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最后时刻，汉武帝改写了历史对自己的评价！

面对汉武帝，作为一个生活在几千年后今天的人，咱们面对历史的评价也是很难的做到公正，其原因历史代表的就是过去，很多事情只能通过别人的记载，加上一些具有年代的文献去考察得来的结果是缺乏相对的公允性的，加上咱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是不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历史的认知是不一样的，有人喜欢汉武帝，称他为一代大帝，有人说差点汉武帝就由于自己的“穷兵默武”而变成一代暴君了，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大家都普遍比较认可他的丰功伟绩呢？

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六月，这天六十八岁的汉武帝刘彻下了一个诏书，这个诏书也可以说是历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诏”——轮台诏。在这个诏书中汉武帝认清了一个事实是“汉武帝终于痛苦地接受了这一事实，彻底降服匈奴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汉帝国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来征战了”。此时的汉帝国已经陷入了风雨飘摇之中了，在此两年前（公元前91年），曾发生了震惊天下的“巫蛊之祸”当时情况下，被人陷害很无奈的太子刘据由于政变兵败而自杀，皇后卫子夫也是由于悲伤过度而追随儿子而去，第二年（公元前90年），发生了一件让汉武帝无法接受的事件，那就是在汉武帝后期最倚重的将领大将军李广利阵前投降匈奴，这个事件基本上已经宣告刘彻武力解决匈奴问题的最后破产。

汉武帝面对这样打击也是知道自己是无力回天了，政治军事双重挫败之下，汉武帝刘彻此时可以说也败光了文景之治积攒了几十年丰厚的家底，根据《汉书》中的说法“海内虚耗，天下户口减半”。如果是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当时在轮台诏之前的三个月，汉武帝在泰山附近的封禅仪式上做过更为深刻的自我反省和自我批评：“朕继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

通过司马光对于汉武帝的评论“穷奢极欲，繁刑重敛，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这一连串的四字成语可以看出，司马光已经对汉武帝的评价无限接近了秦始皇的暴政了，真的是如果不是汉武帝晚而能改过的轮台诏，可能汉武帝会在历史上被评价为一代暴君。

按照陈苏镇先生的说法：轮台诏其实并没有全盘否定汉武帝数十年的扩张边疆的事业，更是未曾否定其全盘的事业，轮台诏的发出并不是汉武帝想改变原来的主张，恰恰他只是推迟了征服匈奴的时间，放慢了经营西域的节奏。或许可以这么说，汉武帝直至去世（公元前87年，轮台诏之后两年），也不会对自己的一生的所取得的“成绩”有任何的悔悟，他的反省只是非原则性的细节，比如没有把控好战争节奏罢了。

汉武帝自从十五岁登基以来，在位五十四年，在这五十四年的时光里，给人留下的印象好像国家都是处在烽火连天的战斗之中，在这五十四年中，汉武帝正的是把汉朝周围的国家给打了一个遍，东并朝鲜、南吞百越、西征大宛、北破匈奴，为咱们国家现在的版图着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汉武帝的一身都是在不断的进行着战争，可以说把“穷兵默武”这个成语阐述的淋漓尽致，也是他的施政方式，仿佛他的一生就是为了战争而来，而他和秦始皇的相似点也正是这点，不擅长与对自我的节制，无视国力民力的极限，任由开边欲望无穷蔓延。

就是由于汉武帝这种好战的基因存在，才让后人给他另一种评价，他要是打起仗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了，他不把国家打到崩溃的边缘，不把民力使用到极限，不把战争打到四面开花难以为继，他是不会停下征伐的脚步的。面对这种情况，咱们可以剖析一下当时的汉匈战争，当时给人的感觉是好像全过程中都是汉武帝都是在主宰者战场战争的进行，其实结果就是做了“以本伤人”的事情，还享受这这种杀敌一万自损八千式式的胜利，但这段时间中，确实是存在有见好就收的时间窗口，也就是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在毕其功于一役的漠北战争中，匈奴的主力军团其实已经被卫青和霍去病重创，出现了“匈奴远盾，漠南无王庭”的大好局面，同时也为汉高祖“白登山之围”的百年耻辱连本带利的报了，匈奴再也无法构成对汉帝国的军事威胁。

历史证据曾记载了一个汉武帝的狗血发言“寇可为，我复亦为：寇可往，我复亦往”。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有为”之君，可能汉武帝最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有所为，有所不为”。只知道一味的强攻猛打，不知道战争可以见好就收，面对战争取得的成绩还是非常贪婪的，根本管不住自己的扩边欲望。

鲁西奇先生在《何草不黄》中写到，“用帝王的威权与国家资源，去成就丰功伟业，固然不容易，而作为帝王更困难的是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是亲自否定自己的功绩，这种否定的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远远大于创建丰功伟绩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

但是这一代帝王却当站在悬崖边上的时候却抓住了自己人生最后的时间窗口，不但是翻转了历史对自己的评价同时也是为自己的帝国扳回了颜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