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平|在美国学历史

原标题：姚平|在美国学历史

姚平，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历史系终身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客座教授。1982年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学士,1985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硕士。1990年赴美留学, 就读于伊利诺大学,1992年获文化人类学硕士, 后师从伊沛霞教授，1997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曾获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2005年度教授研究奖,中国留美历史学会2006年度杰出学术研究奖，2011年富布赖特资深学者奖。2008-2009年哈佛大学神学院研究员。著有《唐代妇女的生命历程》(2004、2006)，及英文研究性论文数十篇，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粹》五卷等。曾任全美留美历史学会主席(2007—2009)，现任The Chinese Historical Review、T’ang Studies、Daoist Studies等英文期刊编委。

近日，姚平先生新作《唐代的社会与性别文化》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们特选取昔日姚平先生关于留美生涯的回忆文字（原文出自王希、姚平主编：《在美国发现历史——留美历史学人反思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分享给大家。其中不仅有对个人求学经历的亲切记述，还有对美国大学体制的认识和对美国学术界治学和教学经验的回顾和反思。

“四十不惑,五十而知天命”,不知这一断言是否包括女性。至今每感惑于人生,也不知所悟是否当真。今年是我赴美留学第二十年,值留美同好忆旧思念,遂检点二三和之,抑或这也是命?

我的启蒙老师

我是在“文革”中度过少年时期的,当时父母都是工人,家里除了《毛选》外,并无书香可言。不过,父母从来对学校有一种敬意,对子女有所期盼,所以我也不敢过于荒废。进中学时,“文革”已近尾声,老师们渐渐地敢在课堂上教一些实在的内容,对有兴趣学知识的学生也颇偏爱。当时师生仍免不了经常正襟危坐听广播中的政治宣传,我有时会借机在课桌下偷偷地看一些“野书”。有一次,被班主任发现了,正要责备我,但看到书名是《第三帝国的兴亡》时,便改变了主意,问我能否将书借给她一星期。这套书当时属所谓的“内部参考”,班主任及与她关系较好的老师相互传阅,通宵达旦地读完。此后,我“不守纪律”时他们也就比较宽容了。我对历史的喜爱缘由一位政治老师。他见我对书法感兴趣,便介绍我参加当时非常红火的上海南市区书法培训班。我从临摹唐代四大家开始,时间长了,便对古文产生了兴趣。当时上海青年宫图书室已对外开放,可以读到《唐诗三百首》、《诗经》、《古文观止》等书,1975年暑假我天天泡在那里,把《唐诗三百首》抄了下来。1976年中学毕业,被分配到奉贤五四农场,白天干活,晚上常常在被窝里打着手电读唐诗。

1976年，上海五四农场（左二为作者)

当时,我对唐代诗人和书法家们敬佩不已,以为学历史就是读他们的作品和故事,是天下难得的快事, 1977年报考大学时便填了历史学专业,侥幸被华东师大历史系录取。1978年2月,我成了家族中第一个大学生。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句话放在华东师大历史系七七级就显得有点不够份量。那年是“文革”后第一次恢复高考,堪称十二年精英相会。我是班上年龄最小的学生之一,可以说同学个个是我师。与这些才子们同窗四年,是我一生受用不尽的财富。当然,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老师。我们的第一堂课是中国古代史,由丁季华先生讲授。他对大汶口文化情有独钟,说起遗址的发掘过程如痴如醉,以“师大版”普通话滔滔不绝,还常有“玄机”,全体同学大概永远不会忘记的那句话是:考古学家们如何“慢慢较……慢慢较……挖出了一个国宝!”当时,秦始皇兵马俑遗址的发掘工作开启不久,丁先生特地为我们开了一个讲座,眉飞色舞地介绍这个遗址的内容和史学价值,还说要请负责这项发掘的考古队长校友袁仲一先生来为我们讲课,听得我们满座惊讶和企盼。这便是我对考古学感兴趣之肇始。

王家范先生

宋、元、明、清史是王家范先生教的。当时以左倾僵化理论和范畴来阐释历史的风气仍然盛行,但王先生却非常强调多重史料的求证和多种角度的独立思辨。讲元史时,他详细介绍了《蒙古秘史》,尤其是有关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伦的记载,这大概就是我听的第一堂中国妇女史课吧。王先生的讲课是我一生中听到的历史课中最为精彩的,只要他一开口,整个教室便顿然寂静,既而感叹之声四起,或为王夫之悲愤,或怨李自成骄横。王先生曾说过,读一本书可以备一堂课,读十本书也可以备一堂课。这句话我一直奉为宗旨,所恨自己常常做不到。

在华东师大读书期间,对我影响最大的要数戴家祥先生。当时我对古文字和先秦史极有兴趣,承蒙戴先生厚爱,容我旁听他的研究生课。戴先生是王国维的弟子,精文字训诂,在解释一个字时,他会随口引用四书五经中涉及此字的章句,这种功夫实非我辈能望其项背。戴先生治学之严谨近于苛刻,不经过万无一失的考证,决不轻下断言。故九十高龄之际,方才完成他的理想巨制《金文大字典》。他为人谦恭,对学生十分温和,从不直接批评。但是他在讲课中常常会举一些因浮躁和急功近利而贻笑大方的例子,我们都知道这是他对我们的告诫。遗憾的是,三十年来,我常无奈为稻粱谋而撰文著书,交差之后总会汗颜良久,深感有愧戴先生之教诲。

1986年在戴家祥先生家与戴先生讨论一篇日语文章

大学毕业之际,我打算考复旦大学历史系杨宽教授的先秦史研究生。戴先生非常赞同,并特地致书杨先生,为我美言。当时考研并无推荐信一说,戴先生提拔后生之情可谓挚诚矣。杨宽先生治史特别强调史料与考古并重,这也对我的学术价值取向有极大的影响。我在探索每个课题时,总会想到考古资料。1983年春,杨先生带我们研究生考察古代遗迹,先北上山东、河北,再西进河南、陕西,又南下湖北,行程近两月,所见遗址遗物无数。一路上聆听杨先生回忆史学同好、畅谈治学心得,亲身感受他对史学的倾心投入,至今想来仍有自己不配做一个史学研究者之感。

1983年，与杨宽、高智群（现复旦历史系教授)在白马寺

当然,我最终还是走上了历史学的道路,不过,这又缘于一个巧合。1985年,我到上海教育学院历史系教书。当时读了不少西方人文哲学方面的译作,被列维·斯特劳斯的《野蛮的思维》深深吸引,认定文化人类学是人间最伟大的学科。其时,不少同学好友都在申请出国留学,我也跟着试试,不意被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系录取,糊里糊涂就到了美国,那是1990年8月,也是我的“炼狱”之始。如果没有美国恩师的宽容和扶持,我肯定不会有今天。

我的第一个导师叫阿尔玛·高特里博(AlmaGottlieb),主治西非和女性生命历程研究,1990年正是她在美国人类学界风华初露之际。她参与编辑的《血魔法:月事人类学》刚问世,其专著《木棉树下》也将出版。我是她的第一个中国研究生,如果说她在见到我之前对我的英语水平有所顾虑的话,那么,我们的见面则令她大失所望。我在大学和研究生期间读的都是日语,几乎没有任何英语基础,考托福时连蒙带猜,侥幸过了伊大分数线。高特里博教授第一次与我交谈时,我几乎连最简单的英语句子也听不分明。她当机立断,要我在第一年内先过语言关,并主动为我向研究生院求情。虽然学校规定研究生每学期必须修满三门研究生课,但是因为她的交涉,我第一个学期只修两门课。修她的课,我的读书笔记退下来时,满纸是她用红笔改过的词句和密密麻麻的评语。此外,高特里博教授也经常向我提供种种对研究生有益的信息,并推荐我参加学术讨论会,宣读我的论文。在她的提携下,我终于在第二年春季获得了文化人类学硕士学位。除了在学业上关心我之外,高特里博教授也非常注重让我和孩子适应美国社会。她的儿子与我女儿任任只差几个月,在集市博览会(county fair)期间,她会开车到我家,带我女儿一起去玩。圣诞节前,也会把任任接到她家,与他们一起装点圣诞树。

1992年5月伊利诺大学人类学硕士毕业（与女儿）

我来美国的原意是攻读人类学博士学位,但是一个意外的机会彻底改变了我的计划。在伊大的第二年,为了减轻负担,集中对付两门人类学研究生课,我选修了一门中国史,而这门课正是由伊沛霞教授开的“中国妇女史”。第一堂课下来,我顿觉耳目一新,原来中国史可以从那么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有那么多有意义的课题可以探讨!不过几个星期,我便有意做伊教授的门生。但是,当时我的英语口语非常差,根本不敢与伊教授说话。伊教授得知此事后,便对我说,有空上我办公室来聊聊天啊。踌躇良久,我终于鼓足勇气,向她提出自己的意愿。没想到,伊教授当场表示愿意考虑,并耐心地列出转系程序中应该办的手续。1992年秋季,我如愿以偿,成为伊大历史系的博士生,主攻中国古代史,副专业为日本史和人类学。

伊教授知道我对英语有顾虑,便竭力通过种种方式来引导我多讲、多写、多表达。在她的耐心鼓励下,我渐渐敢在她的研讨课上发言了。然而,我在其他的课上仍然是“默默无闻”。有一次,我修了一门由伊教授参与的团队教学(team teaching)课,伊教授见我一言不发,便对我说:“你不开口,就永远过不了语言关呀。你要多发言,千万不要怕自己讲错了。”之后的一堂课,我便壮胆谈了自己对该星期所读书籍的想法。不料,一位教授劈头就说:“书上没有这么说,你完全理解错了!”窘得我真想有隐身法逃遁而去。想不到下半堂课伊始,伊教授就为我“解脱”,说我的观点有意思,并举出中国史中的种种例证来圆场。我想,课间休息时伊教授一定与其他两位执教的教授商谈过此事,其用心之良苦不言而喻!

伊教授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汉学功底特别雄厚。她曾开过一门“中国史料研究”的课,一学期下来,学生都深深佩服她对中国经籍、正史以及类书的谙熟。最为可贵的是,她的学术成果却又是新一代中国研究的代表,尤其是《内闺——宋代的婚姻和妇女生活》,乃是美国的中国妇女史领域中最早以中国中心论的研究方式,结合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最新理论,以女性能动性(agency)为主题的专著。从她那里,我学到了在考察中国历史时应避免套用西方理论的倾向,以及如何在选题、研究切入点和阐述上深入浅出、独树一帜。比如,她在1991年发表的《六至十三世纪间婚姻财产的变化》一文被誉为中国妇女史研究的经典之作,这是因为它对杰克·戈迪(JackGoody)有关嫁妆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她的《性别与汉学:十四到十九世纪西方对缠足不断变迁的诠释》则将西方大量游记文献中有关缠足的记载和评论与西方的社会、文化、宗教背景以及中国和西方的互动关系联系起来,深入探讨中西关系中所反映的性别观。

伊沛霞教授

伊教授可谓著作等身,至今已发表了近二十本著作、六十篇论文。她还是一位极其能干的家庭主妇。她的丈夫是伊大生物系的一位闻名美国的讲座教授,夫妇对两个儿子的培养也是尽心竭力、无微不至。每有读过她论著的朋友问我,伊教授怎么能写出那么多好书?当然,她有着超人的学问和才智,但是我也亲身感受她治学的勤奋。她每天早早起床,在到办公室之前早已在家里做了几小时的学问。她这种只争朝夕的精神一直是我治学生涯中的榜样。

尽管伊教授万事缠身,但对学生很细心照顾。有一次,我向她谈起生活上的困难,她默默地听着,过几天,忽然打电话告诉我,她为我准备了一笔暑期助理研究(RA)基金。 1996年底,我收到了几个大学在全美历史学会年会上的预备聘任面试邀请。临行前,伊教授特地约我作模拟面试。她列出了一大串面试中可能出现的问题,让我一个个地回答。然后又细心地分析我的回答,提出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一招非常奏效,会后我收到六所大学的校园面试邀请,我去的第一个学校就是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

我的教学生涯

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以培养中学教师为宗旨,历史系尤其如此,而且成人学生比例甚高。这与我在国内执教过的上海教育学院很相像。我1985年进教育学院时,正是工农兵学员“回炉”进修的高潮期,直到1989年才第一次为从高中直接考上来的学生上课。上“回炉”课的好处是,学生们非常成熟,他们中有些已担当领导职务,有些是执教多年的老师。上课时,学生们多踊跃发言,所提问题亦颇有深度。这为我在美国教大学生打下了基础。

1988年在上海教育学院开设《中国文化史》课

进伊利诺大学的第二年,我在东亚系找到了一份教三年级中文的工作。来修课的学生大致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中国专业的博士生。在伊大,文科博士生须修两门外语,其中一门须与自己的专业相关。这些学生往往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已有一定了解,有些还曾在中国短期留学。第二类是第二或第三代华裔,他们能与父母用中文对话,但读写能力尚差,希望通过修三年级中文来提高书面文字能力。我与这两类学生都有一种特别的亲和感——第一类学生与我的专业相近,与他们的频繁接触也使我对中国研究的种种课题熟悉起来;第二类学生似乎预示着我女儿的未来。任任来美国时才四岁半,她的口语能力也几乎一直停留在这个水平上,我应该如何对待她的中文训练呢?我常常会向这些学生了解他们的看法。

当然,对我来说,这份工作的最大益处是对美国学生的了解。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们思考问题的视角和方法。有一次在读《愚公移山》时,我让他们用中文表达自己的感受。我以为,他们一定会为愚公的执著所感动。不料,学生们的第一个问题是:“愚公为什么一定要住在太行山和王屋山的北面?搬家不更好吗?”那些年轻的华裔学生纷纷说,愚公的决定非常专制,他没有权力安排子孙的命运,要求他的后代都像他那样一辈子挖山。研究生们则指出,这个故事有逻辑矛盾,虽然它所要传递的观念是:只要矢志不渝,任何困难都可以被克服,但是,最后搬掉这两座大山的还是天帝。这又在暗示:人的意志和能力都是有局限的……这些发言对我触动很大,在以后的教学中,我都以让学生充分发挥独立思考能力为主旨。

1997年2月18日,我赴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校区作校园面试。上午向全系教授们“吹嘘”自己的研究,吹得腹中空空后与他们共进午餐。下午的议程安排是:与亚洲研究的三位骨干教授(分别来自语言系、人类学系和社会学系)见面、向历史系教授们介绍自己的教学方法、分别与学生代表和院长见面、与系主任一起共进晚餐。虽然介绍研究和教学是面试的重心,但我也深知他们所要观察的是:一、我是否具备适应这个地处好莱坞与贫民窟之间、为少数民族和低收入家庭服务的学校的素质;二、他们有没有兴趣与我长年共事。我时时提醒自己,不要过于拘谨,尽量找机会作小交谈,并在“无意间”提起自己的移民经历和边打工、边教书、边学习、边带孩子的艰辛。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挑战是与这些素有修养的学者一起进餐。当时虽已留洋七年,却未曾在西餐馆受过教育。面试之前,亦死记硬背用餐程序及刀叉之术,临阵仍不免惊慌。更糟糕的是,我连菜单上的菜都叫不出名来。也许这更印证了我的移民身份和艰难岁月吧,同事们居然也不在意。晚餐时,系主任说,两星期后全系教授会投票决定取舍,如果我被列为第一选择,他将在会后电话告之。那天下午一点起我便守在电话机旁,每过一分钟,心就往下沉一截,六点过后,彻底绝望,便带着女儿去超市散心。想不到回家后,有个电话录音等着我,正是系主任的好消息!原来焦虑间,我全然忘记了伊利诺州与加州有两小时的时差。

加州的公立大学有三个系统,第一个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以学术研究为重心;第二是加州州立大学,主管本科教学和硕士培养;第三个是两年制的社区大学,以培养基本技能人才及有意转入以上两个学校系统的学生为宗旨。加州州立大学是全美国规模最大的一个州立大学系统,共有23个校区 ,在校生43万多人,教师和职工四万余人。此外,又因为加州的人口特点,学生的种族身份比例各有不同。洛杉矶校区是所有校区中拉美裔学生比例最高的,近学生总人数(约2.1万人左右)的一半,亚裔学生的比例在20%上下,白人仅10%左右,非裔约8%。这种人种比例也造成了学生群体的一些特点,比如,大部分学生是他们家族的第一代大学生,也往往是第一代或第二代移民。他们大多来自于低收入家庭,基本是半工半读,需要五至六年时间才能获得一个本科学位。正因如此,每次参加毕业典礼时我总会动情。拉美裔人善于表露感情,家庭意识也很浓,当他们家族产生出第一位大学生时,其喜悦和兴奋也就可想而知了。

此外,虽然我们学生的SAT成绩不高 ,在教课中我往往会发现一些极为优秀的学子,交谈之后方才得知,虽然他们有天分,也勤奋好学,但却从未考虑过申请一流学校。这是因为,考入美国名牌大学有其潜在的游戏规则,比如,早早为应试SAT作准备,多修、多考AP课 ,参与高中的课外团队,在各类竞赛中取得好名次等。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来自低收入学区,父母或高中老师不仅对这些游戏规则了解不多,而且也不认为一流大学是他们所可企及的。我们系每年都有一些教授们公认的优秀生,通过我们的再三劝说,不少人鼓足勇气申请一流大学的博士课程,其成功的比例是我们整个校区(也很可能是整个系统的历史系中)最高的。所以,在这个学校教书有一种特别的成就感和满足感。

2016年6月作为Asian and Asian American Studies Program director 带学生

参加 California Pat Brown Institute for Public Affairs 新闻发布会

我们学生的另一个特点是平均年龄二十七岁,比一般的大学生成熟,更珍惜学习机会,对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更有兴趣。他们不少是工作多年才入学的,也有因经济所迫辍学多年后再回母校圆梦的。我系有一份专为这类学生设立的奖学金,这是一位有过相同经历而后极为成功的系友捐助的。此外还有一些退休以后来念书的,一是为了圆梦,二是因为我校对老年学生有特殊优惠,六十岁以上者修一门课的学费是三美元,而研究型大学一般不会招收这类老年学生。我系有一位非常优秀的华裔研究生,他在获得西方哲学博士学位后,为遂父母之愿而考入医学院,并做了几十年的医生。现在他全心全意读历史,因为这才是他的所爱。可想而知,在我们课堂讨论时,学生颇多识见。而且他们还能以自己的文化和宗教背景为例来认识亚洲历史:拉美裔学生往往会批评我对传教士在中国的影响评估过于正面,阿拉伯和波斯裔学生则对丝绸之路的作用和各种宗教的相融性有非常有益的见解,而亚美尼亚裔学生往往会对种族屠杀的定义及事件刨根问底。

加州州立大学是教学性大学,教课负担之重在全美四年制大学中不多见。我每学期(每学年三学期)要教三门不同的课,每星期十二课时。此外,每学期也总要辅导几个专题研究课(Independent Studies)的本科生和研究生,再加上硕士生的论文指导、每周四小时答疑时间,在学期中,时有疲于奔命之感。系里只有我一个亚洲史教授,我要教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中国当代史、日本古代史、日本近代史、中国妇女史研讨课、中国宗教史研讨课、当代亚洲研究生研讨班、世界古代史、世界中世纪史、世界性别史,甚至亚裔美籍人史。刚开始执教的那几年,似乎除了吃饭、睡觉,就是备课、上课、改作业。女儿与我一起来加州时刚满十一岁,正应该是我多加关心的时期,但我常常顾不上与她说话,现在想起来还总有一种负疚感。不少移民为了第二代的幸福和成功而在美国这块土地上辛勤奔波、自我牺牲,然而第二代移民所付出的代价和欢乐又何其少矣!

不过,虽然教课任务重,但多年的备课和教学也拓宽了我的思路,丰富了我对社会人生的认识。以世界史课为例,每学期教一门世界史课促使我时时思考一些比较史学方面的问题,对我自己的研究很有益。更何况,近年来美国大学世界史教材非常注重社会史、生活史、各大文明间之交融和影响,以及从全球史的角度去观察一个文明,促使我在考察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尽量避免闭门造车。教亚裔美籍人史则又是另外一种感受。亚裔美籍人史是美国多元文化运动的产物,因此也是一门全新的学科。虽然我从未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但是它的内容与我和我女儿在美国的生活和身份标志紧紧关联。所以,每次上课我总是非常投入。而修这门课的往往是第二代亚裔,学生们对这个课题也有一种特殊的亲近感。因此,这门课竟一直是我所教课中学生评分最高的。每次临近期末,我都要求学生采访他们的父母或亲属、朋友,写一篇口述史,并在课堂上宣讲。宣讲课上,每有学生声泪俱下,课后他们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听说他们父母的经历和遭遇。上学期,这门课中的十篇论文被我系的学生刊物——《视角》(Perspectives)录用,将在今年春季以专栏的形式出版。《视角》在2009年被评为全美学生历史刊物第二名,我真为这些学生们感到骄傲。　

2017年4月在哈佛神学院二百周年校庆上发言

2008—2009学年,我在哈佛大学神学院(Harvard Divinity School)作附属研究员和访问教授,开设了题为“中国宗教传统与中国妇女”的研究生研讨课。我最大的感受是哈佛为教授和学生创造了一个得天独厚的教学、研究环境。首先是学术演讲和学术讨论会的频繁,学期中几乎每天都有与中国研究或宗教研究相关的一流讲座,这对开阔学生眼界和思路,以及他们研究课题的选择极有帮助。其次,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各类教学辅助机构经常主动与教授们联系,提供相关信息、竭力完善服务。比如,哈佛的视觉形象资料网(VIA) 将哈佛所属图书馆和博物馆的收藏品及幻灯片公布在网上,本校师生可以下载高精度的图片。我在网上找到了数以千计的中古时期的墓碑、经幢、壁画、塑像等的图片。如果是馆藏珍品,教授可以带学生在馆中指定房间观阅。此外,无论是教授还是学生,都可以向图书馆提出要求购买所需书籍。在这种优越的学术环境下,学生们思想之活跃就可想而知了。每周收到学生们的读书笔记时,我总有一睹为快之感,想知道他们对指定的阅读有什么独特见解,而他们也很少会让我失望。有意思的是,修我课的学生本是为满足他们研究生课程中所需的佛教部分,但多数学生最后却选择与道教有关的课题做期末论文。原来,神学院历来以培养基督教圣职人士及研究者为宗旨 ,虽然随着多元文化运动的发展,其研究范围和课程内容有所扩大,并建立了两个附属研究机构——世界宗教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World Religions)和宗教中妇女研究课程 (Women’s Studies in Religion Program),但至今尚未有主治中国道教的教授,甚至主治佛教的教授也是以研究东南亚小乘教和藏传佛教为主。因此,对这些学生来说,道教很新奇独特,似乎还比佛教更体现男女平等。

我的孜孜所求

我的博士论文题目是《白居易作品中的妇女、爱情与女性美》 ,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虽然当时美国史学界在科举制方面的研究已近尾声,但我认为科举制对唐代妇女、性别观,以及性别关系方面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应有的注重,很想通过一个个案来探索这个问题。而白居易(772—846)不仅是唐代进士文人中留下文字最多、作品体裁最为丰富的,而且,他的生活年代又正是唐代政治、社会、文化的转折期,因此,对他的一生及其作品的考察又能将科举制与性别观的关系放在唐代历史变化的大背景中去考察。在写作期间,我对《白居易全集》中的墓志铭产生了极大的兴趣。毕业之后便开始将《唐代墓志汇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以及《全唐文》中的六千多份墓志和碑文输入Excel 电子表格中。当时的目的是想了解唐代男女性在生命历程中有哪些差别,以及唐代社会变迁与这些差别有什么样的互动关系,并期望通过具体数据以及墓志记载来凸现唐代上层妇女的方方面面以及唐代社会对女性的家庭角色的期望和规范。自2002年以来,也曾以墓志研究为主体发表过一些论著 ,但我对“群体传记学”(Prosopography)这个概念的了解和探讨还是这几年的事。2008年11月,我参加了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第一届国际研讨会 ,会议中的报告和讨论更使我坚信,唐代墓志为基于对一群历史行为人的生平的集体性研究提供了绝好的资源,是在中国史传记资料比较的基础上,对中国史作更新认识的重要一环。此乃我孜孜以求之一也,亦希望籍此机会呼吁读者为CBDB贡献资料。

我最大的愿望是能够以在美国做中国史的身份起到中美文化和历史研究的桥梁作用。这是因为,虽然中美文化和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信息传播也日益普及,但两国之间在对中国史的了解和研究上仍然有不小的隔阂。首先是美国社会对中国的固有观念难以消除,这既是几十年冷战的余波,也是美国民众从小所受的“爱国主义教育”和美国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观念的反映。所幸者,在多元文化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大学的中国史课程日益受到重视,其课程内容以及中国史在世界史教学中的规范也在不断更新。而且,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学聘请中国人教授中国史。我相信,在今后的几十年中,美国民众对中国的看法会有很大的改变。但在推动这种改观上还有许多事可以做。比如,目前中小学历史教材的中国史部分还欠完善,况且各州采用不同的教材和课程标准,在全美国范围内改变这个现象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曾参与加州小学历史教材的评审和加州高中历史教师的培训,也正是希望能为推动美国中小学中中国史教学的重新规范尽一份力。此外,我在上中国史课时,尽量使用以照片和图像为主的PPT教学大纲,并将所有PPT文档上传到课程网站上,暗暗希望学生们在今后上课时用它们做参考。

在中国史研究方面,中美学者之间的隔阂反映在研究课题和研究方法上。正如李零先生在《学术“科索沃”——一场围绕巫鸿新作的讨论》中所提到的,不少美国学者对中国学者的研究不屑一顾,认为中国学者过于强调中国文化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过于轻信史料。而中国学者往往认为美国学者在研究上小题大做,其对史料的搜索和诠释往往顾此失彼;对其“解构永恒中国”的取向更是不能理解。因此,虽然中美学术交流已三十年,但从现已发表的论著来看,英语学术论著很少引用大陆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中文论著中以当今西方研究思路来选择切入点和方法论的也不多见。

1997年5月作者博士论文答辩。自左至右：委员会成员周启荣、Clare H Crowston (法国性别史教授，现任伊大历史系主任）、蔡宗奇、伊沛霞

我认为,这种学术上的隔阂还可能缘于一些深层原因。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的是一以贯之的二十四史和科举制度的传统,因此,对中国学者来说,一个“永恒中国”(或者说,“历史中国”[historical China])的存在乃是天经地义。然而,深受后现代主义、多元文化运动影响的美国学者则倾向于将这种认知看成是汉族文化霸权的反映。此外,大陆史学界曾一度受极左思潮影响,以至于学术研究往往为政治服务。近年来,虽然这种现象已逐渐消失,但各大学、研究单位在评定职称时又倾向于以量取胜,也缺乏严格的领域内同行审定的机制,因此,立论、史料和研究深度不得力的论著也确实不少。这是造成西方学者对中国学者研究成果不够重视的一个主要原因。以至于国内有才识的史学家比比皆是,他们的论著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近年来,我在为美国的一些学术刊物写审稿意见时,尽量提醒作者在讨论其研究课题的第二手资料时要包括大陆的出版物。虽然有我偏心的一面,但也是希望由此可以促进中美历史研究的交融,更希望这种交融会带来一个中国史研究的更新和突进。与此同时,我也期望诸如中国知网(CNKI)、中文集献(ChinaMaxx),乃至国学宝典等网站能够被更多的美国学者所使用。目前美国仅有极少数研究型大学有能力订购这些网站的服务 ,从美国各大学纷纷面临财政危机的现况来判断,如果要让所有美国的中国史研究者都能迅速了解中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最有效的途径是这些学术数据网站的公开。

此外,美国学术界在中国史研究上用的是另一种语言,另一套规范”,从而是一个“自成系统的学问”。虽然它受后现代主义影响至深,但给予它最大活力的却是西方社会科学中的其他学科。伊沛霞教授认为,中国史研究的跨学科现象是由三个因素造成的。第一是中国史学者往往花很长时间学中文,他们与研究中国的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及其他学科的学生同进共出课堂多年,因而互相影响。第二是美国亚洲研究学会(Association for AsianStudies)每年召开年会,使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有机会与其他领域的中国学专家相聚一堂,并促使学者们去组织一些跨学科研究的讨论小组。第三,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美国政府和福特基金会非常鼓励 “区域研究”,从而也促进了研究中国的学者间的跨学科交流。此外,美国大学非常注重教授间的学术交流,因此,中国史研究者也深受其他历史领域研究的影响。比如,虽然我校是教学性大学,但是,我系每月都有一次教授的专题报告,是我借鉴各种研究方法和选题的极好机会。

美国大学的教授评级制度也促使史学家们精益求精。美国没有专业的历史研究人员,几乎所有历史学家同时都是大学教授。评审终身教授资格或正教授资格者,除了本系的资深教授外,还有本研究领域中的主要学者。评审的最重要条件是研究成果,这种同行评审是美国大学制度健全的重要保障之一。在美国出版学术专著和文章也同样需要通过严格的同行评审,评审者有义务对稿件作出详尽的书面修改意见,如果不同意发表,也会提出具体意见。当然这种评审制存在着不少弊端,也造成有些论著的最后成形与作者的原意有差距,但总的来说,它对推进学术的作用是积极有效的。

留美历史学会年会

在上述这种学术背景和制度下所产生的中国史研究当然会与中国学者的取向和风格有很大的不同,但这或许更证明西方学者的研究有许多可借鉴之处。可喜的是,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代表性专著不少已有了中译本,据悉,有些最新著作也在翻译中。但许多开拓性、界碑性的论文(有些甚至是从事中国史研究的学者们的代表作)还未被介绍到国内来,也还没有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某一领域的重要论文作系统的梳理和介绍。这正是我希望能在这几年中尽我微薄之力去做的事。目前,我正与伊沛霞教授合编一套《西方中国史研究论文集》系列,分卷介绍美国的中国史研究的各个领域的成果。2010年将有六卷(古代史、中古史、近代史、思想文化史、宗教史、妇女史)面世。我希望,这一系列的逐步出版,不仅可以使中国读者对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的各个领域的形成、发展、趋势及其代表性成果有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而且还可以使他们了解到西方研究性论文的选题方法,研究的切入点、结构与展开,以及论文写作与长篇著作的差别。

当然,我最为孜孜以求的是在这种中美学术交融的基础上所产生的研究成果。故此,我曾在《西方中国妇女史研究译文集》前言中斗胆放言:“中国妇女史研究的前途将会是合作和共同探讨,我相信,这种合作会带来研究课题上的突破和飞跃。”

搁笔之际,正值虎年之初,愿我能心想事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