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史研究专辑

原标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出土文献与战国秦汉史研究专辑

从祭灶时间的确立看灶神信仰文化的变迁

李现红

摘要：先秦至明清及今，官方祭灶（国家祀典）的时间由每年的夏季、冬季逐渐演变为冬季（腊月二十三），每年祭灶的次数由多次减为一次，最终不见记载。民间祭灶行为则表现为：汉晋以前，祭灶时间很随意，祭灶次数有多次，晋以后逐渐确定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本文考察了中国（以古代为主）祭灶时间的历时性过程，展现了国家祀典与民间祭灶的区别与联系，揭示出灶神功能在历史长河中的不断演化：由主饮食之神到无所不能的全神再到居家司察人间功过、上报天庭的小神，这一过程体现了中国灶神信仰文化的内涵变迁。

关键词：祭灶灶神信仰文化

前言

灶神是传统中国神灵体系中重要而显赫的一员，灶神信仰文化涉及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其研究历史经久不衰，但许多问题尚无定论，[1]其中关于祭灶时间的问题，目前尚无专文讨论。时间是祭祀活动中的重要因素，现在民间祭灶普遍是在腊月二十三日（或者二十四日），一年一度，而古代中国的祭祀往往选择在有特别意义的日子。考诸文献，各时代每年祭灶的次数及祭灶时间大有不同，由此祭灶活动所反映的官方祭灶和民间祭灶的目的也大有不同，从而他们各自所表现出来的文化信息具有不同层次的内涵。

一 “灶”乃“五祀”之一

从传统文献记载看，灶神属“五祀”之一。有代表性的记载如，《白虎通·五祀》谓：“五祀者，何谓也？谓门、户、井、灶、中霤也。所以祭何？人之所处出入，所饮食，故为神而祭之。”[2]言门、户、井、灶、中霤与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故尊为神而祭之以求其保佑。《汉书》中也说：“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3]可见，“五祀”大致包括“门”[4]、“户”[5]、 “井”（ 通“行”）[6]、“灶”[7]、“中霤”[8]，五祀之礼乃与日常生活有关的祭礼，属吉礼范畴。“祀”即“祭”，[9]“祀”字在甲骨文中作“巳”或“異”，即祭神时用小孩为“尸”的形象，表示由“尸”代替神灵饮食。《汉书·郊祀志》（上）云：“祀者，所以昭孝事祖，通于神明也。旁及四夷，莫不修之。”可见，“祀”乃通神明的重要手段，并且这一习俗影响到了中原以外的地区。历代“五祀”乃国祀之一，《晋书》引《礼记·祭法》云：

“五祀，国之大祀。”[10]

《隋书·礼志》云：

“案《礼图》：‘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新制依此。服三章。五品及子男助祭则服之。”[11]

《明史》记载：

“（洪武八年，笔者加）礼部奏：“五祀之礼，周、汉、唐、宋不一。今拟孟春祀户，设坛皇宫门左，司门主之。孟夏祀灶，设坛御厨，光禄寺官主之。季夏祀中霤，设坛乾清宫丹墀，内官主之。孟秋祀门，设坛午门左，司门主之。孟冬祀井，设坛宫内大庖井前，光禄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庙之日，季夏于土旺之日，牲用少牢。”制可。从定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楼前。又岁暮合祭五祀于太庙西庑下，太常寺官行礼。”[12]

可见，“五祀”的所指大致是固定不变的，历代五祀之礼既有继承又有变异[13]，清代以前（康熙年间，在国家祀典礼仪中，成为凡神），祀灶向来是国家祀典的一种，地位重要。祀灶目的何在呢？《释名·释宫室》云：“灶，造也，创造食物也。”《汉书·五行志》：“灶者，生养之本。”可见，在汉代人的心目中，“灶”主饮食，在当时流行的五行学说中，灶神信仰自然也被融入到这一体系中。“祭”在甲骨文中象以手执肉献神，《说文解字》释为：“从示，以手持肉”，可见先秦秦汉时期，“祭”字的本意变化不大。祭礼在古中国礼法中的至尊地位和作用可由这句话体现出来：“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礼。礼有五经，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唯贤者能尽祭之义。”[14]祭礼是各种礼仪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是国家维护有效统治的重要手段。从一种理想化的程度讲，祭礼行为是所谓的贤人由衷的、充满崇敬之情的活动。

以下将从官方祀灶（国家祀典）和民间祭灶两方面考察祭灶时间。

二 官方祀灶的时间变迁

目前所见关于官方祭灶的最早文字记载，据传是在西周成王时期：

“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礼作乐……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怀柔百神，咸秩无文。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而诸侯祭其内名山大川，大夫祭门、户、井、灶、中霤五祀，士庶人祖考而已。各有典礼，而淫祀有禁。”[15]

班固以辅佐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时情况举例，批评当时严重的淫祀现象，但他生活的时代距离周公年代已远，我们暂且视为一珍贵线索。这段话告诉我们，西周成王时期，天子是不祭祀灶神的，主持祭灶的是大夫，祭灶时间我们不得而知。这则材料同时也反映了这一时期祭灶仪式的等级化、制度化和固定化。据《周礼·春官》中的叙述，周代祭祀分天神、地示、人鬼三大系统，其书云：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赚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16]

文献中确切记明的祭灶时间大致有孟夏（四月）、季夏（五月）、仲夏（六月）、孟冬。《周礼》中反映的内容，大多是取材于先秦旧制，虽有虚构成分，但也不完全是无中生有，对于这些叙述，可以当做我们了解当时情况的一个侧面。又，《礼记·月令》言：

“孟夏之月，日在毕，昏翼中，旦婺女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中吕，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天子居明堂左个，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仲夏之月，日在东井，昏亢中，旦危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蕤宾，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

季夏之月，日在柳，昏火中，旦奎中，其日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其虫羽，其音征，律中林钟，其数七，其味苦，其臭焦，其祀灶，祭先肺……天子居明堂右个，乘朱路，驾赤马，载赤旂，衣朱衣，服赤玉，食菽与鸡，其器高以粗。……

……

孟冬之月？……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劳农以休息之。天子乃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17]

《礼记》中的文字及个别篇章有西汉诸家在整理时候的更动，但所收诸篇大多是战国时期孔门后学的著述，其内容中虽然包含了对先秦礼制的构拟成分，但就祭祀灶神这个问题来看，先秦时期的祭灶并非无中生有，本文第三部分的考古资料可做旁证。对这则材料，应引起重视。这段话中提到，一年中有孟夏、仲夏、季夏、孟冬四次祭灶（其中前三次，都明确提到了“灶”，第四次则言“五祀”，当时，“灶”当为“五祀”之一），主持祭灶的是“天子”。所祭之物为“肺，”郑氏注云：“夏，阳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祀之先祭肺者，阳位在上，肺亦在上，肺为尊也。灶在庙门外之东，祀灶之礼，先席于门之奥，东面设主于灶陉，乃制肺及心肝，为俎奠于主西……”[18]以上材料为我们展示了天子在服饰、座位、祭品、祭器等诸多方面的规定。受五行学说影响，《礼记·月令》将诸神配于五方、四季中，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五方祠神模式，其中南方为夏，其帝是炎帝，其神是祝融，其祀为灶神。如果行令不时，则会有各种不祥，《礼记·月令》云：“孟春行夏令，则雨水不时，草木蚤落，国时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猋风暴雨总至，藜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19]这大致反映了先秦时期作为礼制层面的理想化了的祭灶情况。类似记载见于《淮南子·时则讯》：

“孟夏之月：招摇指巳，昏翼中，旦婺女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圣德在火……其祀灶，祭先肺……天子衣赤衣，乘赤骝，服赤玉，建赤旗，食菽与鸡，服八风水，爨柘燧火，南宫御女赤色衣，赤采，吹竽笙，其兵戟，其畜鸡，朝于明堂左个，以出夏令。

仲夏之月：招摇指午，昏亢中，旦危中。其位南方。其日丙丁。其虫羽……其祀灶，祭先肺……

……

季冬之月……乃命四监收秩薪，以供寝庙及百祀之薪燎。”[20]

《淮南子》中“季冬之月”一段提到了祭“百祀”，推想，“灶神”应该在“百祀”之中，故《淮南子》中冬季祀灶的说法成立。《淮南子》的记录与《礼记·月令》格式相近，是书由刘安集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内容反映了战国及西汉初期的情况，在当时具有一定代表性和流行性。和《礼记·月令》的说法类似，《淮南子》中也强调了遵守时间的重要性，《淮南子·时则讯》说到：“孟春行夏令则风雨不时，草木旱落，国乃有恐。行秋令则其民大疫，飘风暴雨总至，黎莠蓬蒿并兴。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雨霜大雹，首稼不入。”[21]两书的不同之处在于，一年有三次祭灶，少了季夏祭灶。[22]总之，《礼记》和《淮南子》中出现了夏日祭灶和冬日祭灶，盖夏日祭灶，取其热之义；冬日祭灶，则取其岁终之义。不过，《礼记·祭法》中又说：

“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泰厉，曰户，曰灶。王自为立七祀，诸侯为国立五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门，曰国行，曰公厉。诸侯自为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厉，曰门，曰行。适士立二祀，曰门，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户，或立灶。”[23]

祭灶者除“王”外，还有庶士、庶人。

《后汉书·礼仪志》说：

“立夏之日，夜漏未尽五刻，京都百官皆衣赤，至季夏衣黄，郊。其礼：祠特，祭灶。”[24]

该《礼仪志》乃由“太傅胡广博综旧仪，立汉制度，蔡邕依以为志，谯周后改定以为《礼仪志》。”[25]可见此时祭灶有旧制痕迹，于立夏、季夏祭灶，由百官参加，着赤色服装，场面隆重（推想，西汉时期官方祀灶时间应相同）。东汉时期，官方仍遵循着《礼记·月令》中的祭灶旧制，于孟夏开始祭灶。

晋代的国家祀灶似乎不像前代那么隆重，《晋书·礼志》（上）曰：

“《礼》，王为群姓立七祀，曰司命、中溜、国门、国行、大厉、户、灶……及武帝，以李少君故，始祠灶。及生戾太子，始立高禖。《汉仪》云，国家亦有五祀，有司行事，其礼颇轻于社稷，则亦存其典矣……立夏祭灶，季秋祠心星于城南坛心星庙。元康时，洛阳犹有高禖坛，百姓祠其旁，或谓之落星。是后，诸祀无闻。江左以来，不立七祀，灵星则配飨南郊，不复特置焉。”[26]

可见，祭灶礼仪轻于社稷之礼，祭灶似乎并不普及。而且曾经“诸祀无闻”，盖官方祭灶一度受到冷落。据《晋书》记载，晋礼乃魏文帝“命荀顗因魏代前事，撰为新礼，参考今古，更其节文，羊祜、任恺、庾峻、应贞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奏之。太康初，尚书仆射朱整奏付尚书郎挚虞讨论之”[27]而成，看来晋礼对前代礼仪有了较大的修改。

由唐元宗明皇帝御撰，李林甫奉敕做注的《唐六典》记载：

“孟月及腊日大享太庙，春享则兼祭司命及户，夏享兼祭灶。”[28]

此时的五祀之礼，已停专祀。仪式由祠部郎中、员外郎掌管，不过此时祭祀灶神是大享太庙时的附带活动，大概并不专门祭祀灶神，祭灶时间仍然是在夏季。唐陆龟蒙《祀灶解》记载：“生已祀之，以祈福祥，祀之可也。”祭祀目的在于祈福。可见此时祭灶的目的已经发生了明显变化，看不出有五行学说的影子。

《宋史》的记载中，祭灶似乎又重新受到了重视，且仪式有一定变化，其书云：

“太庙司命、户、灶、中霤、门、厉、行七祀，熙宁八年，始置位版。太常礼院请禘享遍祭七祀。详定所言：‘《周礼》：天子六服，自鷩冕而下，各随所祭而服。今既不亲祀，则诸臣摄事日，当从王所祭之服，其摄事之臣不系其官。’”

又言：

“《礼祭法》曰：‘王自为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国行，曰泰厉，曰门，曰户，曰灶。’孟春祀户，祭先脾。孟夏祀灶，祭先肺。”[29]

又，《宋史》曰：

“立夏，祭灶于庙门之东，制肺于俎。”[30]可见宋代官方祭灶是在初夏。由晋至宋，未见天子亲自祀灶的记录。

《新元史·礼志》：

“七祀曰：户、司命、灶、中霤、门、厉、行，附祀神位于庙庭中街之东西向，其分为四时之祭，并与宋同。宋制：立春祭户、祭司命，立夏祭灶，季夏土王日祭中霤，立秋祭门、祭厉，立冬祭行。惟中霤特祭则遍设之。各位笾、豆各二，簠、簋各一，樽二，俎二。”盖《新元史》祭灶之礼乃一仍宋制，立夏祭灶。

《明史》对五祀之礼进行了梳理：

“（洪武）八年，礼部奏：‘五祀之礼，周、汉、唐、宋不一。今拟……孟夏祀灶，设坛御厨，光禄寺官主之。四孟于有事太庙之日……牲用少牢。’制可。从定中霤于奉天殿外文楼前。又岁暮合祭五祀于太庙西庑下，太常寺官行礼。”[31]

言祭灶时间为孟夏和岁暮两次，由光禄寺官和太常寺官主持。

《清史稿》记载：

“五祀，初循旧制，每岁暮合祭太庙西庑下。顺治八年定制……孟夏大庖前祭司灶神，季夏太和殿阶祭中溜神，孟秋午门西祭司门神，孟冬大庖井前祭司井神，中溜门、午门二祀，太常寺掌之，户、灶、井三祀，内务府掌之，于是始分祭，旋复故。”

可知，顺治朝及之前都是“循旧制”，每岁暮祭灶，在太庙西庑下。顺治八年将孟夏祭祀灶神作为定制。从官方的重视程度来看，晋尤其是宋元以后，不像前代那么隆重了。此时组织祀灶的机构是内务府，内务府是清朝特有的处理宫廷事物的机构，掌“内廷诸祀”，看来，宫廷中的祀灶活动已经开始生活化，灶神信仰也开始生活化了。

腊月祭灶成为官方定制见于下文记载：

“逮圣祖厘礼典，再罢之，并停专祀。惟十二月二十三日，宫中祀灶以为常。”[32]

康熙帝厘定礼典之后，官方停止专祀，而在宫中，腊月二十三祭灶成为常事。关于康熙后宫庭中始流行的祭灶习俗，据杨福泉先生考证，清宫对此十分重视，[33]祭灶当天，亲王等“皆给假回家祭灶，以散佚大臣代值。”[34]

我们看到，在祭灶时间和祭灶次数上，先秦时期祭灶次数最多，汉代至明代，夏季专祀，岁暮合祭，清康熙朝期间，岁暮（十二月二十三）祭灶。先秦至清康熙厘礼典之前，各朝都有专门官员主持祭祀，偶有皇帝主持祭灶，但比较少见，康熙朝停专祀。祭灶地点先后有庙门外，郊、御厨、宫中等。在祭灶仪节上，各代稍有变化但都充满了威严感。汉魏晋南北朝时期是祭灶活动发生大变化的时期。那么，祭灶活动中产生以上时间变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也许可以从民间的祭灶活动中以找到部分答案。

三 民间祭灶的时间及民间信仰

民间的祭灶活动与宫廷大不相同：其时间的不确定性很强，地域差别也比较明显，由此展现出的灶神信仰内容亦丰富多样。

早在秦代，祭灶就有多个时间。江陵岳山秦简《日书》中出土一枚秦墓中的木牍曰：“祀灶良日乙丑酉未己丑酉癸丑甲辰巳（子）辛壬”。[35]笔者点逗为：

“祀灶良日，乙丑、酉未、己丑、酉、癸、丑、甲辰、巳（子）、辛壬。”

目前关于此木牍的点逗问题，学者有不同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一年中适合祭灶的时间有多次。概民间祭灶活动的目的在一开始就与官方不同。更早的还有出土于湖北荆门2号楚墓棺内的“五祀”排位，据考属于战国中期物，其中一件束腰形的木牌写有“灶”字，应是灶神的木主，[36]推测这或许与灶神信仰有关。

民间传说中亦有关于灶神的信息：

“卫灵公近雍疸[37]、弥子瑕[38]。二人者，专君之势以蔽左右。复涂侦[39]谓君曰：‘昔日臣梦见君。’君曰：‘子何梦？’曰：‘梦见灶君。’君忿然作色曰：‘吾闻梦见人君者，梦见日。今子曰梦见灶君而言君也，有说则可，无说则死。’对曰：‘日，并烛天下者也，一物不能蔽也。若灶则不然，前之人炀[40]，则後之人无从见也。今臣疑人之有炀於君者也，是以梦见灶君。’君曰：‘善。’於是，因废雍疸、弥子瑕，而立司空狗[41]。”[42]

《战国策》中的许多记载虽带有小说性质，但这则故事的目的在于通过典故以寓意，从故事侧面得知，在卫灵公看来，灶神的地位根本无法和太阳神相提并论，自己被和灶神联系，是一种耻辱。可见，在实际生活中，灶神的地位并不是很高，与礼书所载灶神在官方的庄严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

西汉始有腊日祭灶的记载：

“宣帝时，阴子方者，至孝有仁恩，腊日[43]晨炊而灶神形见，子方再拜受庆。家有黄羊，因以祀之。自是以后，暴至巨富，田有七百余顷，舆马仆隶，比于邦君。子方常言‘我子孙必将强大’，至识三世而遂繁昌，故后常以腊日祀灶，而荐黄羊焉。”[44]

阴子方，河南南阳人也，以黄羊腊日祀灶不但得到巨富，且其家族后裔官运亨通。《东观汉记·阴兴传》注：“其孙识，执金吾，封原鹿侯；兴，卫尉，鲖阳侯。家凡二侯，牧守数十。其後子孙常以腊日祀灶以黄羊。”[45]阴子方是西汉宣帝时人，其孙阴识封原鹿侯时，为建武十五年，阴识子阴兴、阴兴弟阴就皆在东汉时期被封侯。《东观汉记》是东汉几代史学家相继撰写而成的记载东汉历史的专书（该书记载内容起于光武帝至灵帝），其早期流传阶段为世人所重视，与《史记》、《汉书》被合称“三史”。《荆楚岁时记》中说：“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46]言荆楚地区（泛称长江中游一带）的人民皆效仿阴氏以达到家世富贵的愿望，腊日祭灶遂成习俗。该书还说：“十二月八日为腊日。”[47]《荆楚岁时记》是南朝梁代宗懔撰写的一部记载荆楚地区的岁时习俗之作，也是保存至今的我国最早的记载岁时节令的专著。宗懔祖籍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县东北），永嘉之乱时，八世祖宗承迁居江陵，至宗懔生活的时代，已将近二百余年。是书既是对荆楚地区岁时活动的记录，也是作者对自身及其家族社会生活的写照。可见，荆楚地区有腊八日祭灶之习俗，[48]这也是当时南北方频繁交流的结果。

在阴子方祭灶这则故事中我们发现：一方面，阴子方因孝行卓著受到了灶神福佑，有“德”之人受到了灶神的垂青，另一方面，腊日祭灶的主要原因是灶神信仰灵验，其后人将腊日祀灶坚持下来，祭品也由先时之肺、肝等改为黄羊。[49]阴氏的祭灶时间在腊日，虽然是一个很偶然的事情，然百姓纷纷效仿，世代相传，遂成普遍现象，而阴氏家族的祭灶事迹在腊日祀灶习俗的形成过程中影响很大，直到当代中国，这则故事在民间仍有流传，可见其生命力之强。但腊日祭灶并未因此而一成不变，郑玄对祭灶时间的记载仍有多种，他解释灶做：

“此非大神所祈报大事者也，小神居人之间司察小过作谴告者尔……灶主饮食之事，明堂月令春日其祀户，祭先脾，夏日其祀灶，祭先肺……今时民家或春秋祠司命，行神、山神、门、灶在旁。”[50]

指明祭灶时间在春、夏、秋三个季节；灶的功能在于，居人间司察小過作谴告者和主饮食。然郑玄在同书注中又说：“（冬）天子乃祈来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门闾，腊先祖、五祀，”郑注“五祀”做：“五祀，门、户、中霤、灶、行也”[51]，表明天子祭灶时间在冬季。看来在东汉，祭灶时间仍未确定，有夏、春、秋三个时间。

汉代民间祭灶时间不定，祭灶目的也颇具随意性：《后汉书·礼仪》（中）注引董仲舒的说说：“夏求雨，令县邑以水日家人祀灶，毋举土功，”[52]言人祀灶以求雨。《汉书》中说孙宝遇上遂心之事后“祭灶请比邻”[53]以示庆祝；《汉书·息夫躬传》载哀帝时期，息夫躬在政治斗争中含忿而死，其母愤怒无比，“坐祠灶祝诅上，大逆不道。”[54]王国维《古瓦灶跋》记载了一则瓦灶题字：“武林陈氏藏瓦灶一……左有阳识隶书三行，曰：用此灶葬者，后世子孙富贵，长乐未央，□□万岁毋凶，”[55]表现了主人希望其子子孙孙富贵、平安、吉祥的美好愿望，这对我们理解汉代灶神信仰普遍流行的原因大有裨益。由此看来，灶神的职务不只是主饮食一项，亦不仅是一家之主，人间生活的各种需求如求雨、庆祝、诅咒等，它都能够满足！

考古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关于灶神信仰的另一方面信息。梁云称：“如果说，在汉初作为汉代丧葬风气特征的陶灶仅仅出现在一些局部地区的话，那么到了西汉中晚期，它就普及到了全国。”[56]相关研究告诉我们：灶在汉代墓葬中十分普遍，这被考古学界认为是汉代的特有现象，作为明器的灶在墓葬中的摆放位置是相对固定的，这一点十分突出，黄晓芬说：“汉墓多种多样的明器组合当中，陶（木）制仓、灶、井、厕最具特点。一般情况下……陶（木）制明器的仓、灶、井则多摆放在玄门附近，或侧室入口处等，而陶厕（常与猪圈联体制作）则基本放置于木棺一侧，或棺的后方一隅。这种在同一埋葬空间内选择一定方位配置随葬品的现象，是室墓成立以来所发生的最大变化。”且，“无论墓葬规格大小，墓主身份高低，都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共同性。”[57]这反映出灶及灶神在古人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而在民间，也流传着关于灶神的各种怪异传说。《三国志》中记载方技之士管辂为安平太守王基作卦的一段文字：“辂曰：‘当有贱妇人，生一男儿，堕地便走入灶中死。又床上当有一大蛇衔笔，小大共视，须臾去之也。又乌来入室中，与燕共斗，燕死，乌去。有此三怪。’基大惊，问其吉凶。辂曰：‘直官舍久远，魑魅魍魉为怪耳。儿生便走，非能自走，直宋无忌之妖将其入灶也。大蛇衔笔，直老书佐耳。乌与燕斗，直老铃下耳。今卦中见象而不见其凶，知非妖咎之征，自无所忧也。’后卒无患。”[58]

到了东晋，一年之内仍有不只一次祭灶，《抱朴子内篇·微旨》曰：

“月晦之夜，灶神亦上天白人罪狀。大者夺纪，纪者，三百日也，小者夺算，算者，三日也……”[59]

大意是说每月最后一天，灶神要上天汇报人间罪状，概在民间每个月末都可能祭灶。不过葛洪也不敢肯定此事，接着说：“吾亦未能审此事之有无也”。但他相信，“然天道邈远，鬼神难明。赵简子秦穆公皆亲受金策於上帝，有土地之明徵。山川草木、井灶洿池，犹皆有精气；人身之中，亦有魂魄”。[60]他相信万物有灵，井灶亦然，可见在当时，祭灶是很普遍的事情。

南北朝时期，南方一带流行腊八祭灶习俗。《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条：

“十二月八日为腊日。谚言：腊鼓鸣，春草生。村人并系细腰鼓，戴胡公头，及作金刚力士以逐疫。沐浴转除罪障。……其日并以豚酒祭灶神。按礼器云：灶者，‘老妇之祭，尊於瓶，盛於盆。’言以瓶为樽，盆盛馔也。许慎《五经异义》云：‘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神也，祀以为灶神。姓苏，名吉利。妇姓王，名搏颊。’汉阴子方者，腊日见灶神，以黄犬祭之，谓为黄羊。阴氏世蒙其福。俗人竞尚，以此故也。”[61]

这是目前所见腊月祭灶在荆楚地区成为普遍现象的最早文字记载，也是一年一次祭灶的开始。盖汉魏南北朝时期是灶神信仰最为丰富的时期：一方面，祭灶的时间具有随意性，官方祭灶与实际生活相差很多；另一方面，灶神信仰本身呈现出多样性，人们通过祭灶来满足生活中的各种美好愿望，灶神的功能也发生了相应变化。[62]

随着时间流逝，作为五祀之一的灶神并没有随着其信仰内容的变化而逐渐淡出人们的生活，相反，唐宋以降，五祀诸神大多被遗忘，而灶神的名望却与日俱增。在宋代民间，腊月二十四祭灶已很普遍，范成大《祭灶词》曰：

“古传腊月二十四，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少留连，家有杯盘丰典祀。

猪首烂熟双鱼鲜，豆砂甘松粉饵团。[63]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钱灶君喜。

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杓长杓短勿复云，

乞取利市归来分。”[64]

是诗将祭灶的形式、供品、禁忌等都说的很清楚，并明确指出人们这么做的目的是希望灶王爷上天之后少说他们的坏话，多说好话。所谓“古传”，说明腊月祭灶这一时间的确立比宋代更早。又，《东京梦华录》曰：

“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请僧道看经，备酒果送神，烧合家替代纸钱，帖灶马于灶上，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 [65]

此外，我们看到在宋人的笔记、文集中，有很多关于腊月祭灶的记载，兹不赘举。看来，腊月二十四祭灶在宋代已十分普遍。[66]

《清稗类钞》记载：

“乾隆一朝，大内祀灶，在坤宁宫中行之。室内正炕，设鼓板，后先上至，驾临，坐炕，自击鼓板，唱访贤一曲，唱毕，送神，乃还宫。”[67]

乾隆皇帝参与祭灶活动，热闹非凡，祀灶活动庄严肃穆的气氛逐步为喜剧气氛所取代，这反映了灶神同祭祀者之间距离的拉近和情感的密切，从而使灶神神话又增添了新的生命力。从“宫中祀灶以为常”和“乾隆一朝，大内祀灶，在坤宁宫中行之”看，祀灶已经由官方仪式转变为和民间祭灶意义相近的活动。

清人富察敦宗的《燕京岁时记》云：“二十三日祭灶，古用黄羊，近闻内廷尚用之，民间不见用也。民间祭祀，惟用南糖、关东糖、糖饼及清水曹豆而已。”《帝京岁时纪胜》“廿三日更尽时，家家祀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祭品则羹汤灶饭，糖瓜糖饼，饲神马以香槽炒豆水盂。”看来在这一时期，腊月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是灶神上天向天神汇报人间情况的日子，家家户户都要祭灶。关于祭灶时间中的二十三或二十四这一问题，有几种不同解释，一种观点可概括为“北三南四”，有研究称：“宋代以后，灶神上天的时间……江北地区的习俗以农历二十三日为灶王上天日，江南地区的习俗以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为灶王上天之日。”[68]另一种说法是“官三民四”，笔者遍阅《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69]发现，中国北方二十四祭灶的比较多，但在二十三日祭灶的地区也不在少数，二者比率不相上下，至于中国南方，大多数的祭灶时间是“二十三或二十四”字样，而且不管哪日祭灶，其目的（祈求灶神保佑家人平安）、形式（供奉糖果、扫宅）大同小异、祭灶地点（厨房），我们认为，对于这个问题，不必深究。如果要深问形成这一现象的原因，笔者推测，大概与大年小年有关。但无论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都是新年一系列活动的开始项。

四 官方祀灶与民间祭灶的关系

官方与民间的祭灶活动就像两条直线，他们有时互相平行有时互相交叉，最后走到了一起。在灶神信仰这一现象中，上层统治者的政策明显受民间信仰的影响。从以下这则充满了神秘主义气息的记载中可看出端倪：《汉书·郊祀志》中记载以“祠灶、谷道、却老方见上”[70]并受到汉武帝尊敬的李少君对汉武帝说：“祠灶皆可致物，[71]致物而丹沙可化为黄金，黄金成以为饮食器则益寿，益寿而海中蓬莱仙者乃可见之，以封禅则不死，黄帝是也。臣尝游海上，见安期生，”[72]于是，“敬鬼神之祀”[73]的汉武帝“始亲祠灶，遣方士入海求蓬莱安期生之属，而事化丹沙诸药齐为黄金矣。”[74]首先需辨明的是，学者将此段材料作为天子亲自祀灶的开始，不妥。因为前文可见，在先秦时期已经有了天子祀灶的记录，所以，汉武帝并不是第一个祀灶的天子。其次，这段材料告诉我们，灶神的功能开始发生变化：由先前“主饮食”之官变为可致福之神。

又，由宋李昉奉敕撰写的《太平御览》引《淮南万毕术》中提到：“灶神晦日归天，白人罪，”可见，官方已经接受了民间信仰中关于灶神“白人罪”的说法。

当然，官方祀典的庄重性是首要的。《后汉书》云：“夫威仪，所以与君臣，序六亲也。若君亡君之威，臣亡臣之仪，上替下陵，此谓大乱。大乱作，则群生受其殃，可不慎哉！故记施行威仪，以为《礼仪志》。”[75]官方的活动以体现国家威严、维护政治统治为主要目的。而民间祭灶的功利性是首要的，如清宣统年间重镌的一份《灶王府君真经》中这样诵道:

灶王爷司东厨一家之主，一家人凡作事看的分明。

谁作善谁作恶观察虚实，每月里三十日奏报天庭。

读书人敬灶君魁名高中，种地人敬灶君五谷丰登。

手艺人敬灶君熟能生巧，生意人敬灶君生意兴隆。

在家人敬灶君身体康泰，出家人敬灶君到处安宁。

老个人敬灶君眼明脚快，少年人敬灶君神气清明。

世间人你何必舍近求远，游名山过海滨千里路程!

灶君前只要你诚心祝祷，无能你甚么事他也应承!

只要你存好心善行方便，我与你一件件转奏天庭。

为名的管保你功名显达，为利的管保你财发万金。

有病的管保你沉疾全愈，求寿的管保你年登九旬。

求儿的管保你门生贵子，求妻的管保你天降美人。

见玉帝我与你多添好话，祷必灵求必应凡事称心。[76]

这位不入大寺小庙的居家小神既是受一家香火，保一家康泰，察一家善恶，奏一家功过的家庭监察神，还为所在家庭驱赶或纠察鬼魅，使不为害。这真是一位神通广大的多元神！

在今天，官方的祭灶行为早已无存，而民间的祭灶活动虽有减少但仍在继续。思考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其一：从产生源头看，官方祭灶的威仪性是首要的，且在汉代，其仪式被置于五行学说体系之中，而民间的祭灶活动，一开始就是以实用性为目的的。其二，腊日祭灶是有历史传统的，先秦至明清，这一传统都不曾断裂。早在《礼记·月令》中说：“孟冬之月……腊先祖五祀。”[77]灶为五祀之一，是国家祀典活动中的重要一员，古代中国的五祀之礼不曾停止。其三，从近现代节日习俗看，祭灶逐渐成为春节活动的重要部分。目前一般意义上的春节是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开始的，在一定意义上，祭灶被视为一系列春节活动的开端。[78]其四，中国人的信仰带有很强的实用性，灶神信仰在民间主要表现为人们讨好灶神以避免它向上天报告人间罪状以及通过祭灶来祈福（灶神的功能包括掌管饮食、司掌命运、监察善恶邓）。阴子方的故事在民间口口相传，流传久远[79]，“灶王爷”或“灶君爷”一名，作为“一家之主”，为民间所供奉，直到今天。

五 结论与思考

至此，我们可对官方祀灶的时间规律做一大致总结，先秦：孟夏、仲夏、季夏、孟冬（或季冬）；东汉和晋：立夏；唐：夏；宋元：立夏；明：孟夏、岁暮；清：孟夏、孟冬，最后确定在腊月二十三。其中先秦时期的祭灶次数最多，汉以后大多为一年两次或一次；夏季专祀，岁暮合祭，清康熙后，岁暮一次，关于天子祭灶的记载，很少见，汉代有“天子始亲祠灶”[80]的记载，清代皇帝也参与祭灶活动，但此时这一活动的官方特点已经荡然无存。官方祭灶的物品也相对固定：有肺、心、鸡等。祭灶地点有庙门外，郊、御厨、宫中等。至于民间的祭灶活动，每年的次数由多次减为一次，时间由不固定到夏季祭灶，再到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祭灶，祭灶的目的也在发生相应变化，祭灶的物品也变化多样。无论官方还是民间，汉晋时期是祭灶活动发生大变化的时期。

灶神信仰内容丰富，流传时间长，范围广，我们不妨称之为“灶神信仰文化”，祀灶时间逐步由夏季确定在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日，表面上看是祭祀时间的不同，实际上是祭祀思想的差异。我们也可以将官方与民间的这种差异从祭灶文化的不同层次、内涵角度理解：前者是一种综合性的、与传统密切相关的也是社会政治体系的观念基础；而后者具有世俗性、现实性和集体传承性，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忽略各种严格的仪式，而仅去追寻一己之私。在祭灶时间的最后确立上，一种是礼仪性颇强的国家行为，一种是功利性明显的民间行为，在礼仪性和功利性的取舍上，前者当然要服从于后者。[81]

研究灶神信仰，在今天也许对我们还有一些“功用”，如，是否可以引导人们勤俭持家，提倡家庭成员团结互助，多做善事，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等。而本文关于祭灶情景的展示，无论官方还是民间，目前只能从有限的文字记载中进行逆推和想象，可能与当时的实际情况有不小差距。任何历史事件只有在它发生的“语境”中才是最真实的，故此，上文为我们展示的可能只是祭灶历史长卷中的一小部分。随着检索手段的不断改进、考古发现的有力补充和学界解读材料能力的增强，我们会揭示灶神信仰背后更为丰富、更为生动的内容。

原载《民俗研究》2012年第3期。

[1]今人关于灶神的研究，既包括灶神来历的考证、灶神形象演变及文化内涵的分析、各地祭灶风俗和民间传说的介绍，又包括对灶神系统各个层次的深入论证。而古人的研究更早，如班固、郑玄、葛洪等。总的趋向是：由浅显到深刻，由表象到内涵。

[2]（清）陈立《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77页。

[3]《汉书》卷25上《郊祀志》，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194页。

[4]《礼记·月令》郑玄曰“秋，阴气出，祀之于门外，阴也。”《十三经注疏》（上），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下同），第1372页。

[5]《礼记·月令》郑玄注云“春，阳气出，祀之于户内，阳也。《十三经注疏》（上），第1354页。

[6]《礼记·月令》，《十三经注疏》（下），第1382页。

[7]《礼记·月令》郑玄云：“夏，阳气盛，热于外，祀之于灶，从热类也。”《十三经注疏》（上），第1364页。

[8]韦注曰：“古者穴居，故名室中为中霤”，《汉书》卷25上《郊祀志》，第1194页。

[9]《尔雅·释诂》：“禋、祀、祠、烝、尝、禴，祭也。”

[10]《晋书》卷19《礼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592页。

[11]《隋书》卷12《礼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270页。

[12]《明史》卷50《五祀》，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302页。

[13]当然，在先秦时期，对“五祀”有不同说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有云：“故有五行之官，是谓五官，实列受氏姓，封为上公，祀为贵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注云：“五祀”即“木、火、金、水、土五官之神。”[13]但这是个例外。但多数情况下，“五祀”是国家祀典的一种。

[14]《礼记·祭统》，《十三经注疏》（下），第1602页。

[15]《汉书》卷25《郊祀志》（上），第1193-1194页。

[16]《周礼·春官·宗伯》，《十三经注疏》（上），第757-758页。

[17]《礼记·月令》，《十三经注疏》（下），第1364-1382页。

[18]《礼记·月令》，《十三经注疏》（下），第1364页。

[19]《十三经注疏》（上），第1357页。

[20]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下同），第395-431页。

[21]《淮南子集释》，第383-384页。

[22]《礼记·曲礼》记载：“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岁徧。”可见，一年之中祭祀灶神的次数，在同一书中，其说法也是不一致的。（《十三经注疏》（上），第1268页。）

[23]《十三经注疏》（上），第1590页。

[24]《后汉书》卷95《礼仪志》中，第3117页。

[25]《后汉书》卷95《礼仪志》上，第3101页。

[26]《晋书》卷19《礼志》上，第596-597页。

[27]《晋书》卷19《礼志》上，第580-581页。

[28]《唐六典·尚书礼部第四》，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121页。

[29]《宋史》卷130《吉礼·七祀》，第2521页。

[30]《宋史》卷130《吉礼·七祀》，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521页。

[31]《明史》卷50《吉礼四·五祀》，第1302-1303页。

[32]《清史稿》卷84《吉礼三》“京师群祀条附五祀八蜡”条，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2550页。

[33]杨福泉：《灶与灶神》，北京：学院出版社，1994年，第127页。

[34]谭天星：《御厨天香》，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210-211页。

[35]湖北省江陵县文物局、荆州地区博物馆：《江陵岳山秦汉墓》，《考古学报》2000年第4期。

[36]参见湖北省荆沙铁路考古队编《包山楚墓》（上），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156页；《包山楚墓》（下），图版四七之10-14；陈伟：《包山楚墓初探》，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67页。

[37]鲍本“雍”作“痈”，“疸”作“疽”。孟子有其人，盖医之幸者。补曰：痈疽，疡医。札记吴氏补曰，宜属上下章。丕烈案：此公子牟引卫事以告王，宜连上。卫灵公未入战国也。

[38]鲍本补曰：灵公幸臣，其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亦见孟子。

[39]鲍本卫人。补曰：韩非子亦有此文而稍异，云侏儒善假梦以见主道。恐此“复涂侦”字，或“侏儒”之讹。然彼以“痈疽”为“雍鉏”，则误也。札记丕烈案：“雍鉏”即“雍疸”，吴以为误，未是。

[40]鲍本炀，炙燥也。补曰：炀，余亮反。庄子，炀者避灶。释文，炊也，盖炊而向灶者。

[41]鲍本元在赵策。

[42]《战国策·赵策三》，《韩非子·难四》亦引用了此则故事。（《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2006年7月，第385-386页。）

[43]《说文》肉部：“腊，冬至后三戌，腊祭百神。”

[44]《后汉书》卷32《阴识传》，第1133页。

[45]吴树平：《东观汉记校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459-460页。

[46]《荆楚岁时记》，第55页。

[47]《荆楚岁时记》，第53页。

[48]此外，晋人干宝（新蔡人）的《搜神记》亦记载了阴子方腊日祭灶的故事。

[49]《荆楚岁时记》“以黄犬献之，谓为黄羊。”（梁）宗懔：《荆楚岁时记》，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55页。《古今注》云：“狗，一名黄羊。”

[50]《礼记·祭法》郑注，《十三经注疏》，第1590页。

[51]《礼记·月令》郑注，《十三经注疏》，第1382页。

[52]《后汉书》卷95《礼志志中·请雨》，第3118-3119页。

[53]《汉书》卷77《孙宝传》，第3257页。

[54]《汉书》卷45《息夫躬传》，第2187页。

[55]《观堂别集》，卷2“古瓦灶跋”，王国维：《观堂集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218页。

[56]梁云：《论秦汉时代的陶灶》，《考古与文物》1999年第1期，第51页。

[57]黄晓芬：《汉墓的考古学研究》，长沙：岳麓书院，2003年，第217-218页。

[58]《三国志》卷29《魏书·管辂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813页。

[59]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下同），第125页。同书云：“按《易内戒》及《赤松子经》及《河图记命符》皆云，天地有司过之神，随人所犯轻重，以夺其算，算减则人贫耗疾病，屡逢忧患，算尽则人死，诸应夺算者有数百事，不可具论。”

[60]《抱朴子内篇校释》，第125页。

[61]《荆楚岁时记》，第55页。

[62]至于原因，有研究认为是受了这一时期宗教的影响。详见陈陆：《灶》，《中和月刊》，1卷2期，第96页。不同观点见杨堃《灶神考》，《二十世纪中国民俗学经典》，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09-111页。同时考虑到神仙体系问题，灶祭与司命之神开始合二为一。

[63]同书注曰：“黄本作‘圆’”。

[64]范成大：《腊月村田乐府十首》之《祭灶词》，自《全宋诗》卷2271，第2630页。

[65]《东京梦华录》注者曰：“灶马仿灶君画像也，帖于灶上祭祠，以求吉祥。今年开封，仍有此风。据陈雨门《开封春节钩沉》云‘不论贫富，每家都请一张。’”卷10“十二月”条，第204页。

[66]明清至现在，民间祭灶更是普遍，学者已多有考证。如有学者指出：“明清以至近代的祭灶活动，南方一般是在腊月二十四送灶，除夕接灶，北方是在腊月二十三送灶，除夕接灶。”

[67]《清稗类钞·时令类》“祭祀唱访贤曲条”，北京：商务印书馆，1917年，第37页。

[68]有研究称罗伟国：《话说灶王》，《中国道教》2004年第6期，第45页。

[69]丁世良、赵放主编《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70]第1216页。

[71]如淳曰：“祠灶可以致福”。师古曰：“物，亦谓鬼物。”

[72]服虔曰：“古之真人也。”师古曰：“《列仙传》云：安期生琅邪人，卖药东海边，时人皆言千岁也。”

[73]《汉书》卷25上《郊祀志》，第1215页。

[74]《汉书》卷25上《郊祀志》，第1216-1217页。

[75]《后汉书》卷94《礼仪志》上，第3101页。

[76]《灶王府君真经》，清宣统年重刻，宣化府张家口朝阳洞本原惜字社存版，第3页上-4页下。

[77]《十三经注疏》（上），第1352页。

[78]由此我们想到了另一习俗——“腊祭”， 萧放说：“腊日的时间……汉代定在冬至后的第三个戌日……祭送的天神中有一位就是灶神。灶神在开始地位并不显赫，但由于其神职的特殊，它在民间岁末祭仪中，逐渐成为主要角色。后代以‘祀灶’活动替代了腊祭仪礼。”这为我们理解祭灶时间最终确定在腊月二十三日提供了很好的线索（萧放：《岁时——传统中国民众的时间生活》，第230页）。

[79]这在《太平御览》卷八百八十一和《渊鉴类函》卷三百二十等许多古籍中被屡屡记载。

[80]《史记》卷12《孝武本纪》，第455页。

[81]民间祭灶活动中的地域性差别也是应当注意的。余欣先生指出：敦煌地区，祭灶的时间“似乎毫无规律可寻……敦煌地区的材料没有一条是与中原地区定在十二月祭灶神的惯例相符的，确切原因有待考证。”（余欣：《敦煌灶神信仰稽考》，《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3期，第158页。）这不是本文关注的重点。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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