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偏离历史的孤箭射中利维坦之痛

《罗慕路斯大帝》 阮熙栋 摄

《罗慕路斯大帝》阮熙栋摄

张向阳

易立明导演携手新蝉戏剧中心的演员们近日在中间剧场带来的全新《罗慕路斯大帝》，没有去夸大嬉闹荒诞的商业元素，而是诙谐庄敬地展现了一位末世独醒的政治家。一边是声声奏报，国破城摧江山将倾，宇宙崩塌山呼海啸；一边是睡眼惺忪闲扯鸡婆下蛋。不见半分力挽狂澜于既倒，更别提丝毫扼腕长叹感时溅泪，罗慕路斯比吃瓜群众还安详愉快和开朗。他对周遭的混乱潦倒和气急败坏都抱以宽赦喜剧的眼光——“凡是像我们大家这样穷途末路的人，只能看懂喜剧。”

以古典写实意味设计的舞台成为了一个巨大鸡舍，中世纪的端庄威仪遭到了谐谑瓦解。帝王雕像并没有照耀帝国的航程，而是灰尘蒙身、整日目睹鸡群打架，被贱卖给恶俗不堪的奸商，好给厨师们偿还工资。罗慕路斯的全部行为都是对“世界帝国”的反叛，整日只关心养鸡，直搞得国家财政亏空、军队废弛。宫廷中的“爱国者”们使出浑身解数要拯救这个国家，罗慕路斯却亲手送罗马走向灭亡，不惜把脑袋送到日耳曼人的屠刀下。

包围他的是这样一群人：功利小人麦克白夫人般的皇后对他愤怨不止，愚顽不化的大臣们对他绝望蔑视，女儿沉浸在戏剧台词虚假浮夸的爱国情怀里。“爱国主义”或者成为抓取权力实现野心的挡箭牌，或者沉沦于秩序体制的爱弥良式盲目僵化。

罗慕路斯是全剧最重视人性的人。面目全非的爱弥良回到罗马后，唯有罗慕路斯洞若秋毫一眼相认。他坚持让女儿嫁给爱弥良，认为个人屈服于国家毫无意义。他教育女儿“要爱人，相信人，不要爱权力，相信权力”。“当你的国家要吃你的儿女时，你难道举杯祝它用餐愉快吗？”一个深谙末世哲学的帝国审判者，在他的身上充满着智慧、人性、和别人未能理解的牺牲精神。

《罗慕路斯大帝》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是中国剧场的新宠，这一版的空间调度和肢体语汇尤为鲜活。原著里意欲逼宫刺杀的人们分别躲藏于寝室各处，现在都手持尖刀、穿着怪诞从舞台中心的桌子下一个一个尴尬爬出，被罗慕路斯的装傻弄得灰头土脸。荒谬的喜剧情境被一次次难以置信的惊异发现叠加强化到极致。骑兵队长一上场就停不下长途狂奔的强迫性动作，七匹马倒在他胯下、三支箭射中流血的英勇告白，从慷慨激昂一直叨逼叨成失控神经质症状。符号性外化了以“爱国情怀”自我感动的异化人格。在这个反历史秩序的设置里，一切壮怀激烈的事物都引人发笑。迪伦马特像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阿里斯托芬。

每一处冲突和线索的布局交代都清晰而稳健。最后一幕的反转尤为出彩：当两个敌国首领终于相见，为了推托王位争相跪求归顺不得，竟然小儿般扭扯起来。两个多年为敌的君王竟然都是一副惺惺相惜谦谦君子像。日耳曼首领鄂多亚克打到了人家炕头，还担心见面窘迫，从时装、芦根酒、养鸡开聊，直到酣畅热烈。罗慕路斯从准备被杀头、到一次次狐疑忐忑地被礼让恭敬，一步步的情绪变化充满不可思议的悖谬喜感。

迪伦马特自称《罗慕路斯大帝》为“非历史的历史喜剧”，通过其虚构的西罗马“昏君”于亡国之际大逆不道荒唐不堪的言行，阐发了对强权和暴力充满黑色幽默意味的批判，以及对历史宿命的悲悯接纳。

迪伦马特生于瑞士和平中立之邦，反倒能以置身事外的超然来藐视帝王争霸千秋功业那点实质。迪伦马特在具体的戏剧创作实践上有其“模型剧”理论，具体的时间、地点、社会背景等并不重要。迪伦马特之所以将时间、地点统一在公元四百七十六年的罗马，是因为更能表现出已被“国家机器权威”奴役的人们行为的荒谬麻木，丧失理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人类一直为之奋斗的“自我解放”在利维坦面前得而复失，异化为附庸。

迪伦马特的剧本经常用这种荒诞不经，目空一切的戏谑手法表达悲剧，但当它的悲剧被以喜剧形式表达出来的时候，它的悲伤是成倍叠加的。罗慕路斯大帝看上去是一个末代小丑，但不亚于任何古典英雄。

该剧以虚构的历史故事讨论了一个真实的政治命题。作为罗马帝国最后一位帝王，他以自己的方式揭露为了权谋、名利而标榜的虚假爱国主义的残忍。

罗慕路斯以提比留、马尔克斯·奥勒留等罗马历代君主命名他的鸡，降解打击了彪炳历史秩序的权力威严，以行尸走肉的外壳包裹着藐视国家强权的英雄气概，完成了反向介入历史的英雄伟业。《罗慕路斯大帝》就是这样一出“反历史”“反英雄”的“喜剧”。在这一戏剧中迪伦马特让《罗慕路斯大帝》从《哈姆雷特》的虚无犹豫走向了放弃一切静待命运转弯的《等待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