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娘炮文化很有历史底蕴，源远流长

文/野兽

国学大师梁启超曾写过《中国之武士道》，他推崇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并且在书中列举我们春秋战国时期的带有武士道精神的故事，想以此来唤起中国的武士道，17岁即中举人的梁大师，与西方的学者颇有类似，他为既得利益者中的反叛者，因为凭借梁启超的国学功底，很容易在清朝科举考中平步青云，其学问素质又要比曾国藩这种狗奴才强太多，而偏偏少年举人梁启超却甘愿拜在中年才中秀才的康有为门下当一个“徒弟”，因他阅尽我们的千年腐朽，看到康有为的“新学”为之倾倒，这种知识分子放下虚名为救国救民的大人格值得我们膜拜与推崇。

按照梁启超的诗作：“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我们得出中国自古娘娘腔即是文化的主流，但是我们的老夫子们很有智慧，每次国破家亡的时候总能“化敌为友”，“夷狄进中国而中国之”，“看！少数民族被我们的文化所征服！”很明显，我们版图的大小，国野之分，都可以随着统治者意志的变化而随意切换，这恒古不变的“阿Q精神”令中国无人笨到去寻求什么武士道一般的献身，西楚霸王项羽拒绝做独木船逃跑，被称为“匹夫之勇”，他在鸿门宴上拒绝偷宰刘邦，又被评为“妇人之仁“，很显然古人对历史的论断，都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就是以帝王中央集权的社稷为标准，谁做的事对这个标准有利，谁可以得到褒扬，谁做的事，说的话对这个标准有点亵渎，谁身上就都是缺点。这种文化的贱象，主要有两个制度造成，这两个制度也是曾经全盘唐化的日本人，也都不齿学去的“科举制”和“太监制”。

古代有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商人被极端地鄙视，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商人的谋生方式，并不完全依附于权利，商人只有做大了富甲一方，为避免自己被权利抹掉，而主动献媚于权利，那么普通商人被政权所鄙视也就可想而知，古代商人被要求穿奇装异服，不准夜行，不准跟平民一样吃饭，不准参加科举，李白就因父亲是商人而拿不到高考准考证，而农民就不同，农民灰欧土脸没有闲暇时间，依附于土地而生，稍微富裕一点的农家，往往会供一个儿子从小背书以图科举中第，所以农民只要不误入“商人”的歧途，其翻身的机会无非有二：一，科举中第，二，当太监。如此一来，农民地位就高于商贾，因为他依附于朝廷，离不开朝廷，做梦都要当朝廷的一等奴才，农民又是我们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故而农民的文化即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主流。

科举与太监无非是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阉割，农民因考试而接触不到“官学”以外的意识形态与思想方式，而太监也不具备成为娘炮以外的取得皇帝信任的方式，在这种文化背景下，我们阳刚的文化，笔力雄健的文字，汪洋恣肆的批判，能流传到今日的都属于稀有品种了，如“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少许“异见分子”，有的“采菊东篱下”而躲主流社会的同化，有的如王安石“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通过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企图改变这个社会，他们虽然失败了可是令我们民族的魂魄不倒，大丈夫不靠别人的掌声而活，要懂得为自己鼓掌！我们要有“虽千万人吾不往矣”的气魄，也要有“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耐心，我野兽就是这样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传承着中华民族的脊梁骨，如果是中国人请为我转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