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历史深处的安徽公学

原标题：寻访历史深处的安徽公学

安徽公学，中国近代史上的一所传奇学校，坐落在江城芜湖，她一度让革命志士云集、名家学者荟萃；为了她，大江南北学子纷至沓来；谈起她，星辰变色、江湖震动；她曾直接推动了近代史上的朝代变迁、政权更迭。

她到底是怎样的一所学校呢？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力量？一直以来我就对她充满了好奇，总想有朝一日能亲手揭开她神秘的面纱，亲眼目睹她奇异的容颜。

苍天不负有心人。2018年10月初，“安徽第25期省级高（完）中校长在职提高班”在芜湖举办，笔者有幸参加该班学习，终于获得近距离实地亲近安徽公学的机会。

芜湖，前后来过三次，每次都来去匆匆，没有过多的盘桓，所以对她不是很熟悉。在听到我想去寻访安徽公学的想法之后，刚放下行李的新同学，来自马鞍山市的王德仁校长，十分热情地答应帮我，并立即动手在电脑上查找有关她的信息。

青弋江畔

一打开电脑，安徽公学的相关信息便扑面而来。我们很轻松地就找到了她所处的位置，原来，她就坐落在镜湖公园旁边的米捐局巷。但是接下来怎么查找，也找不到她当初的全景照片，翻来覆去，只有几张米捐局巷的旧照和原街道房屋的局部照。

观察照片不难看出米捐局巷是一条不是很宽的巷子，地面上铺着青石板，两边房屋全是徽派建筑。根据资料介绍，米捐局巷是一条宽不过两米、长不足百米的巷子，走向是从青弋江通往镜湖。资料上还说，从镜湖路进入该巷，右侧大半条巷子的房屋都是安徽公学用房，一色徽式平房，共有房屋三、四十间，门牌编号为4号（也有说是6号）。但是，信息又显示，原巷子已经不在了，原建筑也已经被拆除了。

这对我来说，这不啻于晴天霹雳，心中上万度的热情一下子降低到冰点。我不敢也不愿意相信一所名人荟萃、成就斐然的历史名校就这样干净彻底地消失了！难道在安徽教育史上影响深远、在中国革命史上功勋卓著的安徽公学就真的能轻易地湮灭吗？

沉思良久，我忽然心中升起一丝希望，那就是希望芜湖市政府在搞市政建设的时候，也许能在公学原址上留下一堵墙或是几片瓦，标上“此乃安徽公学原址”之类的印记，于公，属尊重历史文化；于私，也算是可聊慰后来者心，让后世景仰者不枉此行。然而，会有这样的机会吗？带着这一丝微薄的希望，我决定继续寻访安徽公学。

要找到安徽公学，就必须先找到米捐局巷。而眼前最有价值的线索就是：米捐局巷在现在的柳春园小学东面，南北走向，部分巷子已是二街的一部分了。

合上电脑，我迫不及待地开始寻访之旅。走出金鹰尚美宾馆，大街上已是华灯初放了，行人、车辆川流不息，一片繁华都市景象。为尽快到达目的地，我掏出手机导航，直接朝目标柳春园小学疾行。

沿镜湖公园南侧大街向东，再向南，很快就到达二街。沿着二街向东行走数分钟，就看到了柳春园小学，小学大门正对着二街。按照电脑信息提示，柳春园小学东面巷子就是米捐局巷。

巷子倒是有，可哪里是米捐局巷呢？我一口气钻了好几条巷子，全然没有“米捐局巷”字样，所有巷子都是半新的现代的普通巷子，两边都是高高的现代楼房，清一色的水泥路面，没有一栋房屋是徽式建筑，地上也找不到一块青石板。向年轻人打听，回应的是一脸茫然；向年纪大的人打听，都回答说不知道或不清楚。

我的信心一下子消失殆尽了，失望与疲惫感陡然上升，步履瞬间沉重起来。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安徽公学没了，连繁盛一时的米捐局巷也没人知道了！

伫立在柳春园小学门口，仰望着暗淡的星空，深秋的晚风轻拂着冷峻的面容，我感觉到了丝丝凉意，心绪在暮霭中飘向很远很远……

我的思绪一下子回到20世纪初。那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千疮百孔。外部帝国主义列强强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清政府沦为洋人的朝廷；内部大清帝国已经是日薄西山，军阀割据，人民赋税沉重，苦不堪言；民族企业又倍受列强的资本主义企业打压，艰难图存。在兵戈抢攘、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清政府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中国的未来充满了无限的变数。神州上空，风云激荡，风谲云诡。许多仁人志士和知识分子都在苦苦寻觅和探索着中国的未来之路。

此时，在芜湖的西南方，一位年轻人陪同恩师刚刚从日本考察教育归来。师生二人正谋求“教育救国”。为师者何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弟子何人？大清举人李光炯。

李光炯，名德膏，晚年自号晦庐老人，安徽桐城南乡人，1870年生于枞阳县李兰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少年时候家境清贫，10岁时丧母，不得不随父亲李云村就读于宣城教谕任所。李光炯虽然体质虚弱，但有家学渊源，又聪慧好学，“观书如月，运笔成风”，一时文名颇高。20岁左右以第一名补博士弟子员，旋中光绪丁酉科举人。当时“海内文宗”同乡人吴汝纶在保定莲池书院讲学，李光炯仰慕其名，遂放弃科举，负笈从游。身处“名师帐下，如坐春风。”一段时间之后，他学业大进，人品益高，深为吴汝纶所器重。

在保定莲池书院学习期间，李光炯增长了才干，开阔了眼界，也目睹了清廷之腐败，民生之艰难。特别是戊戌变法失败后的种种惨状和严酷的现实，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灵，引起了他极大的悲愤。他书写的诗句“独有哀鸿纷满眼，怅然悲愤浩难除。”就是当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1902年，李光炯受命随师东渡日本考察教育。在日本考察期间，李光炯认真研究了日本及西方诸国强盛的根由，逐步坚定了“取欧美富强之具，以异国长技，教育学子，谋求实现新学变法图强之政治思想”。他认为：“中国要想转弱为强，局部改良，搔不着痒处。于国无补，于民无益。必须推广教育，培养革命人才，积蓄力量，根除帝制，一鼓垂成。”回国后，他积极将思想化为行动，努力襄助吴汝纶创办了桐城学堂，即桐城中学前身，并担任第二任校长。此后，“锐意兴学育才”逐渐成为他一生的追求。

而此时的芜湖，江涛正拍打着潮湿的沙岸，鸥鸟正被咿咿呀呀的桨声惊扰得四处乱飞。一艘艘木船、帆船成群结队地在江面上来往穿梭，间或有高悬万国国旗的轮船鸣着汽笛从江心驶过。码头上搬运工们正挥汗如雨装卸着稻米产区运来的又要向外埠运去的大米。芜湖，一座位于水陆要冲的滨江小城，此刻正享受着米市带来的光鲜、忙碌和喧嚣。

其时，中国有四大米市，分别为无锡、长沙、芜湖、九江。而芜湖米市的形成，除了其独特的地理优势外，与李鸿章的关照关系极大。据《江广米行重建会所纪念碑》记载：“逊清光绪八年，李文忠公（李鸿章谥号文忠）请准将粮食市场，由镇江七浩口移到此地。”

据说，米市本在镇江，但李鸿章定下优惠政策，让米商有利可图，又派出说客，游说米商迁至芜湖投资开设米号，遂使芜湖米市日益兴盛。由于大米是大宗货物，更是晚清时期重要的课税货物。为避免从芜湖运出的大米在江苏境内再次课税，减轻芜湖米商的运营成本，保证芜湖米市的繁华，江苏省碍于李鸿章的情面，不得不把自己的米捐局也设置在芜湖，这样就出现了两个省的税务机构同时设置在一个城市同一条巷子的奇观。而这，就是“米捐局巷”的由来。

在“堆则如山，销则如江”的芜湖米市兴起繁盛之时，而皖省的新式教育尚不发达，为了谋求更好的教育环境，身怀“教育救国”思想的李光炯则于1903年，应湖南巡抚赵尔巽的邀请，欣然出任学风相对激进的长沙湖南高等学堂任历史教习。

在湘期间，李光炯结识了数学教习卢仲农先生。卢仲农（1877—1942年），名光浩，安徽无为县人。其父卢乐三，为人正直，学识渊博，清光绪年间曾被授予县“孝廉方正”，后出任县首届劝学所所长。母亲朱氏，出身书香门第，读书识理，后为芜湖二女中创始人之一。其兄光模，字伯荪，早年东渡日本，在明治大学攻读法律，归国后，一直在芜湖从事革命和教育工作。

卢仲农从小受家学熏陶，幼年即有志于学。早在青年时代，他就痛感清廷腐败，国事日非，在反清革命思潮影响下，决心寻求救国救民之路。1899年，他考入南京江南陆师学堂，不久又去日本留学，就读于东京早稻田大学。

李、卢二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几次倾心长谈，即成莫逆之交。1903年底李、卢二人为普及皖籍在湘人士教育，启迪民智，在长沙创办安徽旅湘公学，招生对象以在湘皖籍子弟为主。

在此之前，胡子靖先生在长沙创办了明德学堂，革命党人黄兴、张继、周振麟、刘揆一等人曾在该校任教，并与李光炯多有联系。安徽旅湘公学成立之后，黄兴、赵声等人又受聘在公学任教。

1904年初，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张继等100多人在长沙正式成立“华兴会”，准备领导起义。一时，革命志士多集中于长沙，旅湘公学成为革命党人活动的基地。

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由于革命党人活动频繁，声势日盛，清朝官员国子监祭酒王先谦很快察觉，王遂以“结党谋逆”密奏朝廷，奏词中涉及黄兴、张继等革命党人100余人。

在革命党人命悬一线的关键时刻，李光炯挺身而出为其辩护。由于李光炯素为巡抚赵尔巽、藩司张绍华所敬仰，加上李光炯辩护有力，并以全家人性命担保，因而抚署搜捕令迟迟未下，给革命党人销毁证据赢得了时间，结果自然查无所获。王先谦反获诬告罪被革职，革命党人逃过一劫，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但李光炯等所创办的安徽旅湘公学，终因环境所迫，不得不考虑迁址。

其时，中华大地乌云笼罩，清廷鹰犬四出活动，时局极为紧张。学校该迁往哪里呢？

芜湖，芜湖！历史又一次深情地呼唤着芜湖的名字，长江、青弋江向远方的游子伸出了热情而又有力的双臂。

1904年的芜湖，早已被辟为通商口岸，属于早期的“开放”城市。优越的地理位置、兴盛的米市经济、便捷的水陆交通，使其成为达官贵人、政客、留学生、革命党人和激进的民主思想者聚集之地。芜湖也与南京、武汉、上海等大城市联系密切，甚至与日本东京、英伦三岛都有往来。

这里经济富庶、交通便利、人才众多，能为办学提供了必需的资金、生源、师资等物质条件。但最吸引李光炯的并不仅仅是这些物质条件，他看重的是这里有别于省城安庆，它具有宽松的外部环境和浓郁的思想氛围，更符合李光炯“开启民智、传播思想、教育救国”的办学初衷。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光炯举棋不定之时，同乡好友陈独秀在芜湖及时发出的诚恳邀请，也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当时正是安徽拒俄运动遭清廷镇压不久，陈独秀已完成由“康党”到“乱党”的转变，认为要拒俄爱国，就必须革清廷之命，他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彻底告别维新变革的梦想。办报的经历，使他对芜湖区位优势深有认识，因而极力推动旅湘公学迁往芜湖。

而几乎从旅湘公学创办开始，《安徽俗话报》就和安徽公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陈独秀与李光炯的关系特殊，尤其是两人都与桐城文派末期的代表人物吴汝纶及其所办的桐城学堂关系密切，所以《安徽俗话报》和安徽公学的关系也就自然亲密。李光炯师承吴汝纶，并协助吴创办了桐城学堂。陈独秀从日本回国从事爱国宣传活动，常去桐城学堂与吴汝纶的学生吴汝澄、李光炯、房秩五等谈论国事，经过交流讨论，决定创办一份通俗白话刊物《安徽俗话报》。

《安徽俗话报》的核心人物即是陈独秀、吴汝澄、房秩五、李光炯等。从这里可以看出李光炯和《安徽俗话报》之间早有联系。安徽公学创办之后，陈独秀又受聘为安徽公学的教员。从这一角度来讲，《安徽俗话报》和安徽公学又很像“一校一刊”，似乎有相互依存、互为唇齿的某些特质。

1904年底李光炯经过一番权衡，终于下定决心，将旅湘公学迁往芜湖，改名为“公立安徽公学堂”即“安徽公学”。

安徽公学初为普通中学，租芜湖二街留春园（今柳春园）巷米捐局为校舍，招生开学。后又增设速成师范学校一部，首届招生50人，由留学日本的房秩五先生回国主持。监督由李光炯、邓绳侯两先生先后担任。

诚如时论所称：“夫万事之成也，必恃才与财以为之本，才与财俱备，则其事举，才与财缺其一，则其事虽举而难久。”对于兴办学堂而言，两者更是缺一不可。

当时正处于清末新政之时，政府“库储一空如洗”，各地新建学堂普遍存在办学经费不足问题，安徽公学也饱受资金短缺的困扰。

办学之初，李光炯先生精心擘画，多方奔走筹措资金。他常以吴汝纶及门弟子之资望、桐城文派之声誉，不惜终日穿戴官衣官帽，忍辱承受一时物议，周旋于皖省当道之间，结纳皖籍官员中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士如蒯光典等，为公学争取米厘和盐务部门津贴，使学校发展成为安徽中等学校中规模较大、最为著名的学校。后来那些“窃窃私议”的人明白了其中原委，对于李光炯的孤心苦诣，无不表示钦佩。

即便如此，开支浩繁的公学，仍然时有赤字出现。随着学校规模初具，加上名师云集，经费入不敷出、捉襟见肘的情况愈加频繁，办学资金基本需求“均赖本省士绅捐助弥补”才能解决。

据专家考证，安徽公学办学经费主要来源有二：一是开明官绅之力；二是商界的鼎力捐助。当时学费收入很少，如1905年招生时学费：外省学生每月英洋两元，本省学生免费就读。

那时各地英才和革命领袖常云集于芜湖，安徽公学就诚聘了当时一些著名的革命志士和专家学者到学校任教。先后来学校讲学的著名学者大约有三类：

其一是光复会会员，皖省作为光复会的主要活动区域之一，教员中光复会比例最大。如刘师培、陶成章、龚宝铨、敖嘉熊等；

其二是华兴会（含后来的同盟会）会员，如黄兴、苏曼殊、周震麟等；

其三是皖籍革命志士，如陈独秀、房秩五、柏文蔚等。此外，像谢无量、黄宾虹、江彤侯、胡渭清、俞子夷、张之屏以及章士钊、柳亚子等也曾在公学内任过教。

可以说，安徽公学集中了当时皖省甚至全国较为激进的一部分精英人士。这些激进知识分子以安徽公学为阵地，一面登坛授课，宣传民主革命思想，指导学生阅读反清革命书刊；一面又以教学为掩护，联络江淮各地革命组织，谋划推翻帝制。在1905年8月间，专心于《安徽俗话报》经营的陈独秀干脆放弃办报，全身心地投入安徽公学的教学工作。

如此众多的大家、学者、领袖人物在同一学校登坛授课，是一大奇观，使得安徽公学名人荟萃，师资异常强大，学校名噪一时，盛誉不胫而走。因为安徽公学的存在，芜湖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安徽响应辛亥革命的策源地”。

由于安徽公学享有盛誉，大江南北的有志青年纷纷慕名而来。公学有效地培养了一批富有革命精神的优秀人才，其中表现突出的金维系、刘少熙、常恒芳、孙万乘、刘文典、朱长城等人，都成为此后安徽辛亥革命的骨干力量。孙万乘在辛亥革命胜利后，作为驻守芜湖的最高军事长官，曾邀请孙中山来芜湖视察、演讲，并在米捐局巷的米捐局休息。

1905年夏，陈独秀在安徽公学发起组织岳王会，发动武装起义。1906年孙中山制定了指导各地举行武装起义的《革命方略》，安徽公学不少革命党人和激进青年离开安徽公学，分赴各地去做策动武装起义的工作，直接参与武装革命的战斗。该年年底，皖籍革命党人孙毓筠、权道涵等在南京谋刺端方，一时江淮震动。1908年安庆马炮营新军起义的主要领导人熊成基和1910年广州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倪映典都曾是岳王会的骨干成员。

安徽公学的进步宣传和鼓动革命活动，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有一段时间，在皖省尤其在芜湖，清廷侦探密布，环境十分险恶，安徽公学的相关激进活动不得不一时停滞。但安徽公学及皖省进步机构传播的革命思潮已被皖人接受，革命力量的兴起已无法遏制。

因此有学者说，“辛亥革命前夕，安徽的所有革命运动都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芜湖，而推动这项运动的人和地，实为李光炯氏与他所办的安徽公学。”安徽公学不仅成了中江流域文化运动的总汇，而且成了当时中江流域革命的中心。

众所周知，我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时期是在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前后，皖省也不例外。由于安徽公学革命的色彩浓厚，人们往往只注意到她的革命性，而相对忽略了她在整个教育体制变革和学术风气转变中所起的作用。

其实，公学既在意革命追求，又重视思想启蒙和文化教育。在教育思想上，安徽公学和《安徽俗话报》所体现的观念，呈现出新旧交替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安徽公学在安徽教育变革中所起的正是继往开来的作用。

安徽公学在李光炯等发起人的管理下，以陈独秀、吴汝澄等“桐城末流”、苏曼殊、谢无量、柏文蔚等革命激进分子为主要成员的教师群体，逐渐成为皖江流域以进步民主而享誉远近的一所学校。从当时皖省守旧的教育环境来看，公学更多的是凸显教育革新的一面。学校聘请的教员多是具备留学背景的激进且富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

有资料表明，除经学国学教员外，其余教员均系日本、上海、南京、安庆等知名学堂毕业生。他们思想开放，见识广博，敢于冲破陈规陋习和旧教育体制的条条框框，在传播进步思想的同时，更多的是以新式教育方式，传授最新的科学与文化知识。

另外，安徽公学在学术建构、课程设置方面，都与旧书院、学堂有不同之处，其“现代”特征十分鲜明，引领着当时新式教育机构革新的潮流。安徽公学开设的科目众多，除国文、历史、经学等传统科目外，还有英文、图画、音乐、修身、体操、地理等，其中算学、博物、理化均用日本书籍，日文书籍由本校教员译出，有留日教员和日籍教员。其图书仪器室所储图书、仪器、药品、标本也颇为丰富。

对于安徽公学教学成果，太平府知府汪麟昌于1906年在对安徽公学进行履勘调查后称：“该堂教员、管办员及学生均各精神奋发，志气轩昂，可推府署学堂之冠”，评价甚高。对于公学较为开明的教学氛围，报告也有所提及：“惟教员多因出洋剪发，学生熏陶所及，去发辫者众，谈论举止，饶有重外轻内的思想……”

安徽公学兴盛于芜湖，作为“中江革命策源地”的芜湖在公学兴盛前后出现了许多近代报刊，如《安徽俗话报》、《鸠江日报》、《商务时报》、《中江日报》等，公学作为文化摇篮的影响可见一斑。

民国成立后，李光炯转向实业救国，他感慨于安徽工农业的落后，全力从事职业教育。1912年，他将安徽公学改办为安徽实业学堂，并将校址由米捐局巷迁到芜湖东门外校场街，分设农、蚕、商等科以培养农业和商业人才。后来学校规模逐渐扩大，1914年改为公办的安徽省立第二甲种农业学校。一直到大革命时期，学校依然是安徽各地进步青年集聚的地方，革命运动十分活跃。芜湖历史上第一个中共党、团组织都是在这所学校内成立的。

安徽公学作为当时皖省与皖江中学、第一中学并立的三所省属中学堂之一，担负着安徽省近代教育兴起的重任。安徽公学的教员们，既在公学内传播进步思想，倡导新式教育，又和安庆尚志、桐城崇实、寿县蒙养和芍西学堂等一些新式学堂互相呼应，使新式教育思潮在皖省得到传播，为民国之后的教育制度改革奠定基础。

安徽公学是安徽新式教育的翘楚，确属实至名归。

时光荏苒，今年距安徽公学创办之年已有115个年头了。一百多年，弹指一瞬间，回望历史，恍然如昨。正如唐代诗人赵嘏《江楼感旧》一诗所云：“独上江楼思渺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来望月人何处？风景依稀似去年。”

带着抑郁、失落的心情，第二日下午以及随后几个周末，我有时独自一人，有时和同学一起，心犹不甘地多次流连于二街街头，三番五次地在柳春园小学附近徜徉。在枯燥的守望、寻觅过程中，马鞍山市王德仁校长和池州市王中平校长对我进行了长时间的倾情陪伴，我真的特别感动，也特别感谢他们。

柳春园小学

其中有两次，我们以柳春园小学为圆心，不断向四周扩展范围，试图发现当年安徽公学的蛛丝马迹，遗憾的是均一无所获。就在我们心情极度沮丧的一个傍晚，我们忽然发现在靠近青弋江岸与堤坝平行的地方，有一条酷似米捐局巷的街道，她老旧古朴，一色青石板地面，两旁也有一部分是徽式风格的房屋。不同的是，她的长度要长一些、宽度也要宽一些，似乎是米捐局巷的一个放大版。

没有真的米捐局巷可以瞻仰，却意外地看到她的一个放大版，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收获，起码是聊胜于无，不由得不让人心生一丝喜悦。端详脚下的石板路面，表面光洁如镜。位于路中间的所有石板，无一例外地凹陷很多，犹如上苍刻意打磨出的一道光滑的深槽，从中可见年代的久远和行人的众多。

这里离青弋江很近，不过百米。我想当年为米市上货卸货的工人们一定从这里经过吧？李光炯和从安徽公学出来的仁人志士们也一定从这里走过，这凹陷的青石板一定会有他们往来的足迹。

这些带有深槽的青石板是这样的深沉而又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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