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新供给”5周年，贾康们感言：中国需在超常规发展中冲过“历史三峡”

2018年12月8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低调庆祝了自己成立5周年，并举行了2018年第四季度宏观经济形势分析会，还为黄剑辉主笔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新书开了发布暨研讨会，众多“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学者到场参加了活动和发表演讲。

2013年12月8日，主题为“新时代、新机遇、新供给”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成立大会暨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研讨会在京召开。回顾当年的情形，颇具豪情的中国民生银行董事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理事长洪崎说，这标志着这艘承载了中国一批志同道合的经济学人光荣与梦想的航船挂起了风帆，迎风破浪，驶出了港湾。

洪崎还从宏阔历史的角度，分析了中国新供给经济学人颇为深厚的思想底蕴。

他说，近现代100多年以来，埋藏在中国经济学家们心中始终不泯的愿望，就是要构建、创造出中国人自己应运而成的现代经济学。民国时期的1936年，从美国哈佛大学留学归国的唐庆增博士，就率先提出“欲创造适合我国之经济科学”。

——2008年，源自美国的百年不遇的全球性经济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外经济学界呼吁加快构建新版国家经济学说的呼声日益高涨。2010年11月24日，上海证券报发表章玉贵的文章《深层改革整体设计呼唤新版国家经济学说》。2011年1月26日，《财经》杂志发表采访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文章，科斯先生明确提出“经济学的未来在中国”。

——2012年，中共十八大前夕，贾康、徐林、李万寿、姚余栋、黄剑辉、刘培林、李宏瑾等一群志同道合的中青年经济学人，满怀当代中国经济学人的强烈使命感、责任感，走到了一起，组成“中国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迈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经济学理论，服务于中国改革发展的关键一步。

他们历经多次内部研讨及小组成员反复推敲，经过12次比较重大的修改和补充完善，撰写了《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一文，2012年12月发表在《财经》杂志。经听取有关学者意见后进一步完善的新稿，在《财政研究》2013年第1期、《经济要参》2013年第1期登载后，产生了更为广泛的影响。在题为“有想法，更要有办法”的卷首语中，该期《经济要参》主编写道“细品本期文章，《中国需要构建和发展以改革为核心的新供给经济学》是思想的呼吸，是研究出来的，不是写出来的”。2014年，该文获得“邓子基财经学术论文一等奖”。

——2013年3月2日，研究小组经研讨决定着手运用新供给经济学原理就推进新一轮改革提出政策建议。历经约15稿的反复修改，于6月初形成了《以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创新促进可持续发展——在改革中加快实现“中国梦”的政策建议》，基于前期研究成果，在分析中国与世界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以及“中国梦”实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主要问题的基础上，就推进国家改革开放过程，打造国家经济升级版，提升国际竞争力，加快实现“中国梦”进程，提出了可概括为“八双五并重”的政策建议，梳理了从供给端入手深化十三个重点领域改革的思路和具体措施。此外，《建议稿》还开创性地构建了基于生产力及竞争力，服务中国梦及世界梦的宏观经济分析框架模型，并以此为基础提炼出了从供给侧入手，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新三驾马车”——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2013年6月中旬，《建议稿》呈报国家有关领导人，并获得了国务院领导的肯定性批示。7月15日，《中国证券报》以一个整版发表了《建议稿》的核心内容。2013年8月，出版了《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一书。

——2013年9月，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成立了由洪崎任理事长、贾康任院长的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2016年11月5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召开理事会，顺利完成了换届，选举了第二届理事会、监事会，我继续担任理事长，贾康院长出任名誉院长及首席经济学家，研究院第一届副理事长王广宇先生出任第二任院长，蚂蚁金服井贤栋总裁任监事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秘书处也进行了改选，加强了力量，开启了研究院和论坛新的发展征程。

洪崎表示，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的设立宗旨，是力求在理论联系实际的取向上，深刻反思近几十年欧美主流经济理论框架，践行“求真务实融合古今，开放包容贯通中西，努力打造与未来中国经济地位相适应的一流智库”理念，积极研讨构建中国的“新供给经济学”理论，并致力于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实践系统地给予“中国式创新的经济学解释”，为国家中长期发展构建创新型的经济理论支撑。

“5年来，经过各方的共同努力，在新供给经济学基础理论、《中国2049战略》、养老金融理论与实践等方面深耕深研，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这些成果通过直报、专报等渠道向中财办、中办、国办、国研室、中宣部等有关部门报送，并获得相关部门反馈和肯定。”他还认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在过去五年推动中国经济学理论发展跨出了坚实的一大步。

洪崎认为，《以增加有效供给的“聪明投资”促进稳增长、促改革、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的建议》、《改善供给侧环境与机制，激发微观主体活力创构发展新动力——“十三五”时期创新发展思路与建议》、《供给侧改革：理论、实践与思考》等研究成果为决策部门提供了思路和政策建议参考。以“新供给季度宏观分析会”、“中国2049战略圆桌”、“新供给金融圆桌”、“重大热点问题专题研讨会”等公益性学术研讨会为依托，致力于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创新，稳步提升品牌影响力，持续推动中国经济理论新发展，助力国家改革开放新征程。

作为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的学术带头人，其首席经济学家贾康在以“新供给经济学关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基础理论研讨”为题发表演讲时，对“新供给经济学基础理论研究层面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动力体系的认识框架”，从4个层次做了阐述：第一个，需求侧原生动力与实质性创新成果是在供给侧形成；第二个，原来主流经济学的“三驾马车”认识框架的突破势在必行；第三个，经济发展创新动力机制在供给侧的理论模型；第四个，中国现代化追赶过程中新旧动能转换“守正出奇”的挑战与考验。

贾康表示，中国在工业革命之后严重落伍，积贫积弱，经过救亡图存，奋斗牺牲的过程，在求发展之路上，终于走到了以改革开放实现伟大民族复兴战略目标的“强起来”时代的门槛，而“行百里者半九十”，按照最高决策层规划的“新的两步走”，要达到中国梦，我们必须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而攻坚克难。

他说，中国必须以新旧动力的转换，形成抑制和化解矛盾凸显、对冲下行因素、有后劲跨越此类陷阱的质量升级版可持续发展。新供给经济学在这类挑战面前，我们研究者的思维，是基于经受历史考验使中国冲破历史三峡的现代化诉求，尽可能形成高水平思路，要“守正出奇”地把有效市场和有为、有限的政府两方面的作用，于创新中优化结合——基于竞争，但不局限于完全竞争的理论假设。

贾康强调，所谓“守正”，首先就是必须认识、顺应、乃至敬畏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要让它充分起作用。这样一个认识来之不易，是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明确地表述出来，后面跟着的“出奇”，就是中国并不能止步于应用一般市场经济的常规发展经验，而必须以政府理性的供给管理，在承担一定风险的情况下，寻求出奇而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贾康认为，中国如果满足于常规发展，实际上不可能达到自己的现代化战略目标。国际竞争的环境，种种的制约条件，必须使我们进一步深刻领会邓小平所勾画的三步走现代化战略和中央现在进一步具体化的新的两步走战略里所蕴含的十分深刻的追赶-赶超战略思维。我们必须寻求的“出奇制胜”的创新型超常规发展中，具体的制度机制创新，就必然是一系列带有双轨制特征的特定的制度与机制安排。

他举例分析说，比如，产业政策的选择性设计和它市场化的合理运用，中国的经济学研究者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我们认为还需要进一步深化。产业政策的必要性是不能否定的，但最关键的就是这种产业政策如何科学制定的后面，还必须有跟市场机制对接的机制性的创新，这是产业政策的关键。又比如，金融创新发展中和商业性金融并存的政策性融资也是不可回避的，而且我们认为必须提到战略层面来把握的挑战性任务。再比如，住房制度和不动产业界保障轨与市场轨的统筹必须全面优化，否则我们根本无法构建完成中央所说的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必须要有基础性制度支撑的长效机制。收入分配领域里有力、有效、有度的再分配，那也需要区别对待，必须面对复杂的结构性问题找到尽可能高水平的解决方案，要在这方面解决一系列的冲破既得利益阻碍、攻坚克难的问题。

贾康还特别指出，这种守正出奇寻求创新成果的通道，势必是比较狭窄的，很容易出现的双轨运行中的种种纠结、矛盾、扭曲，处理得不好，设租、寻租等等问题会不断困扰我们，但是把这条路走通，却是在中国和平发展、和平崛起过程中达到现代化愿景目标的希望之所在。我们要把相对窄的这条路走通，才能使中国在追赶和赶超的超常规发展中冲过“历史三峡”。

贾康说，这其中最关键的，就在于以尽可能高水平的实质性的全面配套改革，来构建创新发展的制度环境，在新旧动力转换中实现动力体系的转型升级，由此来保障“守正出奇”的成功率，实现以人为本、惠及全球的中国经济社会的现代化。

华夏新供给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50人论坛秘书长、华软资本管理集团创始人、董事长王广宇最近经常谈论的话题是“比去杠杆更重要的是补短板”，“以金融科技重塑金融服务新格局”，当天他发表自己的新思考：“权益金融是稳行致远的主力军”，认为不管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不能再像过去一样忽视权益，必须要在权益金融领域里有所作为。“怎么使民营企业得到股权融资支持的工具？这对其权益补充、资产负债表的修整非常重要，这是改善民营企业发展特别重要的问题。”

王广宇说，从理论上来看，权益金融研究比较普遍但并不深入。研究有不同的角度，权益金融工具是公司融资的股权工具，是公司扣除债务后在资产中拥有剩余索取权的合约。从金融行为角度看，权益金融就是指与权益相关的投资活动，是为了获取其他企业的净资产权利或利益的投资方式。从社会融资的角度，大多数权益金融与直接融资挂钩，我们直接融资的比重非常非常低。从金融科技的角度来讲，现代计算机和互联网为我们实现更多的权益融资提供了新的工具。

他认为稳金融、稳预期必须要重视权益金融。只有大力发展权益金融，才能带来新经济的快速增长。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原副院长、研究员马晓河发言称，中国经济内外部环境正在发生三大变化：第一，有利于劳密产业出口的国际环境正在发生转折性变化；第二，体制改革环境已经发生变化；第三，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这三大变化将使中国经济增速继续下降。他表示，希望这种下降缓慢一些，也希望中国经济增长下降能落在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上。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魏加宁对当前经济走势表示了同样的担忧。认为潜在增长率确实是在下降。他说“改革开放40年来每当遇到经济危机和经济困难时，都是先有一个思想解放，通过思想解放带动改革开放，通过改革开放带动经济增长。但这一轮我们期待已久的思想解放迟迟没有见到。”

他表示，如果能够借着今年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推动新的一轮思想解放，我们就能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如果能够推动新的一轮改革开放的话，就能够带来新的一轮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就能够实现中高速、迈向中高端，早日实现现代化。

大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副总经理姚余栋在发言中强调，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对冲未来中国经济波动的风险；只有人民币国际化，才能最终使中国经济冲破中等收入陷阱，迈向高收入国家。

姚余栋是国内最早提出“新供给经济学”理论框架的学者之一，他并提出着力从供给端入手推动中国新一轮改革。姚余栋至今担任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他还曾担任央行货币政策司副司长、央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央行金融研究所是央行总行直属的正局级研究机构，主要从事货币政策理论、金融及经济发展战略和金融科学的研究，为总行制定货币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研究资料。从金融学的角度，姚余栋前几年提出以企业信贷债务置换实现去杠杆、债转优先股等理论。但最近他一再强调，中国经济去杠杆已取得重大成就,明年应及时转为稳杠杆。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院长、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黄剑辉发表主题演讲时，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发展，提出了四点比较具体的政策建议：

第一，建议“稳外修内”并进。稳定外部环境和修内并进，全方位积极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按照求同存异，合作共赢，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目标，我们认为既然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无论欧美日还是亚非拉都应该是携手共进的态势；

第二，建议“运用四分法”，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经济社会领域分解成战略性领域、公共服务性领域、民生性领域、竞争性领域。黄剑辉认为如果不划分就永远讨论不清楚政府应该在哪些地方多发挥作用，在哪些地方少发挥作用。民生领域，教育、住房、医疗、养老这四大方面需要政府、市场双到位。政府负责保公平，创办公共教育、公共医疗、公共住房，保障房和公立的养老机构；市场负责保效率，提供商品房、民营学校、民营医院、民营养老机构。不能笼统地在民生领域谈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这样会导致政策方面的偏差，也是改革开放40年来导致民众有一定的怨言的根源；

第三，建议大力推进以“四个三”为整体框架的全面改革。第一个“三”三组供求关系，政府制度供给与市场的关系，金融供给与实体需求的关系，国企、民企如何双进步。第二个“三”，是“三驾马车”，即供给侧“改革开放，创新创造，生态民生”这样一个新三驾马车，要共同的发力，把出发点、落脚点都落到生态的改善，民生的改善。第三个“三”，是三大供给主体，国企、民企、外企都要发展。第四个“三”，是三次产业现代化，包括农业现代化，制造业高端化，服务业也要全面升级；

第四，建议针对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构建一个服务民企的专门滴灌融资系统，把央行的水通过一个有效的管网流到三千万家民营企业。“这个思路比较颠覆。过去是央行先放水，银行再找客户，我们现在改为从需求端入手，从市场导向，企业这边先报需求，然后通过商会、管网再汇集到区域级的工商联，市级工商联，再汇集到全国工商联，再把这个有效需求报央行。

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副秘书长金海年发表了他关于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层面的一些思考。他说，凯恩斯宏观等式把政府的支出G放在需求一侧，这是造成美国70年代滞胀最根本的原因。如果从原理上来讲，政府的支出不应在需求一侧，而应在供给一侧，因为政府的支出是为了提供制度、公共服务，是企业生产的投入一样。所以，如果我们把政府的支出放在供给一侧，我们就可以构建出一个制度供给、公共服务供给等政府供给与人们通过税收购买服务的需求的均衡体系。这样理论上能够找到最优的一个政府支出的空间，也就是税收的最优比例，产生最大的社会产出。金海年表示，“我们应该找到这样的理论，虽然来自中国实践的总结，但是面向世界各国通用的规律。希望新供给经济学成为中国人提出的世界的理论。”

所以，作为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最新研究成果之一，黄剑辉当天发布的最新著作《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济学原理》，受到好评。

王广宇评价说，书中独具特色的长周期+宽视野+定性、定量的研究范式，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关于改革开放历程理论联系实际的研究成果。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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