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米多墙书长卷讲述有趣的中国历史

　　现在的儿童与青少年，还喜不喜欢历史？对此我有一定的怀疑，在互联网与智能科技的冲击下，文学都已经开始慢慢退场，历史还会让年轻人产生兴趣吗。在一代代人眼中，历史曾是一门重要的学科，它不仅告诉人们从哪里来，经历过什么，更能提醒人们，太阳底下无新鲜事，以史为鉴，可以少走弯路、避免悲剧。

　　为了让孩子们可以像长辈们那样，出于某种新鲜感或探索欲，继而对历史产生观察与研究的愿望，全世界的学者与教育研究者都在动脑筋，来自剑桥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泰晤士报》科学版记者劳埃德·克里斯托弗就是其中一位，他发明了“墙书”（Wall Book）。

　　所谓墙书，即用长卷的形式，将庞杂、零散的知识点，浓缩整合成一张巨大的思维导图，帮助学习者用图像和时间线的方式，全局进行跨学科思考，建立自己的知识体系。当然，于孩子而言，文图并茂，一目了然，且有游戏感，能调动学习者的参与性，这才是墙书最大的特色。

　　这一形式被借鉴到国内，国内知名出版人绿茶与文史学者杨早，便携手推出了一部可以挂在墙上阅读与学习的墙书版《中国通史》。

　　《中国通史》的版本与呈现形式有不少，而“墙书版”的《中国通史》算是形式与内容的一次大革新了。要把中国800万年的历史，放在一纸2.4米的长卷上，这需要编者付出巨大的工作量与毅力，不但要像地图那样不能出现任何硬伤式的错误，还要禁得起学界严苛的标准要求。另外，在重大历史节点、标志性历史事件与人物的选择与评价上，也要格局开阔、客观公允。 因此，《中国通史》墙书作为一部通识教育读本，对其信息传达的价值进行考量很重要，但对其观点传达的价值进行评断更重要，不能因为面向儿童读者，就忽略了历史读本严肃的内核。越是浅显易懂的语言，就越应该承担起历史教育的重大责任，教会孩子以审慎、求证的态度来面对历史，并从中找寻与自身有关的一切联系，如此，才能将编者的出版理念与读者的教育需求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中国通史》墙书的语言尽力拒绝晦涩难懂，也尽量用极简的表达，来对历史人物与事件进行定义。这样的极简表达，既画龙点睛式地给出了可以让孩子轻松记忆的要点，也给老师或家长留足了“发挥”空间……上下对比，左右参照，共读的每一位，多少都会感受到一些“指点江山”的快意。

　　兴亡更替、社会生活、空间地理、世界视角，是《中国通史》墙书构筑的四维史观，读者可以从四个维度中的任何一个切入历史，根据兴趣爱好的不同，选择“进入”历史的不一样的通道。“兴亡更替”偏向于政治，“社会生活”偏向于风土人情，“空间地理”偏向于大江大河、明山秀水，“世界视角”偏向于纵向对比……这其中，“世界视角”是比较有意思的，通过这个视角，可以轻易地找到同一时间线上东西方在发生着什么，比如1763年《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去世；2年后，英国发明家瓦特改良了蒸汽机；10年后，纪晓岚开始编纂《四库全书》；13年后，美国建立。

　　历史书除了进入课堂的教科书之外，还可以有更多灵活的方式，进入到读者的视野与精神。比如挂在墙上的《中国通史》，用游戏的态度看，用玩的心态看，先穿越历史表层的那片迷雾与冰冷，等到真正意识到历史的规律，甚至感受到历史的脉搏时，那才是真正喜欢上历史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