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留日学生对政局有多大影响力？北洋内阁近四成阁员有留日背景

近代中国留日学生， 从1896—1937年， 大约有十万之谱。 大约同一时期， 中国人留学美国和欧洲各国的人数， 都不能与留日人数相比肩。 这些留日学生， 尤其在早期， 无论是官费生、自费生， 无论是革命派、改良派还是随大流者， 大多是抱着救国的目的浮海东渡的。 他们在日本求学期间， 或者在回国以后， 对中国的社会生活影响至大至巨， 尤其是政治、军事和基础教育方面， 更是令人刮目相看的。

1913年孙中山参加留日学生活动

近代中国第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辛亥革命， 其发动和鼓吹， 与中国留日学生关係极大。 除了国内的社会基础和阶级基础外， 这一革命的策划和组织， 可以说基本上是在日本的留学生中进行的。 孙中山奔走海外有年， 组织发动革命功不可没， 但进展不是很大。 只是在他于1905年接触了欧洲的中国留学生， 并在其后融入了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之后， 尤其是在东京留学生组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后， 革命形势的发展就一日千里， 一发不可收拾了。 中国同盟会的主要干部， 几乎都是留日学生。 辛亥革命， 完全可以说， 是在中国同盟会的组织、发动、号召和直接参与下取得成功的。 这方面， 已有许多论着作了研究， 无须多加证明。

以下我们通过一些统计数字， 来观察留日学生与中国政治生活的关係。

实藤氏注意到， 1911年武昌起义后的云南起义中， 以昆明陆军高级干部为中心的40人中， 有31人有留学日本的经历。 其实， 武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中， 曾去日本留过学的人也不少。 1911年12月， 出席17省南京会议的代表45人中， 留日者占了大半， 在这次会议上， 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月就任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内阁成员(包括总长、次长)18人， 留日学生有9人， 占了50%。 以劝进袁世凯当皇帝的臭名远扬的“筹安会六君子”， 除严複为留英外， 其余杨度、孙毓筠、刘师培、胡瑛、李燮和五人均为留日学生。

根据刘寿林编：《辛亥以后十七年职官年表》， 列出从北京临时政府的唐绍仪内阁起到北洋军阀控制的最后一届内阁止， 其历届内阁成员中留日学生数， 可作一有意义的观察。

北洋时期历届内阁成员留学情况表

以上表列留日人数中， 个别赴日考察和当过留学生监督的人也算在内。 统计数字可能并不十分精确， 但1928年前北洋政府历届内阁阁员中， 有33届阁员留日生比例达到或超过了34%， 则留日生大体占到34%以上， 是可信的。 前后17年， 共经历了46届内阁， 长的不过2年， 短的只有六天、七天， 这是近代中国历史上一段很特殊的时期。 当然， 这个统计数字具有一定的参考作用。

北洋政府庆祝一站胜利

有的论者判断， 晚清和北洋政权中， 留日学生佔有优势。 国民党政权中， 留欧美者超过留日者。 似乎也不儘然。 按照我的统计， 在广州国民政府(1925.7.—1926.12.)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6人中， 留日学生14人， 占54%；在武汉国民政府(1926.12.—1927.9.)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24人中， 留日学生11人， 占46%；在南京国民政府(1928.10.—1937.11.)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81人中， 留日生有40人， 占49%；在重庆国民政府(1937.11.—1946.5.)中先后担任过委员的66人中， 有留日背景的37人， 占56%。 以上四组政府委员7中， 有留日背景的， 均较有留学美欧、或无留学背景的人比例为高。 可能， 在国民政府以下或以外的政权机构中， 留学美欧的人超过留日的， 如王奇生根据1948年出版的《中国当代名人传》， 其中收录198名国民党党政显要人物， 其中留美出身者34人， 留欧出身者22人， 留日出身者32人。 8这当然是可信的。 但是， 政府委员中有留日背景的人比例相当高， 那幺多有留日经历的人处在最高政治决策者的位置上， 毕竟是很说明问题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 从国共两党来观察。 1921年7月，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出席大会正式代表12人中， 有7人有留学背景， 除陈公博留美外， 陈独秀、李大钊、李达、董必武、李汉俊、周佛海等6人都是留日学生， 占全体代表的50%， 只有陈谭秋、毛泽东、王尽美、邓恩铭、何叔衡等5人无留学经历。 中国国民党是在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的， 它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 于1924年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第一天会议， 经孙中山提名， 推举大会主席团成员5人(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守常)， 全部有留日经历。 大会选出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24人， 其中有留日背景的17人， 占总数的71%；候补中央执行委员17人中， 有留日经历的7人， 占41%；中央监察委员5人， 有留日经历的3人，占60%；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4人有留日经历，占80%。这几组9统计中的留日生比例，与国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为高。又据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鑒》，在63万党员中，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者占十分之一强，其中留学欧美者700余人，留学日本者1000余人。10这个数字，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近代中国还有一特殊历史现象，即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发现竟是一本汉奸名录，共列名693人，均在伪政权供职。王奇生在着作中列出52人，为其首要者。

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係，一点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3500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673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119人。

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成了回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清末新式教育草创，最严重的是缺乏教师。成千累万的留日学生上日本的预科、速成学校、师範学校，学了一年半载、三年二年，不管毕业还是肄业，大多数只相当于日本的小学、中学程度。他们回国后充实于各地的新式学堂，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学美欧的学生归国后当大学教授、校长、科学家的，远比留日学生多。这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安排。他们各自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严複翻译的少数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的政治社会学说，在19世纪末以后先后出版，使许多年青人开了眼界。但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接触了更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读到了许多经日本人翻译、删节并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启发了他们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他们首先在日本读到，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国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时代的启迪，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

有留日经历的3人，占60%；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人中，4人有留日经历，占80%。这几组9统计中的留日生比例，与国民政府中留日生比例大致相若，均较北洋政府中留日生比例为高。又据1929年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年鑒》，在63万党员中，大学和专科学校毕业者占十分之一强，其中留学欧美者700余人，留学日本者1000余人。10这个数字，也是可以说明问题的。 近代中国还有一特殊历史现象，即出现于20世纪30—40年代的若干汉奸傀儡政权。在这些汉奸伪政权的头目中，留日学生比例极高。汪精卫、周佛海、王揖唐是其最尤者。王奇生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中，找到一本1941年6月编印的《中华留日同学会同学录》，发现竟是一本汉奸名录，共列名693人，均在伪政权供职。王奇生在着作中列出52人，为其首要者。

日本留学生与中国军界的关係，一点也不比政界差。晚清政府于甲午战争败后开始筹练新军，于八国联军之役后全面推行新政，而以练兵为第一要政。海军学生一般派往欧洲，陆军学生绝大多数出身于日本各级军事学校，主要是初、中等军事学校。清末派赴日本学陆军的人数大约3500人，毕业于军事预备学校(如成城、振武)有850人，毕业于士官学校的有673人，陆军大学毕业生极少。据统计，1911—1931年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的有769人，1931—1937年间，日本士官学校的中国毕业生还有119人。

清末对军事留学生控制很严，一般均为官费派遣。政府原以为“日本陆军教育，系以忠君爱国顺服长官为宗旨，并无侈言自由与反对政府之弊”，因此对留日军事学生寄为干城之望。事实上，这种希望落空了。士官生在日本参加同盟会的就有一百多人。回国后在各地新军中任职的留日士官生，大多成了回应革命召唤成为推翻清朝统治的积极力量。武昌起义后，各省的兵权大多由留日士官生掌握。舒新城在1926年指出：“现在执军权之军人，十之七八可从日本士官学校丙午同学录，与振武学校一览(光绪三十三年)中求得其姓名。军阀如此横行，留日陆军学生自应负重大责任”。我们只要查一下北洋政府时期将军府的将军名录，和国民党政府时期的将军名录，可以相信舒新城的评论是有根据的。蒋介石、张群、何应钦等国民党军事领导人无不有留学日本陆军的经历。

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留日学生对中国的基础教育做出了贡献。清末新式教育草创，最严重的是缺乏教师。成千累万的留日学生上日本的预科、速成学校、师範学校，学了一年半载、三年二年，不管毕业还是肄业，大多数只相当于日本的小学、中学程度。他们回国后充实于各地的新式学堂，缓解了教师奇缺的困境。有的研究指出，留学美欧的学生归国后当大学教授、校长、科学家的，远比留日学生多。这是历史时代作出的安排。他们各自为祖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那个万花筒里，大大开拓了眼界，学到了许多在国内的封建禁网下不可能学到的新知识。严複翻译的少数几本西方资产阶级古典的政治社会学说，在19世纪末以后先后出版，使许多年青人开了眼界。但留日学生在日本社会接触了更大量的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读到了许多经日本人翻译、删节并加入了日本特色的西学知识。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方社会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启发了他们的思维。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也是他们首先在日本读到，并有选择地介绍给国人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各种社会思潮，装进了留日学生的头脑，并通过他们和他们创办的各种刊物，广泛传播到了国内。时代的启迪，新知的吸纳，使他们增强了民族和国家的观念，增加了他们探索国家前途、寻找国家出路的力量和武器。东西列强的虎视鹰瞵使他们具有了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的危机感。他们怀着各式各样的思想、学说和治国方案，回到国内，接受中国国情的检验，从各个不同的方向上发挥出自己的作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演出了中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舞台上方向各异的悲喜剧。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一些社会力量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由他们影响并形成的另一些社会力量则迟缓了中国社会的进步。

这就是我在上面提到的留日学生在中国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面发挥不同作用的思想方面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