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杨曾出土一座汉墓，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原标题：都杨曾出土一座汉墓，隐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汉墓遗珍耀都杨

作者：周业锋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人在都杨镇境内的六合村委岗尾村发现一座大型古墓，后经文物部门发掘，墓中出土有陶鼎两件、陶簋一件、陶魁一件、陶炉一件、陶温酒樽一件、陶井栏一件以及残破陶器若干，后经权威鉴定，该墓葬及出土文物的年份均属汉代，距今已有两千年历史。汉墓遗珍的出土，证明了早在两千年以前，都杨大地上便有人类居住、活动，并且在那个时期达到了生活和生产的高水平。其实，都杨汉墓的发掘，给我们传递了许多历史信息，当我们将这些信息拼接起来以后，就能从中获取到不少耐人寻味的思考。今天，我就都杨汉墓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表达一些个人看法，浅论其中深远的历史意义。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一：地理位置特殊。都杨汉墓所在地是都杨镇六合村委的岗尾村，这里地处西江南岸的丘陵地带，周围高山连绵，中间形成一马平川的小盆地，无论是在古代，抑或是在现代，都非常适合人类居住。所以，由此前提下，两千年前的汉代先民选择在这片土壤上居住并且繁衍生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我们都知道，整个岭南地区在先秦时都属于百越之地，秦朝以后才开始向中原王朝归化，秦汉交替之际还隔了一个南越国时期，直到汉武帝时中原王朝对岭南地区才有相当有效的控制，但即使到这个时候，岭南大部分地区仍然是百越族后裔的聚居地；而就是处于两汉时期的都杨大地，当时同样是百越族后裔的聚居地，当时这块土地尚上未有中原汉人入住，那么位于六合岗尾的汉墓及墓中出土的珍贵文物，到底是属于土著文明抑或属于外来文明呢？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二：冥器品属超凡。都杨汉墓中出土的陶制物品均属冥器，是为墓主人陪葬的一种器物，这批冥器的出土，让我们看到了一道来自两千年前的文明曙光。而就是这批冥器，其本身具有的产品属性却非同寻常。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看这批冥器，有鼎、簋、魁、炉、樽、井栏等形式，这是将古代的生活用品制造成一种礼器、观赏器来为墓主人陪葬，希望墓主人在身后依然能够拥有生前的享受，在当时，这种享受非位高权重者不能享有。鼎、簋、魁、炉、樽等生活用品，最早产生于中原地区，后来被逐渐神化，成为了一种祭祀礼器，如在周朝时，“九鼎八簋”就成了天下共主周天子的权威象征，到了汉代时，炉就成为一种专门为祭祀焚香时而设的乡具；因此，这些古老的生活用品或者礼器冥具，大多数在黄河流域或者长江流域出现，很少在岭南地区的珠江流域出现。而都杨汉墓中出土的这些在当时象征权威和饱含享受意义的冥器，是不是说明该墓主人的身份非同一般？而产生于中原地区的鼎、簋、魁等具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物品在都杨汉墓中出现，是不是说明当时的西江水路将外来文明带到了都杨大地并为当地土著所吸收，所以今天我们才有幸目睹了这一汉越和辑的文化奇观？

△资料图：在都杨六合村岗尾村出土的物件，现存于云浮市博物馆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三：图腾崇拜突出。在都杨汉墓出土的一系列陪葬冥器中，有一件冥器最为引人注目，这就是陶魁，也称龙首柄勺。其实，从这件冥器的体型来看，应该属于魁，是古代的一种盛器，至于魁中的勺，应该在岁月的消磨中已经损毁。那么，这件陶魁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呢？原来，该魁的特别之处，就在于该魁的把柄被制作成一个活生生“龙头”形象，该“龙头”由魁身延伸出来，稍微向上倾斜，形成一种“冲天”之势，形象十分威武，因此被称为“龙首柄勺（魁）”。我们都知道，“龙”作为中华民族的崇拜图腾最早出现于三皇五帝时期的中原地区，几千年来，我们对“龙”的崇拜之情一直有增无减，特别是自有皇帝制度以来，“龙”就作为帝国最高权力的象征，神圣不容侵犯，而在墓葬中能用“龙”标志者，要么就是九五至尊的皇帝，要么就是由皇帝分封的皇亲国戚，平民百姓有在墓葬中私用“龙”标志者，轻则杀身，重则族诛。而在中原龙图腾崇拜的文化尚未传入岭南地区时，岭南的越人并不崇拜中原神话中的“龙”，而是崇拜自然生物中的青蛙，甚至认为青蛙是神兽、祖先神，这方面在今两广地区出土的大量雷纹四蛙铜鼓中得到充分体现。这样一来，我们又会诞生两个疑问——首先是在两汉时期，岭南地区（特别是粤西地区）尚未有太多汉文化渗入，那么一个产自于中原地区的“龙”形象为何会“错位”地出现都杨汉墓之中？这和数公里外的降水村“温媪豢龙”的传说是否有联系？其次，假如龙图腾文化是在两汉时期由外地顺着西江水路传播到都杨大地并为都杨先民所吸收的话，那么这样一件高等级的冥器在当时来说又到底是谁的墓葬才能享有？

△资料图：岗尾村风景照 （图片来源网络）

都杨汉墓传递的历史信息四：王城遐思契合。结合上面所说，我们对都杨汉墓产生了一连串疑问，主要是思考为何在这座墓葬中会出现一批不应该在彼时彼地出现的冥器。其实，这样的情况并非没有先例，比如在博罗庄公镇就曾出土一批珍贵的先秦青铜器，其中有青铜鼎、青铜编钟等，无论在年代上，抑或在等级上，这些遗珍都要比都杨汉墓出土的遗珍更早、更高；后来据专家认证，原来在先秦时，博罗一带曾兴起过一个缚娄王国，而这批珍贵的青铜器，就是缚娄古国遗留的文明。转而查阅本地大量文献资料，均未发现有关都杨历史上兴起过什么古国、古城的记载，也丝毫没有有关两汉时期有什么大人物居住在都杨大地的记载，那么都杨汉墓的文化奇观到底是谁创造的呢？按照这个思路，我又扩展思考范围，查阅到清代《苍梧县志》有记载：“高后五年，佗以其族赵光为苍梧王，治广信。”该文献记载的事情，是指汉高后五年，南越王赵佗封其族人赵光为苍梧王，在苍梧之地（今两广交界地区）筑苍梧城。而按照都杨原属高要县、高要县原属苍梧郡的历史看，在秦汉时期，都杨境域属于苍梧之地，后来赵佗封赵光于苍梧之地，因此当时的都杨也属于苍梧王赵光的管辖范围，该地离苍梧王城的距离并不长远，因此都杨汉墓很有可能就是当时苍梧王室贵族的一座墓葬。在此前提下推论，之前的诸多疑问都能得到解决——由于苍梧王赵光是赵佗族人，所以他必定也是来自中原的人士，因此他的家族成员的墓葬也必定有中原文明的体现，如墓中鼎、簋、魁等冥器以及龙图腾标志的出现，也正因为该墓墓主的身份不如南越王身份高，所以其冥器不能用青铜制而用陶制，在数量上也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仍能体现其权高位重的身份。另外，我们看看都杨汉墓中出土的冥器都有哪些——陶鼎、陶簋、陶魁、陶炉、陶温酒樽、陶井栏，当时的鼎、簋均为烹饪器，魁则是盛器，炉则是祭祀礼器，温酒樽则是温酒器，井栏则是生活用器，试想一下，如果当年墓主人的生活水平没有达到一定高度的话，那么他的墓葬中还会出现这些高级别的冥器吗？且这批冥器除了烹饪、饮食方面的用途外，还有祭祀、观赏方面的用途，这就说明当时墓主人在享受人生的同时已经融入了修身养性的生活元素，而墓主人的生活环境是处于一个文化多元的状态，当时的平民百姓是不会拥有如此丰富的生活的，所以都杨汉墓主人的身份必然是高于越人土著酋长而低于南越王，他极有可能就是汉代南越国苍梧王赵光的家族人员。

以上就是我对都杨汉墓传递出来的历史信息所表达的一些个人看法，当然这是不成熟的一家之言，仅为有兴趣者提供参考。而我认为，社会各界对于都杨汉墓的关注和研究应该从此刻开始，因为这座墓葬蕴含的历史信息实在太丰富、太渊博，研究这座墓葬可以得知两汉时期都杨大地乃至整个西江流域地区的生活、生产水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高度，甚至可以还原两千年前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往事......

作者：周业锋

责编：王铭灏

值班总编：卢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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