者正是指出了过去许多历史小说的局限性，即主要是以政治观念切入历史，或描写历史演义的更替兴衰，或是描写才子佳人的社会风情，而长期缺乏对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思想进行全方位揭示与表述的文化历史小说，作者正是发现了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独特性，本书的书名即为《二月河——历史叙事的文化审美建构》，而作为本书的核心章节，作者则就几个方面重点介绍了作品融入其中的浓重的思想文化内涵和作家本人对那段历史和那些人物的理性思考。

首先，二月河能够摒弃狭隘的“民族正统论”观念，正确看待满族——这一少数民族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作用，由此可以联想到黄仁宇的“大历史”观，他强调：“将宏观及放宽视野这一观念引到中国历史观里去。”以“天地不为尧舜而成，也不为纣桀而亡”的客观态度，放宽历史的视界，探寻事件的前因后果，正是黄仁宇“大历史”所提倡的方法。在二月河的“清帝系列”中，他对汉民族的统治集团腐败到极点的情况下，少数族入主中原励精图治，维护国家统一及繁荣稳定给予了肯定，对于读者客观公正地评价清初社会历史现状是大有裨益的。

其次，作者探究了作家在对皇帝与大臣，皇帝与皇子，皇子与皇子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所揭示的中国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的精髓。这也是当代众多清宫戏热衷表现的一方面，但影视剧创作大多存在“戏说”成分，其目的终究是娱乐大众，追求较高的收视率，而作为一名历史小说创作者，二月河无疑是站在较高层面的，这又与之前所提到的他创作的“人文关怀”遥相呼应：“那种东西我并不是欣赏，我要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种很残忍的东西，封建社会中那些温情脉脉很虚伪的东西拿出来给读者，使他们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东西。”正如他在作品中所言“天家本无骨肉之情。”如康熙时期的“九龙夺嫡”，雍正时代的“圈禁隆科多”、“刺杀年羹尧”，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统统可以抛之脑后，君臣大义也可以弃之不顾。但作家尽量避免情感道德上的倾向性，意在基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价值判断，而是以历史的态度去表现其行为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足可见出作者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深。

本书的重要章节“文本的审美建构——诗与史的融合”这一章中，作者充分结合二月河的小说文本以及众多历史小说作家的观点，详细论述了历史小说创作中所存在的“历史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的关系问题，如以《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为代表的的纯历史小说创作，就是严格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去结构故事，注重史料的可信与考据，最大可能地还原历史的真实，而与之相对应的是“新历史小说”以一种“六经注我”的形式进行创作则为历史小说创作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对人性的揭示和传统文化的展示上有了新的突破。而在“如何对待历史的真实”这一最具争议性的问题上，二月河则是采取了严肃谨慎的态度，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及重要历史人物，他注重考据与实证，力求做到“书必有据”，但历史小说并不等同于历史，还必须具有文学的创造性，否则就只能拘泥与历史而缺乏文学创作的新意与生气，但倘若作家只是一味遵循“我心中的历史”，“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铺成一篇”，也必然是不可取的，正如当代清宫戏泛滥成灾然而历史的“硬伤”屡屡不断，势必会对读者产生误导，使其在对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评价上产生偏差。

在此可以以对雍正形象的塑造为例，当代影视剧中描写雍正的可谓不计其数，早期有《雍正王朝》，然后还有前两年大热的大型古装“穿越剧”《宫》，编剧于正凭借天马行空的想象，通过两性关系中的情感纠葛，刻画了雍正这一复杂的人物形象，改变了很多观众心中对雍正的原本印象，而二月河笔下的雍正皇帝，却是一位勤于政务，办事干练，胸有雄才大略，外表却又沉稳镇定，不苟言笑的“冷面王”形象，特别是他勤政爱民的描写，刻画出了一位与历史、传说截然不同的封建清帝形象。但与此同时，针对雍正性格中很明显的缺陷，作者也毫不隐晦地将其揭露出来：组织“血滴子”特务组织，暗害臣下，篡改遗诏，亲手杀掉自己的儿子弘时，对于这样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二月河为他设计了父女乱伦双双死于非命的悲惨结局，这种大胆的想象虽一度遭致非议，但却充盈着一股强大的情绪张力，迎合了民间“惩恶扬善”的道德立场。作者首先肯定了作家能够以历史、辩证的态度去描写历史人物，又注重历史的自我建构，并且提出了一个很具价值的观点，体现了作者客观开放的文学评论观念“对于作家而言，写出自己心中的历史，写出自己对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认识与理解，只要这些历史与理解都是合理的，并且合乎当时的时代、文化氛围，于历史、于文学、于读者都是一种贡献。” 这样客观中肯的评价不仅揭示了作家自身深厚的历史文化功力，并且结合文学消费与文学接受的理论观点对作品本身的艺术魅力进行了升华。

本书内容充实详尽，结构清晰，条理分明，除上述所提及的有关方面以外，还涉及到二月河小说的民俗学意蕴，戏曲美学，以及对楚宛文化精神的开掘提炼和对人类生明原动力的认识张扬，狂欢化：消费社会小说的生命本色等多个方面，是一本多视角多维度研究二月河历史小说的理论著作，其所蕴含的的文艺理论思想，文学批评方法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