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伤痕：民国史上长达14年之久的第三次鸦片战争

“中国数十年的军阀混战可以说是鸦片战争在国内的继续和扩大。”--黄绍兹

“民国十四年来之数次战争，均为鸦片，故可称为十四年之鸦片战争。”--唐绍仪

我们熟知的两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清末，一边是英国资本家的贪婪，一边是满清的腐败无能，让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鸦片战争之后，社会各界抽大烟成风，整个中华大地上至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都躲鸦片里做春秋大梦。

清末的鸦片泛滥（亦可称之为“全面合法化”）对国家造成的伤害，让后来的继任者看在眼里，因此在民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孙中山先生的临时民国政府，还是后来袁世凯的北洋民国政府，曾多次发布过禁烟（鸦片烟）法令，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鸦片烟）运动。

政策法令下达之后，禁烟运动原本是朝着良好的局面发展，各省至少表面上严格遵循民国政府禁种、禁运、禁贩法令，然而一切在袁世凯称帝后嘎然而止。

袁世凯在北京称帝之后，著名的爱国将军蔡锷在红颜小凤仙的掩护下，从北京逃回云南昆明，通电全国拥护共和反对袁世凯称帝，并与当时云南督军唐继尧一起誓师讨袁，发动了后世举手称赞的护国战争。

打仗向来是三军未动粮草先行，作为著名的贫困省份-云南又如何能支撑起如此庞大的战争费用。早些年，云南还能靠种植鸦片扩展政府的财政收入，但是民国政府成立之后，当时担任云南督军的蔡锷为了响应中央的禁烟运动，大力开展禁烟运动，导致云南财政收入锐减。

于是现任云南都督的唐继尧建议暂时在云南采取开放烟禁的权宜之策，“设烟厘金，每百两收滇币五元，使鸦片运销和吸食合法化”，得到一致认同。至此，民国初期轰轰烈烈的禁鸦片运动在袁世凯称帝之后功亏一篑，西南地区鸦片吸食和种植又重新泛滥。

随着护国战争的爆发，云南不仅在本省大量种植、贩卖鸦片，还随着护国军的一起贩卖到四川。根据资料，滇军“屡运大批云土入川”，以济军饷，“滇省烟贩恃滇军包庇，结队而来，所过烟馆林立”，导致“滇省大宗鸦片充斥各地”。

蔡锷将军因病去世后，云南都督唐继尧不断扩大鸦片种植面积，1932年，全省烟田面积约224万亩。1927年前的几年，云南每年收入约1100万元，其中鸦片收入804万元，1932年鸦片税收是当年云南政府总收入的主要来源。

护国战争之后，唐继尧的野心极速膨胀，想让四川成为云南鸦片的倾销地，不仅不退兵，更是不停的向四川增兵，妄想把四川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后期还把目光盯上了广西。在民国军阀混战时期，云南以一个穷省却能四处征战，其中鸦片税收起到了重要作用。

至此，第三次鸦片战争开始，只是这次主角们没有英国人，而是在民国各路军阀之间的开战。

面对咄咄逼人的滇军，四川本地军阀也不甘被人鱼肉，他们有样学样，同样采取大开烟禁。1920年爆发的川滇黔战争，与其说是势力范围的争夺，不如说是出于鸦片利益的战争，结局是滇军被驱逐出境，随后四川陷入军阀们的“鸦片战争”之中。

据某些数据统计，到1924年的时候，四川境内大大小小共有20万军队，每年至少需要军费2400万元。如何筹集军费，成了四川大小军阀最头痛的事，因此竞相大开烟禁，收税解决军队饷源问题。

为了能够收取更多的罚金、充实军费、扩军备战，四川大小军阀除了征收烟苗税、起运税、印花税等十几种杂税外，为了强迫百姓种植罂粟，甚至还发明“懒税”，以惩罚因“懒惰”而不种鸦片者（此政策被全国各省军阀学习）。

“农民种粮食而不种烟，则种粮食一年，应完三年的税，而种烟只完本年一年的税……到后年，再不种烟，仍种粮食，则这一年，应完七年的税。”

原本清末民初的禁烟运动本来已经大大改善了四川鸦片种植和吸食泛滥，但禁烟成果却被军阀们顷刻间化为乌有。自此，罂粟种植、鸦片吸食从川东开始至川南和川北再到川西，四川烟祸风起云涌，比之清末时期的烟祸过之而无不及。

当时的《社会杂志》曾记载，“四川之烟祸，种吸二者在全国各地恐将均居于第一位。其烟馆数目……若能设法将全省为确切之调查，度其数目当不至少于十万所烟馆数目既如此巨大，烟民之多，更可想见。至于产烟数量之巨大，亦堪与烟民之多成正比。”

刘湘第二十一军 1928—1933年鸦片税收简表

四川军阀的鸦片战争，先是刘湘、刘文辉与杨森、李家珏等为争夺川东鸦片产区开战，后来“二刘”反目，同样是为鸦片大动干戈，最后的获胜者是后来的的四川王-刘湘，其手中的军队被广州国民政府封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自此，整个四川的鸦片税收都被其收入怀中，这点可以从第二十一军的鸦片税收窥视一二。

刘湘

虽然四川境内鸦片泛滥，军阀们内战不断，但是后期川军抗日，却让人肃然起敬。当时这群装备简陋，衣衫褴褛的川兵，并不受国民政府，被其他军阀笑话。然而在战场上，他们的英勇让国人刮目相看，被后人称为一支“内战外行，外战内行”的军队。

广西虽然受气候条件所限，鸦片产量非常有限，却是云贵烟土重要的过境省份，光是收鸦片过境税就差不多占了整个税收：广西在1932年收入3100万元，其中鸦片过境税1588万元。平白交纳这么多税收，云南都督唐继尧非常不爽。

在川滇黔战争败北之后，云南唐继尧开始把目光盯上广西，此时正值旧桂系已经崩溃，新桂系尚未起来，两广局面正在纷乱。唐继尧认为是他恢复“霸业”的大好机会，也就是为云南烟土向南打开出路的大好机会。

1924年他借着讨伐驻粤滇军为名，出兵广西，滇桂战争爆发。当时驻粤滇军虽然上层将领表面上是反唐的，内幕里则是千丝万缕血肉相连的，而贩烟土、发洋财更是彼此可以联合的主要因素，也就是唐继尧出兵两广的主要原因。

新桂系三巨头 左起黄绍竑、李宗仁、白崇禧

此时的广西统治者为刚刚消灭旧桂东、争得广西地盘的新桂系三大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滇桂战争爆发后，新桂系艰难把滇军击退，并驱逐出广西，保住了自己的地盘，也正式确立了新桂系的统治地位。

尽管新桂系取得了胜利，但也只能用惨胜来形容，战争后期，已经到了无钱无粮的地步。结果新桂系走了狗屎运，黄绍竑在南宁被围困的滇军手里竟然缴获了滇军的20万两鸦片， 按照黄的话讲“这就等于最后的胜利。这批烟土就是决定新桂系统一广西、结束滇桂战争的最后胜利。”

新桂系正式执政后，整军经武，军费开支极大，而其他方面的财政支出也不小，因此鸦片税收成了救命稻草。黄绍竑曾经说的很直白：“所谓“禁烟”不过是纸上文章。这个纸上文章更大为军阀、官僚、土豪、劣绅所利用，作为扩军内占的经济基础。”

上行下效，见鸦片利润如此之高，广西各级官员都以公谋私，大搞鸦片贩运，或提供保护，谋取私利。甚至白崇禧也参与其中。1944年有人亲见一辆内载满鸦片烟土，由大商人押运的车子，从广南经百色直达南宁，傍晚时分开进白崇禧公馆。

湖南

与广西一样，由于气候因素，不事宜大规划种植鸦片，但湖南军阀们却一面勒令湘省农民弃田种烟，交纳烟土，一面又经营非法的鸦片贸易，征收过境的鸦片税，获得巨额的财政收入。

1923年6月到11月，湖南爆发了一场蔡钜酞、谭延闿同赵恒惕的战争，史称谭赵战争。谭赵战争爆发的具体原因就是驻守在湘西的蔡钜猷因私自截留过境而来的贵州鸦片税收，导致原本就与其不和的省长赵恒惕不满，引起的一起争取鸦片税收的战争。

湘军将领方鼎英所说，“湖南许多次的混战，表面上双方都说得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因鸦片问题引起的。”

贵州

民国军阀统治下的贵州，由于鸦片的大面积种植，鸦片税收已然成了当地财政的主要来源，远远超过当时的田赋和盐税收入。1935年，据国民党中央政府入主贵州时的调查，是贵州无县不种鸦片。“最盛之时，各县种植面积总计达800万亩，战耕地面积约26%”

巨额的鸦片税收，也让本地军阀野心膨胀，不断的扩充兵力。民国初年，以刘显世、王文华为代表的兴义系军阀，黔军扩充至五旅十团，总兵力达三、四万人。后起之秀的军阀袁祖铭在军力鼎盛之际曾拥有6个师，十余万人，曾先后率兵攻打四川 、湖南。

甘肃

民国初年，张广建任甘肃都督时，响应中央政府的禁烟政策，禁种、禁吸，以及贩卖都得到有效的控制。袁世凯称帝失败后，甘肃政局陷入动荡之中，各地割据势力迅速崛起，开拓地盘，扩充军队，开始军阀混战。

重开烟禁者是继任的甘肃都督陆洪涛，他为了解决军费的困窘和财政的拮据，大开烟禁，征收烟亩罚款。当地 民众被逼无奈之余，不得不种植较多的鸦片，以应付沉重的苛捐杂税。后来冯玉祥势力入主甘肃后，为了问鼎中原，逐鹿天下，名虽禁烟，实则变本加厉，鸦片种植一度泛滥无己。

山西在清朝是仅次于四川的鸦片吸食、种植大省。自晋商从外省带回鸦片贩卖之后，山西的吸食鸦片之风开始流行，嘉庆年间，吸食鸦片之风已经遍布全山西。按照当时的公布的一些数字，山西吸食鸦片的人口大约占到了全国的3%。

有需要就会有供给，随后罂粟种植开始现象，先是在山坡地角试种，后来便在农田大量种植。到了19世纪70年代末，三晋大地已经是遍地罂花盛开，几乎无县不种。当时山西某地有首民谣：“十亩田里八亩烟，留下两亩杂谷田”，就足以见当时罂粟种植的泛滥。

阎锡山

按道理，山西的有如此“良好”的鸦片泛滥基础，当地军阀更应该如鱼得水，利用种植、贩卖鸦片获取军费，扩张势力范围。然而掌控山西的阎锡山却是一个另类，上台之后就发布了“三事”（种棉、造林、牧畜）、“六政”（禁烟、天足、剪发、水利、种树、蚕桑）等政策。

民国初期的鸦片战争中，阎锡山算是军阀中的一股清流，自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就严禁种植和吸食鸦片。1912年在山西某些县种植的鸦片，快到收割之时，阎锡山派人令农民自行毁灭，民众当然不允，结果起了冲突，冲动之下农民将阎锡山所派之人用刀刺死。阎锡山听闻之后，二话不说，火速派兵镇压，打死当地许多以种植鸦片为生的农民。

阎锡山【为禁毒禁烟事告谕人民文，告民众书】

不仅如此，阎锡山还规定山西各县烟民按瘾大小限期戒毒，最多不得超过两个月，甚至把这个纳入当地政府的考核之中。他还在全省各县设立了26个稽查队，主要稽查贩卖鸦片和私购军火。到了1928年民国政府成立禁毒委员时，阎锡山还出台了《山西省惩治贩毒品暂行条例》，规定凡制造运输或意图贩卖而持有毒品者交由临时军法会审判在各县发现者由县长审判，并处以死刑，公务员庇护他人贩毒运毒或有收受贿赂者经审判属实处以死刑并报省政府核准实行。

除制定法律法规外，阎锡山也经常在公开场合宣传禁烟，让人们从思想上远离烟毒。在 1919 年阎锡山在一所师范传习所的毕业典礼上对即将毕业的学员进行了禁毒宣传。除向学生宣传禁烟思想以外，阎锡山还亲定了《家庭须知》，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告诫百姓厉行禁烟。

很可惜，到了1932年，阎锡山发现完全禁止鸦片后，导致山西银元大量流出时，财政支出入不敷出，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屠龙者终变恶龙，他放弃之前的严格禁毒政策，开始利用鸦片公卖赚钱得利，美其名曰售“戒烟药饼”。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山西有人讽刺阎锡山所谓的“守土抗战”是“守住大烟土抗战”。

民国初期，临时总统孙中山和袁世凯在禁烟方面都比较严厉，1912年3月2日，孙中山就发布禁烟令，要求严厉禁烟。在袁世凯就任的当天就宣布，要继续禁烟，不得松懈，禁毒运动一度兴盛。然而这一切，都在袁世凯称帝之后烟消云散。

护国战争之后，各省军阀陷入混战，除少数几个省份外，全国各省大小军阀无不视鸦片为重要财源。一项关于13个地区种烟面积变化的调查显示，1914年—1919年，种烟面积占耕地面积的3%，到了1929—1933年，这个数字上升到20%。

根据1934年国联第18届禁烟委员会会议上的美国代表的发言，当年世界除中国外鸦片年产量为1770吨。当时中国的鸦片产量是多少呢？据当时中国全国海港检疫管理处处长伍连德博士的估计，中国1930年的鸦片产量为惊人的12000吨，相当于世界产值的7倍。

当时的中国人口为4.74亿，但全国吸毒人口达到8000万人，占总人口的16.8%。鸦片毒品如此泛滥成灾的国度，又怎么让其他国家正眼相望。这一切直到新中国成立三年之后，我国才从摘掉了毒品大国的帽子，一起丢掉的还有“东亚病夫”这块老招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