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杀人魔王还是史诗英雄？亚历山大的征服与神话

在近代西方人的历史观念中，在亚历山大死后大约三百年之内的历史，往往被视作一个介于古典希腊与罗马帝制之间的混乱过渡阶段，十九世纪初德意志地区的学者也是如此。在这时，对亚历山大观点最为出名的历史学者可说是尼布尔（B. G. Niebuhr，1776-1831）。尼布尔将当时横扫欧洲的拿破仑视为暴君，并曾经将古代雅典政治家狄摩西尼的演说词翻译成德文，印成小册子出版，狄摩西尼演说词的主旨在呼吁雅典公民对抗马其顿国王菲利普二世，也就是亚历山大的父亲，尼布尔翻译这个演说，用意在于勉励当时的欧洲人效法狄摩西尼的精神，要敢于和拿破仑对抗。

尼布尔在大学讲授的古代史课程中，更直接将自己对拿破仑的痛恨转移到亚历山大身上。尼布尔将亚历山大描述为渴望征服世界的冒险家，说他无心于新领土的建设，对部属也毫不关心，让自己成为征服欲的奴隶，就像无法自拔的赌徒，拉着部属与他一同不停地前进，导致部下离心离德。与尼布尔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el，1770-1831）却给予亚历山大极为正面的评价。黑格尔认为，亚历山大将希腊的自由文化带到东方世界，是最高级的世界史人物。不仅如此，黑格尔还主张，人们不该用庸俗的道德标准谴责亚历山大的残忍行为。尽管如此，黑格尔也认为亚历山大的历史使命就是让希腊人退出世界史的舞台，更认为之后的希腊史是混乱而无趣的。

由此可见，不论是采取批判立场的尼布尔，还是采取赞美立场的黑格尔，都不认为亚历山大是开创新时代的人物。相较之下，晚辈的朵伊森赋予亚历山大一个全新的历史定位：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代表一个世界史时代的终结，以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藉由这句宣言，朵伊森将亚历山大的地位提升为新时代的开创者。此后，希腊化时代便被视为世界史的重要阶段。朵伊森的现实关怀主要放在德意志的民族统一。他主张由普鲁士领导德国的统一，在著作中对普鲁士的支持投射到古代的马其顿王国，毕竟在德意志地区中的普鲁士，就像在希腊世界中的马其顿，都被视为崇尚军事主义，但文明程度不高的边陲国家。朵伊森强烈批判那些为了维护独立自主而与马其顿对抗的希腊城邦。他认为这些希腊城邦眼光短浅，缺乏远见，只在意各自城邦的自由，却未体认马其顿是唯一可与波斯对抗的力量，更不了解亚历山大是开创新时代的重要人物。

但朵伊森对亚历山大和希腊化时代的研究不仅只是普鲁士爱国主义的投射。朵伊森将亚历山大视为东方世界与西方世界的和解者，他将所征服的广大区域融合为一体，打破了族群与习俗的藩篱，建造一个以希腊语为共同语言，以希腊文化为共同教养的广大世界。朵伊森更指出，尽管亚历山大的帝国在他死后不久便崩解，但他的部属（继业者）在相互斗争之下，几个地域主权国家于是诞生。这些希腊化国家之间不只有相互的斗争，各国更共同地形成了极为绵密复杂的经贸和外交网络。再则，亚历山大的征服导致希腊理性思维的传布，各民族受此刺激，开始反思自己的传统与宗教，在思想上挣脱了地域和族群的限制，进而产生世界一体的概念。因此朵伊森主张，希腊化时代是史上首次的「世界一统」（Welteinheit）。 对开创希腊化概念的朵伊森来说，亚历山大所创造的「世界一统」到底有什么意义呢？在他看来，这位马其顿征服者融合东方与西方，建造了一个以希腊文化为主的广大世界，这导致希腊人与亚洲人在精神上逐渐脱离原有的、土生土长的、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旧有宗教和风俗，并预备接受一个新的、普世的、属于全人类的信仰，也就是基督教。

在耶稣的时代，尽管希腊化王国都已被罗马所征服，但就文化层面来说，罗马人却被希腊所征服，而希腊语也一直是地中海东部的通用语言。《新约圣经》便是以希腊语写成（而不采用耶稣本人可能使用的亚拉米语或希伯来语），这有利于在希腊化所涵盖的广大地区迅速传布。对朵伊森来说，亚历山大所开创的希腊化时代，可说是上帝为基督教兴起所预备的肥沃土壤。由此可见，朵伊森提出希腊化概念的时候，是带着非常欧洲中心的观点。当然，这大部分可归因于历史家本人所受到的时空局限。就算是极力批判亚历山大的尼布尔，批判的理由之一，就在于他认为亚历山大根本无心推广希腊文化，反而将东方的恶劣习俗带给希腊人。这时的西欧人，不论对亚历山大保持正面或负面评价，都很难完全跳脱欧洲中心的思考模式。从学术发展史来看，「希腊化」的概念就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产生的。

在二十一世纪，欧洲中心论和帝国主义早已被视为带有负面意义的词汇，人们也从二十世纪的历史中学到，英雄式的魅力领袖可以带来多大的人道灾难。在我们这个时代，该如何形塑对于亚历山大的观点呢？森谷公俊在此书中提出两个原则，以下个别讨论： 第一个原则是不可陷入单纯的英雄史观。作者在书中谈论了亚历山大的黑暗面，例如在征途中对各地居民的大批杀戮，特别是在巴克特里亚、索格底亚那和印度西北部等地区。在提到巴克特里亚，也就是现代阿富汗一带的地区时，更将此与近代英国、苏联和美国等强国在此地的军事行动做了批判性的联想，甚至质疑亚历山大当年是否真的成功地征服了此地。 以此为例，作者从各个角度破解亚历山大的英雄形象，这大致符合近几十年西方学术界的研究趋势。森谷公俊在书中提到所谓极限主义（Minimalism）的研究角度，也就是不把亚历山大的所有作为都看成是某一宏伟计划（例如促成东西方和解，或是推广希腊文化）的一部分，而将他每个行动视为因应个别状况的结果。

较早提出这种研究理念的，是生于奥地利的美国犹太裔史家巴蒂安（Ernst Badian，1925-2011），此外，被森谷公俊誉为「大帝研究的第一人」的澳大利亚史家博斯沃思（A. B. Bosworth，1942-2014）也是这种研究方向的重要代表。博斯沃思对史料记载中亚历山大无止境的屠戮感到心寒，并批判亚历山大以无数人命为代价，以满足追求伟大的渴望。可以说，经过二次大战的惨痛教训之后，很少严肃的学者会再将亚历山大的形象做出过于理想化的描述。 尽管如此，是否亚历山大对世界历史的意义就仅止于杀人魔王的形象呢？进一步，我们也要问，由朵伊森所提出的希腊化概念，是否是一个纯属于十九世纪的过时概念，我们无法将它更新和修正吗？对此，森谷公俊提出第二个原则：「将亚历山大的成就放在长远的时间框架中进行考察」。与第一个原则相比，作者在书中对第二个原则并未做太多的发挥，这是较为可惜之处。或许是作者在吸纳近几十年来西方研究成果，并借此解构亚历山大的伟大形象之后，就难以再用肯定的语气叙述这位君王的历史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