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历史｜早在公元前920年，就有人开始买卖土地了！

1975年的2月，天气还非常的寒冷，但是位于陕西岐山南麓的董家村却人头攒动，因为在这里发现了一处周代的青铜器窑藏，而这一消息，让当时整个世界的考古界都为之沸腾。

窑内出土了从周穆王到周宣王，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总计37件，其中大部分铜器上铸有铭文，对研究从穆王以后到宣王这一段西周中、晚期的政治、经济、法律、土地制度和阶级关系等方面的历史，意义非凡。

在众多的珍贵文物中，周恭王时期的一个卫盉，盖内虽只有铭文132个，却记录了这样几个“故事”：

周恭王三年，裘卫用价值八十朋的一块玉璋，租得矩伯的十田；共王五年，裘卫用自己的五田与邦君的四田相交换；共王九年，矩伯取裘卫一辆车子和车马的饰件，裘卫另外送给矩妻四卷帛，矩伯便把一片土地和林木送与裘卫。

而这些记录，清晰地反映出，最晚在周恭王三年（公元前920年），就已经出现了对土地的租赁、交换与买卖。

这不仅是中国最早的关于土地租赁与买卖的记载，也是世界上有据可查的，最早的关于私人间土地租赁与买卖的记录。

希腊于公元前434年才开展全国性土地丈量和分配，埃及于公元前300年才开展地籍的测量。仅从房地产的历史来看，中国确实傲视全球。

回溯到更古老的过去，在中国古代，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实行的是却土地国有制。

这与我们今天的土地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形式上有些类似，但当时的土地国有制，又是“王有制”，全国的土地，都是国王一人所有。《诗经·小雅·谷风之什·北山》中，就说得很清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而在《礼记·王制》中也说“田里不鬻（yù）”，什么意思？就是说土地不能随意转让和买卖，只能由国王来分封、赏赐、授予或收回。而在当时，岂止是土地，姓氏与生命，都是属于国王的。

秦始皇31年（公元前216），秦始皇下令：“使黔首自实田。”黔首，是秦朝对百姓的称呼；自实田，即废除历来由国家给人民授田的制度。自此以后，土地的买卖兼并，就盛行了起来，土地也终于可以自由买卖了。

从王权所有制开始，到国家授田制，再到后来绝大部分土地都演变成了个人所有的私有制。土地制度的改革，也带来了社会生产力的进步。而自此以后，“地主”一词，便逐渐为人们所知、所惧、所羡了。

而当一切发展到了晚清时期，不同的“地主”组成了从上至下拥有社会地位与政治特权的一国天子、世族地主、缙绅地主，以及社会地位较低、没有政治特权的庶民地主。

有的地主，修桥、铺路建祠堂寺庙，有的地主，欺男霸女，为富不仁。在封建制度发展的后期，甚至出现了苏鲁地区新媳妇，要先给地主睡三天的恶劣规定。

很多地主，不仅剥削为其工作的佃农、长工，也在不断地剥削着自己。他们一有钱便买地，并用地上产出的作物卖钱，继续买地。大部分的地主，家里并没有金山银山，桌上并没有山珍海味，他们所有的财富，都是祖传与买卖下来的一块块或肥沃、或贫瘠的土地。

抗日战争之时，地主里有坏人，与日本人为伍，欺压百姓，也有好人，为革命志士们捐钱捐粮。

（《白毛女》剧照）

1905年8月，中国革命同盟会成立，孙中山被推举为总理，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从“平均地权”一个侧面，我们就能够想见封建社会后期，大量土地与资源，普遍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导致社会贫富差距过大、民怨沸腾的状况。

1927年，中国共产党在“平均地权”的基础上，抓准人心，提出了升级换代的“打土豪、分田地”，从而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耕作热情，吹响了反帝反封建的号角，为各级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打下了坚实基础。

冯友兰先生曾在《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提到：

“在一个农业国家里，财富的首要基础是土地。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经济思想以致政府措施，都是以土地的分配和利用为中心的。”

从这一个角度切入，我们便可以看到，华夏文明的发展史，也是土地不断分散、聚拢、扩张、再分散的历史。

公元765年前后，诗圣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这样写道：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斗转星移，沧海桑田，2018年末的今天，作为子孙儿女的我们，仍然在为“房子”所发愁，先贤们的夙愿，何时才能实现？

现在我们的一切，又是否对得起祖辈们曾经受过的苦难？

华夏民族，何时才能真正的不为房产所羁绊？