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黄朴民：汉武帝de政治遗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数得上的几个积极有为的皇帝之一，他的文治武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两汉社会的面貌，成为了两汉政治的遗产。对待这份遗产，他的继承者抱有不同的态度，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就直接关系到国策的制定与实施，并进而制约着汉朝国运的盛衰。本文旨在通过对武帝身后政治走向的考察，以概略说明当时朝廷有关国家战略抉择的得失与利弊。

一、武帝晚年的社会政治危机

汉武帝奋发有为，自登基之日起就孜孜进取，希望成就一番伟业，为汉家天下开创一片崭新的局面，所谓“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为此，在政治上，他贬抑相权以强化君主独裁专制，“举贤良文学”以扩大地主阶级统治基础，举行封禅典礼以提高皇帝权威，实施“推恩法”以削弱地方势力，任用酷吏以保证专制措施畅行全国。经济上，他重农抑商以巩固国本，算缗告缗以大量征收工商税资，设立盐铁专卖制度以控制经济命脉，推行“平准”措施以垄断商业活动，按“利出一孔”的原则操控国家全部经济活动。思想文化上，他采纳董仲舒、公孙弘等人的建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统一人们的思想，立五经博士，兴办学校以明确文化建设的导向，倡导孝行，宣扬廉德，移风易俗以教化天下万民。当然，他平生做的最大一桩事业，是自元光二年（前133年）起连续39年之久从事反击匈奴的战争，基本上摧毁了匈奴赖以发动骚扰战争的军事实力，使匈奴再也无力对汉王朝构成巨大的军事威胁，“匈奴远遁，而幕南无王庭”（《汉书·匈奴传》）。其间他又先后平定东瓯、南越，“通西南夷”，成就一番赫赫功业，这正如司马相如《难巴蜀父老书》中所说的那样：“盖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 （《汉书·司马相如传》）以武帝一生行迹看，其为“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而立“非常之功”，乃是实至名归的。

汉武帝的所作所为，主导的历史意义无疑是正面的：对此汉代人早就有比较公允的评价“孝武皇帝愍中国罢劳，无安宁之时，乃遗大将军、骠骑……北攘匈奴，降昆邪十万之众，置五属国，起朔方以夺其肥美之地……功业既定，至今累世赖之”（《汉书·韦贤传》）。东汉桓谭也说：“汉武帝材质高妙，有崇先广统之规。故即位而开发大志，考合古今，模获前圣故事，建正朔，定制度，招选俊杰，奋扬威武，武仪四加，所征者服。兴起六艺，广进儒术。自开辟以来，惟汉家最为盛焉，故显为世宗，可谓卓尔绝世之主矣。”（《新论》）仰慕崇敬之心，跃然笔端。平心而论，汉武帝的确是有大功于中国历史的风云人物，这些颂扬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重性，汉武帝的赫赫功业也伴随着严重的后遗症。他“多欲”有为的政治风格，直接导致了社会矛盾的高度激化，棘手难题纷至沓来，积重难返。这首先是国家财力、物力损失惨重，经文景之治积蓄下来的家底几乎荡然无存，“海内虚耗，户口减半”（《汉书·昭帝纪》）；“奢侈无限，穷兵极武，百姓空竭，天下骚然……海内无聊，而孝文之业衰矣”（《艺文类聚》卷十二引荀悦《汉纪》佚文）。其次是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服役、租税、酷刑、征调、瘟疫、饥馑、水旱，使得广大民众精疲力竭、痛苦万分，不得已铤而走险，以武力反抗政治统治，导致整个社会面临大动乱的深重危机：“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攻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辱郡太守、都尉，杀二千石”（《汉书·酷吏传》）。其三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产生较严重的分化与对立倾向，这严重影响了封建统治机器的正常运转。他任用酷吏，迷信巫蛊，搞得上下不安，人人自危，极大地激化了统治者内部的矛盾，以至于夫妻反目，父子成仇，“后听邪臣之谮言，卫后以忧死，太子出走，灭亡，不知其处”（《新论·识通》）。使整个社会面临动荡甚至崩溃的深重危机。

因国策失误而导致的种种社会危机，汉武帝本人在晚年是有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曾明确表示，自己的作为乃是有不得已的背景，如果后继者禀行不改，则必定会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若后世又如朕所为，是袭亡秦之迹也”。（《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武帝征和二年）并开始作某些政策上的调整，以弥补自己的失误，化解社会的戾气与愤懑，希望藉此缓和矛盾，重新稳定统治秩序，征和四年（前89年）他驳回桑弘羊等人有关轮台屯田的奏请，下《罪己诏》，对自己的晚年用兵劳民之失进行全面反省，彻底自我否定便是这方面的证据：“深陈既往之悔曰：‘……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由是不复出军，而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也”。（《汉书·西域传》）并具体颁布《劝农诏》使“思富养民”的策略调整逐步得到落实：“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乃封丞相为富民侯。下诏曰：‘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以赵过为搜粟都尉，过能为代田。”（《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

常言道：“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亦善。”到这时，一生不懈追求权力与功业的汉武帝似乎终于从权力和功业的黑洞中走了出来，变得比较有人情味，有意识地去扭转政治发展的方向。可惜的是，留给汉武帝的时日已经不多，他日暮西山，已是有其心而无其力了。从根本上扭转滑向“亡秦之迹”政治趋势这一历史重任，不得不由他的继承者来承担了。俗话说，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可汉武帝却反其道而行之，是他捅下大漏子，由别人来替他进行补救。

二、武帝身后的三种国策抉择模式

当汉武帝“龙驭上宾”、撒手人寰之后，西汉王朝的政治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十分微妙的阶段。这种微妙，主要表现为如何认识和继承汉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即怎样在“亡秦之迹”业已形成的背景之下，通过清晰明了的前瞻性战略思维，利用战略选择与政策运作的杠杆，使汉朝统治这艘大船驶过急流险滩，重新进入平稳的河道，摆脱“亡秦之祸”的阴影。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出于不同的政治动机，对此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汉武帝身后的国策大论战，并且在此基础上作出了决定国家政治发展方向的新抉择。（参见黄朴民《天人合一：董仲舒与两汉儒学思潮》第158页，岳麓书社1999年版）

当时围绕汉武帝身后的统治方略抉择问题形成了三个壁垒分明的基本阵营，他们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前后争先恐后地粉墨登场，尽情表演，都亟切希望能按照自己的理念制定新的国策，使政治的演变递嬗符合自己的基本利益。概括地说，这三大政治阵营分别是以桑弘羊为代表的循旧派，以贤良文学为代表的激进派以及以朝廷政治实际掌控者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他们的具体主张，恰好地体现了三种截然对立、特色鲜明的治国理念与运作手段。

桑弘羊等人是汉武帝政策的坚定拥护者。在他们看来，汉武帝生前的一切作为都是合理正确的，甚至称得上是尽善尽美。汉武帝推行“利出一孔”的经济专制政策是高明的做法，盐铁官营是理有固宜，势所必然，“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故盐铁、均输，所以通财委而调缓急”（《盐铁论·本议》）。汉武帝反击匈奴，开边拓土更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大积极措施，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战略选择，赞颂汉武帝的武功是大汉帝业得以维系的柱石：“先帝兴义兵以征厥罪，遂破祁连、天山，散其聚党，北略至龙城，大围匈奴，单于失魂，仅以身免，乘奔逐北，斩首捕虏十余万”，“长城之内，河山之外，罕被寇灾”（《盐铁论·结和》）。并进而指出，治国安邦不能侈谈什么王道、德政，而必须以法术为先，儒家理论充斥着迂腐性，实在于事无补，“儒者之安国尊君，未始有效也”（《盐铁论·论儒》）

鉴于这样的认识，桑弘羊等人强调，凡是汉武帝定下的规矩一概不能变更，凡是汉武帝施行的方针统统要照旧执行，所以，盐铁官营要继续搞，严刑峻法要继续用，匈奴要毫不留情地继续打，所谓“匡难辟害，以为黎民远虑”（《盐铁论·结和》），而汉武帝的历史贡献则要无保留地加以歌颂：“功勋粲然，著于海内，藏于记室”（《盐铁论·结和》）。至于社会上出几个盗贼，读书人有几份牢骚，全然属于扰乱视听，松懈斗志，“然匈奴久未服者，群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盐铁论·伐功》）；必须严厉处置，以儆效尤。切忌姑息之政，无需仁义德化，只要统治者印把子在手，刀把子在握，看谁多长几个脑袋，胆敢跳将出来无事生非，兴风作浪。总之一句话，以不变应万变，无论是谁，都不准动汉武帝既定政策这块“奶酪”！

贤良文学的意见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利用盐铁会议的召开之机会。全面清算武帝朝的政策，反对汉武帝“霸王道杂之”的新政，主张“进本退末”，“抑末利”。他们对汉武帝生前的所作所为采取了全盘否定，一概抹煞的立场，认为反击匈奴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军用于外，政败于内”（《盐铁论·备胡》），“不能弱匈奴，而反衰中国也”（《盐铁论·伐功》）。强调推行盐铁官营、设置均输，征发酒榷等国家经济垄断体制是“与民争利”，纯属急功近利，祸国殃民，“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田地荒芜，城郭空虚”（《盐铁论·未通》），严重的本末倒置，败坏社会风气，“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盐铁论·本议》）。厉行法治，集中君权，是典型的无事生非，庸人自扰，“地广而不得（德）者国危，兵强而凌敌者身亡”（《盐铁论·击之》）。归根结底一个结论，汉武帝生前所实施的政策一塌糊涂，给社会、国家与民众都带来极其深重的灾难：“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守尉不能禁，城邑不能止”（《盐铁论·西城》），“窃见其亡，不睹其成”（《盐铁论·结和》）。

基于这样的理由，贤良文学们强烈主张新统治者的当务之急，是用纯粹的儒家政治替代“外儒内法”、挂羊头卖狗肉式的酷吏政治，变起兵征伐为和亲通好，改盐铁官营为放任自流，废苛法禁民为仁义德化，“去武行文，废力尚德，罢关梁，除障塞，以仁义导之”（《盐铁论·世务》）；一切推倒重来，彻底改弦更张，摈弃霸道，唯行王道。在这些贤良文学的眼里，认为只要推行德政，提倡仁义教化，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安邦安国，长治久安，“其仁厚，其德美，天下宾服，莫敢交也”（《盐铁论·世务》）；“诚以行（“行”据太玄书室本当作“仁”，见王利器：《盐铁论校注》，中华书局，1992年，第529页）义为阻，道德为塞，贤人为兵，圣人为守，则莫能入”（《盐铁论·险固》）。

以汉武帝首选托孤大臣霍光为代表的稳健务实派是当时朝廷大权的真正主宰者，他们的头脑相对较为清醒，既不满意桑弘羊等人的固执保守，不知变通，也没有看中贤良文学的偏激空谈，大言凿凿，而是设法在上述两派之间走平衡，定取舍，择其所长，弃其所短，在此基础之上理性平允地作出自己独到的选择。

在霍光等人看来，汉武帝生前的不少做法的确有过火不妥的地方，有必要加以适当的改革和调整，因为在国民生计业已十分凋敝，匈奴边患业已得到基本控制的情况之下，再一味对匈奴大动干戈，穷兵黩武，乃是既无必要，也不可行。但是如果因此而借题发挥，全盘否定汉武帝的煌煌功业，将西汉王朝的统治贬得一钱不值，那么不但与历史事实不符，而且也等于剥夺了汉朝统治的合理性与合法性，这种动摇国本的事情如何能够做得！另外，像行之多年的盐铁官营等经济专制政策，虽然不乏种种弊端，就如时人所指出的那样：“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铁器苦恶，贾贵，或强令民卖买之”（《史记·平准书》）；“县官鼓铸铁器，大抵多为大器，务应员程，不给民用。民用纯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盐铁论•水旱》）。可是，总的说来，毕竟是利大于弊，一旦草率废去，则国家的经济收入又如何能得到有效的保证？整个社会的经济秩序、管理体制岂不会陷入严重的混乱！至于酷吏政治固然严酷残暴，可是它又多少起着稳定社会、控制局面的作用，“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禁网寝密”（《汉书·刑法志》）。仁义德化的确美妙，令人向往，可是拿它当旗帜、做招牌可以，但真的用于实际政治层面的操作，则未免捉襟见肘、一筹莫展了。连最温和的儒家人物孟子都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强调“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孟子·离娄上》）。主张“国家闲暇，及是时，明其政刑”（《孟子•公孙丑上》）。可见，假如没有必要的法制作保证，单凭所谓的“德政”来安邦定国，企求长治久安，诚属于典型的“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南辕北辙。

治国安邦的基本思路整理清楚了，具体的管治办法也就浮上了台面：这就是行中庸之道，走中间路线。一方面，动用手头雄厚的权力资源，对汉武帝的某些做法作出必要的调整。例如在对匈奴的和战问题上，根据汉武帝对匈奴战争的实际后果，结合西汉王朝当时的政治、经济需要，在屯军戍边，对匈奴小规模骚扰入侵进行必要还击的同时，稳妥持重，不再主动大规模出击，结果是“北边晏然，靡有兵革之事”（《汉书·宣帝纪》）。又如在经济政策方面，改革盐铁官营的某些弊端，废除酒榷，化解舒缓来自社会的怨懑和压力，并鼓励本业，恢复经济上的活力，“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百姓安土，岁数丰穰”（《汉书·食货志上》）。另一方面，霍光等人又始终做到头脑冷静清醒，避免在对待汉武帝的政治遗产一事上矫枉过正，旗帜鲜明地从总体上肯定汉武帝的历史功绩，坚持贯彻盐铁官营、强化集权等基本国策，真正做到“霸王道杂用之”，以确保西汉王朝统治的国本不致被动摇，从而在稳定有序的前提下，有张有弛地巧妙度过汉武帝身后一触即发的政治危机。应该承认，霍光等人的做法是当时历史条件下唯一正确的选择，而且也收到了积极可观的效果，即认真贯彻“知时务之要，轻摇薄赋，与民休息”的方针，造就了“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赞论》）的良好社会政治、经济局面，使汉朝的统治呈现出崭新的气象。

三、汉武帝身后国策抉择意义简评

显而易见，汉武帝身后国策抉择的正确与否，直接关系着西汉王朝国运的盛衰，而抉择是否得当，关键在于能不能做到政治运作上情、理、法三层要素的融洽无间、有机统一。事实表明，贤良文学偏执于“情”，受儒学教条的束缚，纯就道德立论，将理想等同于现实，这固然应该予以“同情之理解”，但其昧于逻辑的“理”与可操作的“法”，则不免乎“迂远而阔于事情”； 正如汉宣帝所尖锐批评的那样：“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桑弘羊等人则迷信于“法”，虽有真诚的治国愿望和强大的行政资源，然而却无视实际情况的变化，无法做到“与时迁移，应物变化”（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故其所提出的基础理论方案寡情悖理，已经是明显的不合时宜。如果按照他们的理念和方针去施政，那么等于是纵容他们继续折腾，火上浇油，必然是为害剧烈，于事无补，在错误的道路上越滑越远。而霍光等人视野开阔，思维深刻，综合考虑情、理、法的辩证关系，尊重客观现实，关注利弊条件，合乎人情，顺乎常理，用乎法术，可谓是真正地掌握了为政的奥妙，平衡的艺术，终于使汉武帝遗留下来的“有亡秦之失”之政治为之一变，“而免亡秦之祸”，走上了一条能够充分保证国家得以正常发展的康庄大道。这种政治上的大智慧、战略上的明智选择，的确令后人叹为观止，神往不已！班固曾称道霍光“因权制敌，以成其忠。处废置之际，临大节而不可夺，遂匡国家，安社稷。拥照立宣，光为师保，虽周公、阿衡，何以加此”（《汉书·霍光传赞论》）。这绝对不是漫无边际的胡吹瞎捧。

当然，由于武帝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十分沉重而复杂，因此有关它的评论与判断始终处于分歧、对立的状态之中，这种现象实际上贯穿于两汉时期乃至于整个历史，成为值得十分关注的文化景观。

大多数比较正统的儒者都质疑汉武帝事功以及政治风格的价值与意义，甚至对武帝加以尖锐的抨击与无情的否定，这实际上是对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政治路线的一脉相承。如汉宣帝本始二年（前72年），朝议立武帝庙乐，长信少府、名儒夏侯胜对此当即提出异议：“武帝虽有攘四夷、广土斥境之功，然多杀士众，竭民财力，奢泰亡度，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亡德泽于民，不宜为立庙乐”（《汉书·夏侯胜传》）。又如元、成朝时否定汉武帝的思潮又起，其中贾捐之的观点颇具有代表性：“籍兵厉马……天下断狱万数……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障，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是皆廓地泰大，征伐不休之故也”（《汉书·贾捐之传》）。至于贡禹则是对武帝推行酷吏政治所导致的恶劣后果加以猛烈的批评，“自见功大威行，遂纵嗜欲。用度不足，乃行壹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谷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吏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择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汉书·贡禹传》）。这不能不造成吏治黑暗，政局大乱。

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不少人肯定武帝的作为，认为他是汉朝统治走向强盛的关键人物。如刘歆曾高度评价武帝的功业：“单于守藩，百蛮服从，万世之基也。中兴之功，未有高焉者也”（《汉书·韦贤传》）。班固更是极力称道武帝的雄才大略，敬慕之心跃然纸上：“号令文章，焕焉可述。后嗣得遵洪业，而有三代之风。如武帝之雄才大略，不改文、景之恭俭以济斯民，虽《诗》、《书》所称，何有加焉”（《汉书·武帝纪赞论》）。

这种分歧意见的大量存在，表明人们对武帝身后的政治遗产的态度与立场始终是矛盾对立的。这样就透露出一个讯息：尽管盐铁会议后，在霍光的主导下，国策的抉择在政治层面上已经获得解决，但是在思想文化的层面上并没有真正形成共识。所以，一旦当政治气候或条件发生变化，武帝的幽灵依然会浮上表面，成为影响国策调整或改变的重要因素。换言之，武帝的政治遗产就像一只无形的巨手，始终在那里悄然操控着汉代政治发展的方向。而其后继者对这笔政治遗产的认识差异以及接受程度，又转过来制约着自己的施政理念与方针，从而对汉朝国运的盛衰产生影响。宣帝、元帝对“霸王道杂之”等汉家制度认同与遵循的差异，并由此对汉代政治打下深刻的烙印，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例，正如后人所云：“近孝宣皇帝明于君人之道，审于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轨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于斯可监”（《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寔传》）。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于武帝身后的汉朝统治者而言，汉武帝的政治遗产永远是个巨大的存在，国策的抉择必须在其阴影笼罩下作出，国运的盛衰也就必定与是否利用好这笔遗产有关。

黄朴民：歧路彷徨——汉末儒林群生相

孔老夫子苦心孤诣发明的儒学到了东汉末年，算是走进了一个怪圈。皇帝是左一道圣旨右一通诏令，提倡学习六艺经典，举荐孝廉贤良，把名教治国的口号喊得震天响，把《白虎通义》等儒教大典尊奉为所谓的“国宪”，真是“言者谆谆”；可是在实际生活中，却“听者藐藐”，人们是越来越不把朝廷的那一套真的当作一回事，阳奉阴违、敷衍搪塞者有之；假公济私、兜售私货者有之；置之高阁、我行我素者亦有之。社会上假道学堂皇表现，真君子痛心疾首，“世纪末病”到处流行。

其实这并不奇怪，《道德经》上早就说过：“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一个朝代越是提倡什么，表明它恰好最最缺乏什么。东汉王朝的道德名教之治，这时候真的变了滋味，走到了尽头。

东汉儒学的中衰，固然有儒学理论本身的原因，“天人感应”的妖言惑众，“河图洛书”的荒诞不经，“师法”“家法”的固步自封；穷经皓首的叠床架屋，使得原本是“人学”的儒学，变成了怪模怪样的“神学”和一堆废话的“村学”，闹得思想界一片乌烟瘴气，搞得聪明人沦为笨伯。但是，其中衰没落更重要的标志，当是当时儒林人士的分化与异化。儒林人士作为儒学理论的具体实践者和宣传者，他们的心态怎样，他们的表现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儒学地位的沉浮、决定着儒学命运的走向。而东汉末年的儒林异化，则真实地标志着儒学的“载体”病入膏肓，奄奄一息，再也无法发挥正常的作用。这实在是儒学自身的一大悲剧，所谓“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

当时社会上异化中的儒林人士，大致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型。

第一类，当然是那些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欺世盗名之徒。这类人来源复杂 ，数量最多。“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史记•货殖列传》），他们之所以有热情，有功夫崇拜孔子，攻读经书，动机十分单纯，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博取功名利禄，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道德经》说得好：“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这类人从儒学传统中诞生，借重儒学的仁义礼乐口号说事，然而又在精神实质上从母体中剥落游离出去，反过来恩将仇报，反戈一击损害凌辱母体，成为母体的异化力量，当了可耻的“叛徒”。

利禄是最最有力的政治杠杆，古今中外，恐怕没有例外。自从大汉王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向嗷嗷待哺的儒生敞开利禄大门，腾出官位，悬挂厚禄笼络、利用儒生，儒生中能够头脑清醒，把持住自己的实在没有几个，各色人等均摇曳着儒学这面金字招牌，一窝蜂地涌入利禄之门，投机钻营，猎取富贵。在绝大多数儒生的眼中，自己是否有出息，是否能收回人力财力的投资，便看能不能“明经术”“通一艺”，一旦有了这点能耐，那挤进学官队伍领一份干薪，或者坐高堂，抽签子打草民的屁股也就胜利在望、指日可待了，“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所以老人家口沫横飞用心地教，年轻人悬梁刺股拚命地学，所谓“遗子黄金满籯，不如教子一经”云云，正反映了这种“群体性无意识”风尚。

正如友人王晓毅教授所指出的那样：神圣的道德教化一旦同升官发财捆绑在一起，则立即发霉变质换了滋味。所以，在仕途禄位这根魔杖的指挥之下，东汉帝国从上到下上演了求名的闹剧，掀起了逐利的浊浪。由于正常的道德操行已经难以出名，僧（儒生）多而粥（官位）少，于是沽名钓誉之徒孜孜于剑走偏锋，翻新花样，挖空心思，竞相做出不近情理的道德“壮举”。

有人被强盗抢劫后再将剩余的财物追送给强盗而成为著名的“义士”；有个名叫赵宣的家伙，母亲死了，为了标榜“孝道”，在墓道中服丧20年（比正常的三年守丧多了近七倍时间），偷偷地生下五个白胖儿子，但却成了遐迩闻名的大“孝子”，成为州郡竞相礼聘的对象；还有个许宣做得更绝，侄子杀人犯案，仇家寻上门来，他居然脸不红，心不跳，在仇家跟前侃侃而谈所谓的“礼”“义”，弄得仇家蛮不好意思，反倒要叩谢被杀似的。许宣拿它作资本，给自己混了个“孝廉”的头衔，享受上不干活白取一份干薪的处座待遇。总而言之，“一切道德善行都成了发放政治高利贷，都是为了一个极简单、极明了的目标——欺世盗名而荣华富贵。”（王晓毅《王弼评传》第5页）“举贤良，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坐车不落即中书，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审举篇》），已经成了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一道显眼的风景线。

普通儒生是这样，少数著名的经学大师也高明不到哪里去，同样从早到晚沉醉在穷奢极欲之中，混迹于谎言欺哄之间。如大名鼎鼎的权威级“教授”马融，身为“外戚豪家”，即便是在讲经传学时也片刻离不开美女、醇酒与歌舞；“多列女倡，歌舞于前”，“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后汉书•马融列传》），好一个“酒饮微醺，花看半开。”

生活的放荡不羁往往是与处世的鄙琐卑劣相关联的，还是这一位马融先生，曾经替外戚权君梁冀“草奏李固(当时朝廷里凤毛麟角的正派大臣，官吏队伍中难能可贵的道德良心)，又作大将军西第颂”，溜须拍马，坑害好人，为一己私利苟且经营，以至于正直的人们所不齿，“以此颇为正直所羞”（《后汉书•马融列传》）。

大多数儒生的心态和行为方式直接决定着儒学兴衰的命运。于是乎代表着国家最高学术水平的太学迅速没落了；“自安帝览政，薄于艺文，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后汉书•儒林列传》），博士(相当于今日高校里的大牌“教授”)在那里呼呼睡大觉，不再开课授业；学生们自由散漫，束书不观，声色犬马，纵情享乐。校舍破烂不堪，变成了一片菜园子地。太学大规模扩招，学生的数量虽然猛增到三万余人，可是绝大多数是混日子、捞文凭之徒，潜心治学者实乃凤毛麟角。结果当然只能是“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盖衰矣”（《后汉书•儒林列传》）。一切的一切，都和统治当局的良好初衷相背悖，都加快了儒学的没落。

另一类儒林人物，目睹了黑暗肮脏的社会现实，并且意识到儒学原则在当时被歪曲、被庸俗化的趋势，但是自己又没有什么法子扭转和改变这一现实，于是“檀公三十六计，走为上”，试图远远地躲开这一切，以不与丑恶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像《红楼梦》中林黛玉《葬花辞》所咏唱的“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泥沟”。老实地说，这虽然是一种明哲保身的人生哲学，但也不失为一种在社会大动荡中，清白公正的处世态度，所谓“达则兼相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对于东汉王朝，他们表示了彻底的绝望，认定它已经是病入膏肓，无可救药了。尽管他们不至于像绿林草寇那样去“反天”“变天”(其实“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谅他们也是“有贼心，无贼胆”)，但是也不愿傻到智障的程度，心劳力拙去“补天”(真的是“杀人无力求人难，伤心千古读书人”)。

大名士郭太，太常赵典察举他为宰。这本来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睡着时做梦也要笑醒的美差，郭太身边的朋友纷纷奉劝他抓住机会，谋个一官半职，混个出人头地，顺便也提携各位兄弟一把。可是郭太却不这么看，冷静地说：本人夜里仰观天象，白天俯看人事，朝廷的好日子走到尽头了，这是天意，而天意是不可违逆的，“天之所废，不可支也”，于是不管什么人征召，他都不出山，找各种借口把送上门来的官帽推辞掉。

还有一个许劭，他的看法也与郭太相似，觉得大祸降临、朝廷完蛋是不远的事情，又何必无事生非，去趟这滩浑水？所以同样多次回绝了官府的招聘。有人不理解他的选择，“或劝劭仕”，许劭向奉劝者交心，不是不想当官，实在是区区小命要紧，陪玩不起：“方今小人道长，王室将乱。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后汉书•许劭传》）

“恰似那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大难临头，玉石俱焚，聪明人可不想当殉葬品，做屈死鬼。所以，不少人就对现实采取了消极不合作的态度，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嚼得菜根，百事可为”。

有一位名叫魏桓的儒生，大概在当时学问名气也不小，所以多次为朝廷征辟，朱衣蟒带唾手可得。他的同乡人羡慕得两眼放光，劝说他赶紧去应召当官，到时候家乡的亲朋好友也能大树底下好乘凉，多少捞点实惠。魏桓却不为所动，反问自己周围的热心人说：如今后宫佳丽成千上万人，是不是能裁减掉？皇宫中良马几万匹，是不是能减少些？皇帝的周围尽是一些不学无术、溜须拍马的豪强权臣，是不是能罢斥走？热心人听了后沉吟片刻回答道：的确没希望，实在做不到！魏桓接过话茬：让敝人活着出去死翘翘回来，这对于各位仁兄又有什么好处呢！于是断然辞了官命，隐身埋名不出。（《后汉书•周黄徐姜申屠列传》序文）

再如姜肱这位儒士，得知自己被朝廷聘为太守（这可是二千石的高官，相当于今天的省长），也赶忙打点行装“隐身遁命，远浮海滨”。昏聩的朝廷不知趣，还追着他不放(这也许是不想枉担“野有遗贤”的名声吧)，任命他为太中大夫（不做封疆大吏径作为枢宰令），姜肱知道后，一撒腿跑得更远，“蠃服间行，窜伏青州界中”（《后汉书•姜肱传》），依靠替人看相占卦填饱自己的肚子。

他们不仅自己这般处世，而且还大慈大悲，鼓励其他人仿效自己的做法，体现出典型的儒家人文关怀、忠恕之道：“己欲达而达人，己欲立而立人。”（《论语•雍也》）例如徐穉让茅容转告郭林宗（即郭太）：大树就要倒下来了，靠一根绳子是根本撑不住的，“何为栖栖不遑宁居”？又譬如荀爽担心好朋友李膺“名高致祸，欲以屈节以全乱世”。于是伏案挥毫，写了一封情真意切、肝胆相照的书信给李膺。向他诚恳地指出：“知以直道不容于时”，希望李膺心头的激浪巨涛平息下来，看破红尘，潇洒自在一些：“怡情无事，偃息衡门，任其飞沉，与时抑扬”（《后汉书•党锢列传》）。令人遗憾的是，李膺此人的脑壳不怎么开窍，让一顶“八俊”的桂冠迷糊了心智，硬要去充当什么“清议”派的头头，呕心沥血去“补天”，到头来，皇帝一翻脸，脑袋便滚落了地。

这种士林风气的弥漫，说到底，仍然是对贯彻儒家政治理想的巨大冲击。儒家原则上虽然也主张在人生进退问题上采取有道则仕、无道则隐的态度。孔老夫子就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提倡“危邦不入，乱邦不居”（《论语•泰伯》）。孟子也讲“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孟子•尽心上》）。可是从根本上讲，它是主张积极入世，以经国济世为己任的，所谓“志士仁人，有杀身以成仁，无求生以害仁”（《论语•卫灵公》），便是其在立身处世时所必须遵循的道德规范，这就是儒家所坚持的大丈夫精神，“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东汉末年儒林中这股明哲保身风气的弥漫，表明相当一部分儒生对儒学在社会生活中的继续贯彻，已经不复抱有信心了。面对丑恶的现实、混乱的世态，他们软弱地闭上了双眼，撒手不管，临阵脱逃，忘却了自己肩头所承担责任与义务。可以这么说，当时儒林的异化已经到了深层次的境界。

如果把徐穉、许劭等人看作是黑暗政治的消极妥协者，那么，像李膺、陈蕃、李固、范滂、孔融等先生，则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是当时黑暗政治的悲壮牺牲者。他们既不像赵宣等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猥琐下流；也不像郭太、许劭等隐世独善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软弱消极。而是想实实在在做些事情，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振纲常于瓦解，颇有点“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元稹《悼亡诗》)的痴情与执著。为此，他们苦心孤诣，拿鸡蛋砸石头，联络外戚，放言清谈，乃至起兵勤王。只可惜，他们思想僵化，白白富有善良的愿望而不具备底定乾坤、重整山河的本领，终究无法改变严酷的事实，事泄身败，悲惨地走向断头台，作了绝望时代的祭品。清代诗人黄仲则(景仁)有诗云：“十有九人堪白眼，百无一用是书生”。这些人的表现庶几近之。

这些人的最大特点，一是思想的僵化。习惯于迂腐地对待儒学的基本原理，并且驾轻就熟，继续玩弄着阴阳灾异、图谶迷信这一套东西。像大名士杨赐，曾在灵帝熹平、光和年间，分别就青蛇出没，虹蜺现身等自然现象上书给皇帝，尽自己一份“文臣死谏”的职责，但是我们若通观全篇，就会发现，那上面统统是“天人合一”“天人感应”那一套鬼话：“和气致祥，乖气致灾……夫皇极不违，则有蛇龙之孽”（《后汉书•杨赐传》），丝毫没有什么新鲜感，根本没有任何新招术。这样的老生常谈，皇帝陛下的耳朵都快听出了茧子，他若有兴趣来理会你，那才怪呢！所以，头脑比较冷静的崔寔等人打从骨子里便瞧不想李膺、李固等人，认为他们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笨伯，只会夸夸其谈的书呆子，根本不配讨论国家大事：“拘文牵古，不达权制，奇伟所闻，简忽所见，乌可与论国家之大事哉”（《后汉书•崔骃列传附崔寔传》）。

这些可敬的“笨伯”们除了思想僵化，在具体办事的能力方面也是非常空疏迂阔的。他们对于借以安身立命的儒学之“爱”是出乎真诚的，这一点不必有任何怀疑，也力所能及做了些表彰儒学的工作。像跻身于“八及”之列的刘表曾在荆州推广儒学，招纳贤士，开创荆州官学。又像大名鼎鼎的孔子后裔孔融先生，在当太守的时候，也曾经开办学校，表彰儒术，还着力荐举了郑玄等第一流大学者给朝廷，使社会上的读书种子不至于因国事蜩螗而灭绝，儒家的学统不至于因人事代谢而中断。正是这个缘故，从小聪慧又有让梨情操的孔融在当时社会上名望很高，一度混出诸侯的模样。

可惜的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是这位孔融仁兄，在做青州刺史（大军区一级的司令）期间，袁绍的儿子袁潭统率军队来攻打城池。战况十分激烈，形势非常危急，“流矢雨集，戈矛内接”。你猜猜孔融他此时此刻正在做些什么呢，可以告诉你，按寻常的思维一定猜不着：这位仁兄既没有亲临前线浴血指挥，也不曾镇坐军帐居中调度，而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安安稳稳坐在自己的书房里，“隐几读书，谈笑自若”！真是怡然自得，潇洒自如，颇有泰山倾崩于前而脸不变色的大家风范、雅人深致。当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城夜陷”。总算他还知道“逃之夭夭”，有逃命求生的本能，在敌军抓捕到自己之前，跌跌撞撞“乃奔东山”去了，只是苦了自己的老婆孩子，让袁谭麾下的将士们给一窝端，扣作人质，吃尽了苦头。这里，我们所看到的孔融，是活生生的一个典型书呆子的形象。因此史书称其“负其高气，志在靖难，而才疏意广，迄无成功”（《后汉书•孔融传》），成为历史上的笑柄。而他日他让曹操随便按个罪名砍去脑袋，也是很容易理解的事情：君子从来斗不过小人，纯正的书呆子遇上“乱世之奸雄”还能有活路吗！

其实，其他许多党锢之祸中的儒林人物，又何尝同孔融有本质的差别呢？范滂被捕时，曾对儿子说了一段非常有名的伤心话：“吾欲使汝为恶，则恶不可为；使汝为善，则我不为恶”（《后汉书•党锢列传》）。是啊！做坏事自己良心上不能忍受，可做好事当君子在生活中却处处碰壁，如何是好，怎么才行，他们没有办法予以解决，留下千古奇冤；后人也没有本事替他们设想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出路，徒然呼唤奈何，真是左右不是人，前后都见鬼。这嗟叹，这悲鸣，实际上深刻地反映出这类正直而迂阔于事情的儒生群体，对自己及其整个儒家学说之命运困惑迷惘的心态。

儒林异化的结果，不用说，当然是十二分的糟糕。它的持续，换来的是党锢之祸的发生。而党锢之祸的降临，李膺、陈蕃、范滂等儒家精英人物的被杀，宦官恶势力的无限膨胀，则表明东汉王朝已经腐朽反动到了极点，它已不再有任何的勇气，来倾听（更谈不上接受）不同的声音了。尽管这声音原本是出于维护统治者长远根本利益的良好意愿，是真心实意的“补天”而绝非居心叵测的“变天”。同时也清楚地表明了几个独夫民贼已经黔驴技穷，彻底失去了实施专制统治的基础——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及其代表广大官僚们的信任与支持，东汉王朝寿终正寝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果不其然，没有隔多长的时间，公元184年，轰轰烈烈的黄巾大起义爆发了，“旬日之间，天下向应，京师震动”（《后汉书•皇甫嵩朱隽列传》），如烈火之燎原，如激水之漂石，势不可挡，所向披靡，丑陋的东汉王朝的丧钟撞响了！与之相应，则是长期以来高居庙堂、貌似神圣的儒家名教成为滑稽的笑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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