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人物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伟大历史转折的里程碑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邓小平。

1．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

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京西宾馆举行。

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169人，候补中央委员112人。准备在全会上增选为中央委员的宋任穷、黄克诚、黄火青、胡乔木、韩光、周惠、王任重、习仲勋、陈再道等9位同志列席了全会。

全体与会人员，除中央主席、副主席外，按地区分为6个组：华北组、东北组、华东组、中南组、西南组、西北组。

12月18日晚上，全会开幕，华国锋主持并讲话。华国锋通报十一届三中全会前中央工作会议的情况之后，宣布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要任务：

讨论通过中央政治局关于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审议、通过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和一九七九、一九八○两年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人事问题和选举成立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2．会议头两天的讨论

各小组在会议前两天的讨论中，一致同意中央确定的这次会议的议程、开法和时间安排以及会议的指导思想，坚决拥护中央坚强的决心，从明年1月份起，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性决策，并表示一定要集中精力抓紧时间学好会议的九个文件，讨论好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等重大问题。

20日上午，华北组有同志发言说：从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来说，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只有生产力的大发展，无产阶级专政才能巩固。还必须改革上层建筑与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不相适应的某些制度。经济制度的改革，主要是经济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的改革。体制就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方法就是用经济管理的办法来管理经济。政治方面，主要是政权机构改革。一是党、政要分开，改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状况。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不是党专政。党是起领导作用，是领导一切的，不是讲党直接专政。请中央考虑，把各级党委和革委会分开。省、市、自治区也应如此，党委第一书记除特殊者外，一般不兼革委会主任为好。如果党政不分，就会形成事无巨细，都拿到党委会上讨论。应本着大权独揽小权分散的原则，党委定了方针政策后，应放手让革委会去抓经济工作。

同一天上午，西南组有同志发言说：搞好全党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首先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只有经过全党的团结，才能达到全国的团结。搞好党内团结，重要的一条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大事要集体讨论。领导干部要听逆耳之言，让人家说话、出气，不要老虎屁股摸不得。只有充分发扬民主，才能统一认识，增强团结，提高战斗力。

12月18日上午和19日下午西北组讨论后，向中央提了五点具体建议：

（1）今后中央开会，在主席台就座的，应为主席、副主席、军委副主席，政治局的其他同志应和中央委员坐在一起，可以坐在第一排。这是我们党“文化大革命”以前的老传统、老作风。建议今后主席、副主席步入会场时，不要起立鼓掌，可以坐着鼓掌。这既体现了我们党的领导人和大家亲切的相互关系，又照顾了一些年老体弱同志起坐不便的困难。（2）部分开放中南海。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在中南海的旧居，要开放供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参观。将周总理、朱委员长的旧居，开辟为周总理、朱委员长的纪念馆，可不再另建纪念馆。这样，对我们的教育意义更大，感到更加亲切，还可以节省国家开支。（3）开放人民大会堂。现在不少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革命多年的老同志，连进人民大会堂看看都不行，这种状况应当改变。人民大会堂可供我国人民和国际友人参观，也可提供国际组织在此召开国际会议，赚取外汇。（4）政治局的同志要多接触群众，克服特殊化。现在政治局的同志在京西宾馆开会，单独在十三楼开饭，有时看戏还摆烟摆茶搞特殊照顾，甚至擦脸毛巾还有大小之分。政治局有的同志到医院看病，警卫森严。要改变这种作风，希望政治局的同志要利用一切机会，多接近群众。（5）成立中央书记处或设立中央秘书长。为了让中央常委集中精力考虑党和国家的大事，建议成立中央书记处，协助常委处理日常事务。如目前成立书记处的条件不成熟，也可设立中央秘书长、副秘书长。

会议前期，还有不少代表就民主与法制等方面的问题，提出了积极的建议。

3．对四个政治局委员的批评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已经有了不同程度的检讨。邓小平、叶剑英等中央常委表示，对他们的错误，要给他们一些考虑的时间，再作进一步检查。由于有一批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没有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们在会上听了介绍，看了四人的书面检讨后，颇为不满。对这四人的批评便成为12月20日以后小组会议论的主要内容。

20日，有同志向西北组提交书面发言，对汪东兴提出比较系统的、严厉的批评：

汪东兴同志的这个检讨，令人大失所望，和他所担负的职务是极不相称的：

一是上推下卸；二是避重就轻；三是应付交卷。

建议中央考虑他本人的请求，免去他所兼任的一切职务，以利于汪东兴同志加强学习，认识错误，做好工作。同时，希望汪东兴同志尽快地向中央写出检查报告，并建议中央下发各委员和各单位，以利监督汪东兴同志改正错误。

各小组对纪登奎的问题进一步揭发和批评，有三十多人发言。他们指出：不解决纪登奎同志的问题，河南就安定团结不了，实现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就有困难。必须解决好纪登奎同志的问题，否则河南广大干部和群众还是心有余“纪”。

各小组对陈锡联问题的揭发与批评，较多地集中在他捧毛远新和在东北的错误。

由于华国锋当时在党内的特殊地位，虽然四个政治局委员所犯的错误有许多是和他有直接联系的，有的实际上是因他的错误而犯的，但在小组会的发言中，基本上没有人提华国锋的错误或对他的错误提出批评，更多的是对华国锋所作的自我批评的高度赞扬，有的甚至还替华国锋的错误辩护。不能不说这是党内个人崇拜等消极现象没有肃清的一种表现。

本文节选自《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作者:程中原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4年8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