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历史：中央集权——普京的“削藩”策

今天小编今天带大家了解一下苏联历史,2000年6月30日，国家杜马通过了一份呼吁书，表示愿意与上院合作。呼吁书提议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对法案作出三点修改:第一，逐步更换联邦委员会成员；第二，由联邦主体领导人亲自任命地方执行权力机关驻联邦委员会上院的代表；第三，派出机构可以召回自己在联邦委员会中的代表。国家杜马在作出这些让步之后强硬地表示:如果联邦委员会不接受关于成立协调委员会的建议，杜马就将推翻上院的否决。面对这一情况，联邦委员会也妥协了，同意成立一个协调委员会进行协商。7月19日，杜马通过了协调委员会修改后的联邦委员会组成方案。随后，这一方案也在联邦委员会得以通过。

对于“削藩”这一仗，普京虽然没有取得全胜，却也取得了实质性的胜利。因为杜马作出的让步并不具有决定的意义，而两项根本性的内容都得以保留下来，即:地方行政长官不能同时再兼任联邦委员会的议员；总统有权罢免地方行政长官。这样，地方行政长官失去了干预中央的权力，并有效置于总统的控制之下，从而强化了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对于这次削藩”，普京评价说:“可以说，国体四分五裂的时期已经过去了。2004年5月，普京获得连选连任，开始了他的第二届任期。普京决心第三次“削藩”。他所选择的时机是“别斯兰恐怖事件”。9月1日，在车臣毗邻的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第一中学，发生了车臣恐怖分子劫持人质事件。

这次事件以一场惨剧告终，在被劫持的1181人中，死338人，伤600人，32名恐怖分子除一人被活捉外悉被击毙。9月13日，普京在白宫（政府大楼）召开会议。被邀请到白宫的不仅有全体政府成员和办公厅主要成员，还有俄罗斯各地区的首脑、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以及俄罗斯科学院院长等人。如此高规格和众多大员参加的会议前所未有。这次会议是普京为了落实他于9月4日就“别斯兰恐怖事件”在告全国人民书中所做的承诺而召开的。普京承诺，最近期间将采取一整套措施加强国家和人民的团结，建立对南俄事务状况更有效的监督。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普京提出了两项建议:一是“俄罗斯联邦各主体的高级职务人员应由各地区立法会议根据国家元首的提名选举产生”，二是“有必要实行国家杜马的比例选举制”。

他并且说:“最近时期我拟将相应的法案提请议会审议。第一条意见实际上成为组建国家地方政权的新规则，它实行中央任命制与地方选举制相结合，而把原来的直接选举制予以废除。这一办法使地方政府的产生与中央政府取得一致。中央政府的总理、副总理是由总统提名经国家议会通过的，地方政府领导人同样经总统提名而由地方议会选举产生，这无疑将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并且相应扩大了地方议会的权力，从而削弱了地方政权的独立性。第二条意见是改变杜马议员的组成成分。现任国家杜马议员一半是由各政党选送的代表所组成，另一半则是由地方议会选举所确定派驻国家杜马中来的。

普京以“加强国内政党制度的重要性”为由提出国家杜马议员应由各政党在议会选举中所获得选票的比例来分配，这就使国家杜马议员主要由各政党的代表所组成，从而提高了议会的“全国性”，避免了“地方性”，从而有利于国家的统一。这条意见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地方的势力，同时也是世界政党政治的通例。普京的提议出乎许多人的意料，认为总统提出了会议另外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如此重大和尖锐是从政、党两个方面进行的重大改革。而在普京看来，却是有备之箭，适时而发。正如普京在告全国书》中所说的:“我们表现软弱，而软弱就要挨打。”这种“软弱”不是国家军事能力不强，而是国家执政能力不强，尤其是地方政权软弱无能。

普京从车臣分裂势力所搞的一系列恐怖活动—莫斯科轴承厂文化宫劫持人质事件格罗兹尼阅兵场爆炸事件、印古什共和国遭袭事件、莫斯科空中飞机接连爆炸事件，特别是别斯兰劫持人质事件，深切体会到这一点，促使他不再拖延，毅然开始了他的第三次“削藩”。对于普京提出的新的地方领导人选举方案，遭到一些人的极力反对，谴责他“独断专行”、“倒退”，说他的建议是“中止在俄罗斯建立民主制度的历史性试验”。大多数西方报纸的反应更是异乎寻常的尖刻、粗暴，甚至带有侮辱性脆弱的萌芽，他利用别斯兰的屠杀事件企图为克里姆林宫攫取新的权力两如英国《金融时报》写道:“普京总统手提电锯上场。

一心要截断俄罗斯民主制但普京认为，俄罗斯实行直接投票选举国家总统的制度，已充分体现了公民的民主权利，其民主性比西方社会毫不逊色。至于地方政权，国家总统应当对地方领导人有任命和撤职的权力，否则管理权就难于实行。改行的地方领导人产生办法，单从民主选举制度来说是退了一步，但当前的俄罗斯正是需要倒退这一步，这出于俄罗斯的国情和强化中央权力以维护国家完整、统一的需要。俄罗斯是一个联邦制国家，而且地域辽阔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水平差异很大。俄罗斯在沙俄时期，实行君主政体国家的统一靠至高无上的皇权来维护。老苏联时期，国家统一的纽带是苏联共产党组织。

那时苏联各级领导人的产生虽然实行的也是选举制，但那是间接选举，决定权实际操之于上，正如叶利所揭示的，仍是“自上而下的任命制”。从沙俄到苏联，无论是君主专制还是一党专制，长期以来实行的都是中央集权，成为有效维护国家统一的保障。失去了党的纽带作用，联邦制的问题便暴露出来了。叶利钦把新的俄罗斯带进了民主道路，他开创的公民直选国家总统的制度无疑是历史的进步，而且这也有利于提高总统的权威，以建立强有力的中央政权体系。但问题就出现在地方政权也实行直接选举以及他迫不得已地一再让度中央权力以致使地方坐大上。就地方选举来说，效果也并不理想。

首先是大部分地区选民的积极性不高，如果有25％已登记的选民前来参选，就被认为选举可以举行。这样的选举已经失去了代表性，更不要说选举中出现的各种违规和舞弊问题了。正是基于这种情况，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对普京的建议给予了肯定性评价。他说:“普京采取的决定并不理想，但可以列举的赞成理由比反对的理由要多得多。俄罗斯在1999～2004年所进行的州长选举是一场重要的民主训练，但也掺杂着大量的舞弊行为，远非所有的地区都能物色到令人信服的合适人选。这些选举中的腐败程度也很高，还有犯罪组织的影响。商界对权力所施加的绝非大公无私的影响，在地区一级运作起来比联邦一级要容易得多。

很多地区选举都伴随着丑闻和肮脏技巧的大量运用。长期以来，在卡尔梅克、马里埃尔共和国以及其他一系列州和共和国，地方帮派势力几乎不受监督地独揽大权。离开莫斯科的干预，怎么可能解决卡拉恰伊一切尔卡斯和滨海边疆区的权力危机或者多民族的塔吉斯坦的权力问题？”他得出结论说:“我们大家可以确信，组建地区政权的新制度具有相当多的优越性。”对于地方选举制可能带来的隐患，政府领导人更加敏感，并有更深刻的认识。普京历经四年，经过三次“削藩”之战，终于削平藩篱成大道，真正建立起以邦委员会获得通过。总统制为核心的中央集权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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